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历史写作客观、独特、鲜活
*资料占有全面、详尽、
*全新修订版增补插图和索引
内容简介
《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流亡的先知)(全新插图修订本)(套装全3卷)》是迄今为止全面、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全书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装的先知》: 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 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作者简介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年生于波兰,20岁加入波兰共产党,很快成为著名的波兰思想家、苏联及联共(布)问题专家。1932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1939年,侨居伦敦。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先知三部曲》和《斯大林政治传记》。1967年逝世,时年60岁。他的《先知三部曲》迄今仍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精彩书评
20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
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激动人心的读物。毫无疑问,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优秀的传记之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
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 J. P. 泰勒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
目录
《武装的先知》
再版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人民公敌”
第五章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精彩书摘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并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
前言/序言
再版译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够暴力
此书再版与初版虽然只相隔了13年,但在这13年里,中国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书屋在评1999年十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对某些学者提议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十大好书提出异议,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
2007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说的就不是联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了,而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从它的领袖列宁开始。文章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策划的布朗基主义,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据此,作者不仅把斯大林的专制暴政,甚至连中国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账上。这已经不是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彻底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重归革命家行列才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此时,革命家已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渊薮。这使笔者想起1991年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庄园时看到的一个挂盘,上面画着一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多头恶龙,这条恶龙最大的一颗头是列宁,在他的两边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当年用屠刀划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在时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时,消弭了,让人感到当年的屠杀者枉费心机,牺牲者的血则白流了。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惯例,每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总要播放俄共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者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的新闻,还要播一个专题片。然而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央视不仅没有播放专题片,连相关的新闻报导都没有。想必不是因为俄罗斯在这一天没有人或政党再为纪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黄春秋》在11月号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刊登相关文章。
这段时间内,在民间网络上却形成了关注十月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个“知道分子”称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题发挥,指责媒体把华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扬扬,却对十月革命的真假缄口不言。这些人同样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与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为它不够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尴尬,在这两种声讨声中尽显无遗。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写了《解读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是铁案如山,根据是马克思一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没有给它加任何限定,说在和平时期联合,而在战争期间就应该为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厮杀。另外证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布朗基式的密谋策划的阴谋活动,而是一场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靠的是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其中没有任何阴谋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绝大多数,临时政府也是由它们组成,倒是它们在政治斗争中使用了阴谋手段,如串通帝国主义盟国阻止流亡国外的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持合法手续回国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国海军截下,在战俘营中拘押了一个月。在6月18日为帝国主义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发动的进攻失败后,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借列宁乘德国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布尔什维克领袖诬陷为德国特务,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它的报纸,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些阴谋再加上权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进程。原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阴险,而是他们严格遵循革命的内在逻辑,并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
革命本是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其中的阶级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扩张和争夺市场的野心,土地就是农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定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下的定义。在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开过三次大会,谴责战争。而市场和殖民地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战争,就要反对那些挑起战争或要发战争财的人。二月革命后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的政府虽然不是发动战争的政府,但它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继续参战,除了盟国的胁迫,也出于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分一杯羹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八个月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出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还比布尔什维克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谴责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它不够暴力的原因。因为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并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决于夺取政权时是否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而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方针政策有无变化和变化的大小,更取决于它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仅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要公布各盟国与沙俄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当初颂扬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并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穷人的利益剥夺富人的政权;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戏规则,公布秘密条约,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满足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的胃口;它越过各交战国政府直接向它们的人民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面临被剥夺的俄国资产阶级被这次“政变”所震撼,就是各交战国的政府在面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厌战的士兵中引起的反响时,能不胆战心惊吗?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发动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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