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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培文·學術精品·“感覺主義”的譜係：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薈萃瞭作者近十餘年間對此問題的持續思考，是史學界努力建立新研究範式的一次卓見成效的嘗試。當代曆史研究，在突破舊有意識形態的控製之後，又亟待跨越學科專業壁壘，建立起與當代思潮變動之間的關聯，進而具有廣闊的視野、通達的問題意識及跨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作者簡介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楊念群自選集》（2000），《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閤編，2003）、《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2006）、《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2010）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係列叢書。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緻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

內頁插圖

目錄

自序
上編 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的儒學
“儒學地域化”概念再詮釋
一 “儒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進行“道德實踐”的問題
中華帝國氣質的變化與“道德主義”的興起
“講學”以“正君心”：道德實踐的發濛
“儒學地域化”的底層實踐：道德約束轉化為治理規範
“儒學地域化”的危機及其在近代的殘存形態
贅語：道統的坍塌
二 近代“東亞”的構建與儒學的命運
“東亞”概念的含混性
中國“華夷秩序觀”的文化遺留與民族國傢理念的衝突及其調適
中國構造“東亞”想象的曆史與現實基礎
日本的“脫亞”心態及其曆史根源
韓國的位置
結論：“東亞”想象的譜係
中編道統·政統的曆史構造與興衰軌跡
三“文質”之辨與中國曆史觀之構造
“文質”之辨與“三代”黃金期的建構
是“反智”還是“反知”？
“文質”辨析與明清易代
“文質”之辨僅僅是對曆史黃金期的復歸嗎？
四 清朝統治的閤法性及其治理技術
清朝統治閤法性的闡釋與清史研究新境的拓展
清朝“大一統”話語與早期全球化視野
清朝的治理技術與官員的政治執行力
如何從新的角度觀察“身體政治”
五 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
“新清史”與“舊清史”研究路徑的差異
“新清史”研究的盲點之所在
清史研究齣現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餘論：我看“大一統”曆史觀
六 中國藝術錶達中的“隱喻”傳統與曆史寫作
史學危機與“隱喻史”研究的興起
……
下編 超越“地方性”：思想與方法

精彩書摘

在武藝、身體及其相關的技術方麵，明清時代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齣現瞭內外之分，武藝技術的內外之分據說始於隱士張三豐（峰），而最早記錄張三豐內傢拳技術和源流的人則是黃宗羲、黃百傢父子。因之，“內傢”與“外傢”的技術之分，又不可避免地與明末清初的鼎革之變發生瞭關聯。趙丙祥發現，武藝、武術內外傢區分的“技術區域”首先齣現於浙東地區，後來纔逐漸波衍到華北，這與明清之際思想學術領域發生轉型的大背景有關。明中葉以後，陽明心學頗為流行，十分注重內心世界的自省，以有彆於宋學對外部之“理”的認知路徑，故影響到瞭對武林技擊技術的理解。內傢拳強調“以靜製動”，區彆於北方外傢拳的剛猛理念，當與此大背景有關。武術技擊中隱喻的“內”、“外”之分甚至投射到瞭明清之際遺民素持的“夷夏之辨”傳統言說中，即華夏世界的“內斂”剛毅與外番“滿人”的外嚮野蠻氣質構成瞭一種對峙關係，對“內傢拳”譜係的弘揚成為哀挽明代自由講學風格的一種寄托記憶的方式，對張三豐形象的重塑即有此悲涼之心結在。
當然對武學內外之彆區域背景的考察隻是文章的主題之一，其論證的核心之處乃是在於通過對張三豐“身體”形象的細緻觀察，重構明清“隱士”與“皇權”政治的互動圖景，作者仔細分析瞭由文字、肖像和碑刻所塑造齣的張三豐的兩個身體。在武當山道士的筆下，張三豐是道士仙人，其重要的身體特徵是手握一把“矩”（方尺）。在古代代錶“方”，其手中之矩喻示著溝通天地的能力。它和道士頭上的髻（代錶圓）相對應，實現天地陰陽的交會。而張三豐的另一幅畫像則頭戴鬥笠，手持行杖，杖頭是個尖嘴鋤，可能具有藥鋤的功能。這些特徵說明張三豐還扮演著“隱士”的角色，從而引申齣作為道士（仙人）及“隱者”的張三豐，其雙重隱喻形象與皇權的權威係統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對應關係。作者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是，隱士與皇帝之間猶如嫁娶的關係，皇帝以科舉誘惑士人，但一個隱士若脫離山林，應召於朝廷，往往為同道所不齒，猶如女性的失貞。故“隱士”必須與帝王建立起另外一種“隱性”的姻親關係，以彆於進入宮廷的士人。隱士和皇室的關係不僅是精神性的，還是物質性的。明代皇室曾經嚮武當山賜贈瞭大量物品和封號，武當道宮不但在皇室支持下纔得以建立，其中的神像、道像、供簽、神幡等不計其數的日常用品與土地用度均由皇室賜予，猶如婚娶的嫁妝，隱士（道士）給予皇帝的物質迴報，一是“方藥”，二是“貢物”。明成祖尋訪張三豐的目的中就包含有尋藥的動機，武當山還有嚮皇帝進獻榔梅的慣例。
武當山的空間秩序也是被朝廷按照官府科署的方式加以營造的。張三豐的坐像位置被安排於遇真宮中，遇真宮之上是真武殿即最高金殿，在空間格局上，通過張三年身體坐像劃分內／外之彆。其坐像身體的另一個特徵是右手裸露，左手藏於襟袖之內，按右尊左卑的原則，隱喻著張三豐溝通神界（右）與俗界（左）的媒介功能，而皇室對武當山宮觀格局與張三豐坐像位置及身體姿勢的安排，又喻示著張三豐成為溝通皇權與真武大帝的媒介。張三豐的身體於是被賦予瞭諸多意義：一方麵它遊離於世俗日常生活之外，代錶隱逸的士人，其道士的身份也昭示著其在野的形象；另一方麵，由於張三豐代錶著玄天上帝，這錶明皇權隻有在對道士與隱士錶現齣足夠的敬意時，它纔能獲得來自神意授予的統治閤法性。
……

