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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贴近当代社会的解读，挖掘古代国学经典的当代意义，浮躁社会的醒世箴言，迷茫心灵的治愈良药；老少皆宜，修身必读、学习必备，导读、原典、注释、译文、赏析与点评、名句索引、插图等一应俱全，解读全面专业权威。真正读懂伟大思想、受益一生；诗书传家久，国学继世长，双色印刷，装帧典雅，用纸考究，附全彩阅读指南，馈赠佳品、传世国学典藏。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资治通鉴》共50个分册，收入55种经典，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佛学、医学等各个方面。27种属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经典，包括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及诸子百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等；10种属于最具代表性的史地著作，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水经注》等；8种属于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诗经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其它10种则分别属于政论性作品、启蒙读物、游记、随笔等。

作者简介

张伟保，1959年生，广东东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暨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史教学）；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文献学、澳门教育史、中国经济史，著作包括《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艰难的腾飞——华北新式煤矿与中国现代化》、《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合著）、《书海指南——中国古籍导读》、《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前言
《资治通鉴》导读
战国至秦
引论一
长平之战
秦皇暴政
两汉
引论二
陈平安汉
张骞凿空
巫蛊之祸
充国屯田
汉末清议
三国两晋南北朝
引论三
赤壁之战
北魏汉化
隋唐五代
引论四
世民弑兄
刘晏改革
割弃幽燕
附录
参考书目
名句索引

 

前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精彩书摘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
（一）背景
司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刷攽）一范（祖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春秋》。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进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再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
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〇五六至一〇六三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
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
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光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
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代之。据数据显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分。
除刘恕外，两汉部分主要由刘攽负责，二刘亦共同负责魏晋至隋代的长编工作，而唐代则由于史料繁多，由范祖禹总其成。由于范氏乃后来加入者，故司马光曾写信指导其工作，反映《通鉴》长编的编纂安排。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说：
附注（按：指丛目）俱毕，请从（唐）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收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号，六一八至六二六年）以后，天祐（唐哀帝年号，九〇四至九〇七年）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此书函详细交代丛目和长编的具体编纂办法，又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道原广本两卷”供祖禹参考。由此而言，此时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虽然三人各有职分，但其中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鉴分修诸人考》有云：“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
其后，刘恕逝世，分工略有调整。司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对晁说之言：
《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
（四）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
除了最早完成并送呈宋英宗的《通志》为司马光独力完成外，自楚汉相争以后的部分，也均由其独任删削工作。在与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至今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诚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马光著《通鉴》也极相似，虽然长编由各助手负责，但最后的删订全由司马光一人负全责。刘羲仲（刘恕之子）《通鉴问疑》曾说：
先人在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全书的初稿（长编），基本上由各协修人员负责，再由司马光总其成，包括“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致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对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让其历史观贯穿全书。（按：这是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显出作者难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这种做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书“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毛玻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鉴》的完成和流传也是宋神宗赐予的恩宠。神宗在“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开经筵，（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这就是著名的《资治通鉴序》。序文说：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中信国学大典：资治通鉴 饶宗颐 中信出版社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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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下，我们仍听到这个声音，为之热血沸腾。英雄们为了解放，为了和平，揭竿而起，奋勇抗敌，其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匈奴汗国最终向中国臣服，并不是全因为中国有此力量，更关键的是匈奴内部分裂。而这再一次向历史证明：一个不能团结的国家或族群，必然衰弱。匈奴如不分裂，郅支单于的人头，也不会悬挂高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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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中国前程似锦的时候，我们的君王们开始享受起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在荒淫无度的生活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君，昏君还有那些腐朽的伪善的爪牙。他们的残忍，他们的自私，让我汗颜；百姓的呻吟，百姓的嘶喊，让我触目。于是人们在乱世中学会可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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