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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新观点。作者认为，1944年，也即日本投降前，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由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转变为一国（中国）两方（国民党、共产党）。
　　 　　2.新史料。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张莘夫接收东北抚顺煤矿，不料，张被杀害。为此，国民党认为张被共产党杀害，而共产党坚称张乃国民党杀害后嫁祸于共产党。作者根据史料得出，张为共产党所杀：“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
　　 　　3.故事性强，可读性高。叙事严谨，逻辑严密。步步深入，将国、共为何一直都在谈判，却最终没有谈成分析的透彻明了。

内容简介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本书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中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

目录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两党合作基础的演变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号作战与国共关系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方面
中共的两个部署
第二章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国共策略的调整——两手对两手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第三章 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
两党的举措与意图
国共的两个党代会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第四章 中苏谈判与中苏条约
——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布局
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与中苏谈判的提出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中苏条约的批准与评论
第五章 重庆谈判
——背景与条件的转换
两周的较量
——日占区的归属与国共版图的重新划分
邀请与应邀
重庆谈判的基础与主题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僵持与妥协
各方得失
第六章 国共两军战略方向的选择与展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中共各项部署的展开
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的三角格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国民党与苏军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执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
——背景与条件的再转换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项议题的争论与协议
热议、隐患与结论
第九章 多向与无序的政局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关于时局的判断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继续争执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争执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两个僵局的形成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变化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四平决战
三角格局的淡出与东北问题的演变
——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中共关于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
——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关于四平之役的争论与评价
第十二章 最后的谈判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停战令与停战条件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最后的谈判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及其历史局限
参考资料

精彩书摘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毫无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毫不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长时间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如前所述，还在上年末张嘉璈率东行营重返长春的当日，张即判断：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意图是：“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看来，蒋介石比张嘉璈晚了一个多月才意识到这一点。1946年1月，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试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协助国民党军接防。
　　◇ ◇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表现，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47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7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月16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其数名随员被杀害。
　　张莘夫案于1月下旬披露出来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另外，中共中央在2月25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表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由于相关各方各执一词，该案的真相，数十年来未能澄清。现在，随着相关材料的披露，该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吴亮平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多年之后，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一份材料，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吴写道：“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根据这段材料，张莘夫事件基本清楚了，此即“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指挥者为苏联红军，执行者为“我们部队”。
　　张莘夫遇害案并非一起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即中苏关于日资企业归宿问题的争执。抚顺煤矿的归宿当时尚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方要求接收（国民党），另一方，“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我们当指苏军与中共）。作为接收与抵制这一对立的体现，于是发生了此一事件。张莘夫是受张嘉璈的派遣前往抚顺的，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当时就在其日记中判断：“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也就是说，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东北行营移交抚顺煤矿。
　　◇ ◇
　　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经济合作采取“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作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翁文灏字詠霓。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涉及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接收东北之所以成效甚微，其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王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重庆政府特意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派宋美龄于1月22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这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接下来，张嘉璈转移话题，张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
　　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此言之意，就是要以经济合作这一方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方式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最后，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等于重申，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 ◇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嘉璈此次返渝之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僵局，其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重庆政府与苏联的双边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介石，对此作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行得通，姑且不论，总之，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最终是政治、经济“全局皆输”。
　　◇ ◇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意即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而美国之所以对此不满，其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
　　……

前言/序言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长期推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其根据直接出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有鉴于此，孙中山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建国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方式，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不对等，说到底，这是当时的两党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说，两党关系对等与否，取决于两党实力对等与否。
1944～1946年间，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互为消长，旧有的合作基础与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此即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所谓联合政府，就是要将一党训政变为多党联合执政，其实质就是关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使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旧有的国家秩序从此动摇起来。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在以往的一段漫长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波折，曾经发生多次政治转型，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据此，国共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一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历史整体的。这就是说，将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架构，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不合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架构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的确，1944～1946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来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与叙述，正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思维习惯展开的。然而，发生在1945年8月韵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作为基础，因此并不等于历史主题的交替。具体而论，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由此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并非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矛盾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根据战争的进程而调整。那么，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必然因战争的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夏季，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为此，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这就是说，在抗战临近结束之际，中国的各个党派提出了相同的一个问题：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把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中共而言，其实质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具体表现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而这个基础与方式的调整、这个原则的转变，具体而论，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主次关系的转变。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调整过来，“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仍然可以成立，但是，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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