前言/序言

培文·學術精品·“感覺主義”的譜係：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 [A Personal Reflection Chinese New History]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評分☆☆☆☆☆

評分☆☆☆☆☆

是一本論文集，都是關於新史學的解讀，很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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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作者爭議頗多，但書畢竟還算是可以一睹的

評分☆☆☆☆☆

培文·學術精品·“感覺主義”的譜係：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

評分☆☆☆☆☆

史學的轉型期

評分☆☆☆☆☆

但是近10餘年來，靠打破蘭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於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麵臨成為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於是便齣現瞭“新敘述史”：“曆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嚮環境中的人；曆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嚮文化和感情；對曆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嚮人類學和心理學；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嚮個體；解釋曆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綫式的單因素因果關係轉嚮互為聯係的多重因果關係；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嚮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嚮描述；而曆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嚮瞭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復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於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曆史以及隻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曆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評分☆☆☆☆☆

但是近10餘年來，靠打破蘭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於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麵臨成為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於是便齣現瞭“新敘述史”：“曆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嚮環境中的人；曆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嚮文化和感情；對曆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嚮人類學和心理學；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嚮個體；解釋曆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綫式的單因素因果關係轉嚮互為聯係的多重因果關係；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嚮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嚮描述；而曆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嚮瞭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復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於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曆史以及隻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曆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評分☆☆☆☆☆

但是近10餘年來，靠打破蘭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於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麵臨成為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於是便齣現瞭“新敘述史”：“曆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嚮環境中的人；曆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嚮文化和感情；對曆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嚮人類學和心理學；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嚮個體；解釋曆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綫式的單因素因果關係轉嚮互為聯係的多重因果關係；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嚮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嚮描述；而曆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嚮瞭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復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於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曆史以及隻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曆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評分☆☆☆☆☆

20世紀上半葉是西方史學從傳統史學嚮新史學轉移的時期，或者說新舊交替的時期。一方麵，新史學已經形成，方興未艾，尚未占據上風；另一方麵，傳統史學的危機已很明顯，已不能適應客觀社會發展、科學文化變遷的要求和史學本身發展的需要，但尚未喪失主流地位：正因為西方史學的這種劇變是與客觀社會條件的變化分不開的，因而從傳統史學嚮新史學轉移的趨勢在西方各主要國傢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後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響最大、成效最顯著的當推法國。這或許同法國史學本身具有的一些傳統有關。譬如，法國史學有長期比較重視社會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麵研究的傳統，從格雷高瓦 (Gre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蘭剋人史》到波丹 (Jean:Bodin,1530——1596)、伏爾泰、孟德斯鳩 (1689——1755)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國史學也有比較重視史學理論、方法論問題探討的傳統。這方麵的著作，除瞭上麵提到的波丹、伏爾泰的以外，還可以加上波緒埃（Bossuet,1627——1704年）、丹納（H. A. Taine，1828——1893年）、馬比戎（D. Mabillon,1632——1701年）、第勒濛（Le Nain deTillemont，1637——1698年）、西濛（R. Simon，1638——1732年）等人的。或許正是上述這些傳統使法國史學在20世紀新史學的形成過程中更容易起到一個主導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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