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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汉入的生活节奏，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造反”的词汇史研究，东汉的“学习型社会”，“处士”与“议士”，《汉书》下酒。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有曲折的狭路，也有江波平阔之处。作为中国史上的英雄时代，秦汉史的整体风貌“闳放”而“雄大”，作者对这一时代的文化节奏与社会风俗体察入微，从中可以领略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以期摒弃颓唐的文化姿态，继承历史上英雄时代积极进取、奋疾勇决的风格。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秦汉史。著有《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交通史稿》、《中国盗墓史》、《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等。

精彩书评

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
——《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汉书》下酒”已成遥远古事，读现今之史书，似不复有《史记》、《汉书》等“如此下物”。所谓“一斗便醉”《南唐书》一类，或许也并不多见。史界朋友有谁能著书既“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又“震撼一世，叱咤千古”者，我们自然应当真挚感佩，诚心祝贺，为之“满饮一大白”，“复举一大白”！
——《（汉书）下酒》

目录

汉朝留给我们什么（代前言）
两汉人的生活节奏
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富贵”的负面：汉代社会意识的明智闪光
文化史视野中的秦汉“盗墓”现象
《汉官》与“官数”
秦汉少年官吏
驰道和路权问题
“领袖”的同义词：以“魁”为中心的讨论
汉世“习战阵之仪”与古代阅兵故事
“造反”的词汇史研究
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
长安：伟大的东方都市
泰山：秦汉时期的文化制高点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和汉王朝的兴与亡
节奏与风土
方春蕃萌：秦汉文化的绿色背景
秦汉抑商气候
秦汉时期的女企业家
关于“范蠡之学”
汉代的“小学”
石渠千秋：汉代图书收藏
汉代民问的书籍流通
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想
东汉的“学习型社会”
“处士”与“议上”：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
“儒教”的发生
秦汉“酒徒”散论
居延“酒”事
边塞军人酒后“斗伤”案例
《汉书》下酒
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
流沙坠简
“肥瘠荣悴”感叹
后记

精彩书摘

“贱避贵”的交通规则，其实有十分久远的渊源。人们熟知的“将相和”的故事中，有蔺相如行路避让廉颇的情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这样的表现，与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的地位不相符合，所以身边舍人自羞请辞。按照常规，原本应当廉颇避让蔺相如。这样的制度甚至表现在水路交通活动中。《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写道：“（虞）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日：‘避将军船！’翻厉声日：‘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阎户不应而遽避之。”看来，“避将军船”是当时礼俗制度，虞翻坚意不自避，而迫使麋芳“遽避之”，是因为傲然蔑视对方人格，而麇芳亦内心羞愧的缘故。
帝王权贵出行时为了提高“止人清道”的效率，往往采用以声响威慑的方式。《古今注》卷上写道：“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这种“传呼”，唐代又通常称作“喝道”。
《旧唐书·温造传》说，御史中丞温造“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其随从予以笞辱。他在路遇中书舍人李虞仲时，又曾经强行牵走李虞仲乘车的“引马”。与知制诰崔咸相逢，竟然“捉其从人”。之所以在道路行走时就避与不避“暴犯益甚”，就是因为温造自以为位高权重，“恣行胸臆，曾无畏忌”。于是有大臣上奏：“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以为如果不予纠正，则损害了古来制度。唐文宗于是宣布敕令：“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只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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