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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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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95370

版次：1

商品编码：1053960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9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何兹全编著的这本《三国史》是1984年原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内容包括：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曹、袁争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曹操取关中，曹、刘争汉中，孙、曹争淮南，孙、刘争荆州，三国鼎立，魏国社会和政治，吴国社会和政治，诸葛亮治蜀和南征北战，建安文学，司马懿夺权，曹氏、司马氏的血腥斗争，玄学的兴起，蜀汉的灭亡，孙吴的灭亡。
　　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因此，也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作为增长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阅读。

作者简介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简牍研究会顾问。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系）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何兹全文集》（六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序言
一、黄巾起义
1.时代背景
2.太平道
3.起义和失败
二、董卓之乱
1.最后一次宦官外戚斗争
2.董卓和东方兵起
3.董卓被杀，关中残破
三、曹、袁争胜
1.曹操、袁绍出身
2.挟天子而令诸侯
3.曹操屯田许下
4.袁绍坐失良机
四、官渡之战
1.时人对胜败的预估
2.官渡之战的序幕
3.官渡主力决战
4.曹操扫平河北
五、赤壁之战——三分形势初现
1.战前形势
2.孙刘联合
3.赤壁之战，瓜分荆州
六、曹操取关中
七、刘备取益州
1.刘璋仁弱
2.刘备入川
3.刘备夺取益州
八、曹、刘争汉中
1.张鲁的政教合一统治
2.曹操占有汉中
3.刘备夺取汉中
九、孙、曹争淮南
十、孙、刘争荆州
1.孙、刘必争之地
2.吕蒙施计袭取荆州
3.夷陵之战
十一、三国鼎立
十二、魏国社会和政治
1.自然经济
2.屯田、客、士家
3.豪族、依附民
4.宽与猛的政治
十三、吴国社会和政治
1.开发江南
2.世代领兵
3.豪族强宗
4.政治悲剧
十四、诸葛亮治蜀和南征北战
1.诸葛亮治蜀
2.征南中
3.北伐
4.蜀汉儒学
十五、建安文学
1.时代和传统
2.《为焦仲卿妻作》和蔡文姬《悲愤诗》
3.曹氏父子
4.建安七子
十六、司马懿夺权
1.起家、托孤
2.政变、夺权
3.司马氏夺权的社会基础
十七、曹氏、司马氏的血腥斗争
1.杀李丰、夏侯玄，废齐王芳
2.毋丘俭起兵淮南
3.诸葛诞起兵淮南
4.杀魏帝高贵乡公
十八、玄学的兴起
1.由儒到玄
2.何晏和王弼
3.嵇康和阮籍
十九、蜀汉的灭亡
1.蜀汉后期
2.钟会、邓艾灭蜀
二十、孙吴的灭亡
1.孙皓的残暴
2.晋灭吴，三国一统
后论
附录
汉末三国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附记

精彩书摘

东汉统一帝国的垮台和分裂局面的出现，应从黄巾暴动说起。《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暴动讲起的，有眼光，有识见。
黄巾暴动的出现，是东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商人兼并的结果，是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家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开始都能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严惩贪污腐败，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尽量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活下去。但多则百年、几十年，少则十年、二十年，安居久了，统治者又腐化起来。于是吏治腐败，赋役繁重，人民求生不得；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乱；于是皇帝被打倒，皇朝被推翻。新皇朝在这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烂摊子上重新建立起来。君臣上下又励精图治一番；于是社会又安定一个时期。于是又腐败，于是人民又起来，于是皇朝又被推翻，于是新皇朝又建立起来。循循环环，改朝换代不已。当然，这是就历史发展的大形势说的，细察起来，在循环中社会也有变化，有发展，有进步，不是死水一潭。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
东汉自安帝以后，政治腐败逐渐严重。外戚宦官争权夺利。外戚夺得大权，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宦官夺得大权，又换一批亲朋子弟做官。一批人上去，一批人下来。上一批、富一批、贵一批。受苦受害的总是人民百姓。
使人民受苦的，政府官吏以外还有商人。战国以来，商业交换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城市兴起，人民见识增长，智慧文化也随着进步。城市，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城市生活给人带来思想，带来智慧，带来文化。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有关农业、畜牧业的知识外，无不从城市兴起。
但交换经济发达，是好事也带来恶果。城市经济发达的结果，总是商人得利，农民吃亏。商人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
在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王公贵族官吏只是从农民手里征收他们生产的物品，农民生产什么他们就征收什么。他们得的多些，生活比农民丰足些，如此而已。商品经济出现和发展后，为了使产品有销路有竞争能力，就得使产品精益求精，不然便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商人就要蚀本甚或破产，吃苦。因此，生产品总是精益求精的。在精美物品刺激引诱下，王公贵族官吏的欲望大开。他们追求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司马迁就说过：“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昧，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追逐美好，厌恶粗野，这是人的欲望，谁也阻挡不住，就是排门挨户去讲节约的道理，谁也不去听你的。
商人发家致富，靠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手里钱越多，生意越做得大，钱越赚得多。通过钱、交换，商人把农民的土地、财产兼并到自己手里来。王公、官吏发家致富靠权。他们有权在手，一道命令颁布下去，便能变农民的财产为他们的财产，更不用说横征暴敛非法勒索了。
商人靠钱，官靠权，钱和权谁厉害？这要分两层来看。形式上看，政府的官厉害。官吏有权有势，对农民可以用命令来横征暴敛，置人于死地。对商人他们也可以用政治手段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看来，官厉害；但深入一层考察，政府官吏所以有欲望要钱要财也是商品交换经济的产物。没有商品生产的刺激，官吏也就会乐于他们的“土”生活了。如此说来，交换经济的发展又是官要钱的社会基础。
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麇集于城市。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文帝时，晁错已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元帝时，贡禹说：“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贡禹传》）贡禹的话，可能有夸大。但一个大臣向皇帝上疏总不能胡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实在是惊人的。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老幼相弃道路”，“人庶流进，家户且尽”，“万民饥流”，“民多流亡”，“百姓饥穷，流冗道路”（《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不绝书。
流亡道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于是大批流亡人口麇集到城市里。在城市生活，总比农村好混。做些小手工业、小商小贩，都可以糊口。做些泥人、泥狗、泥车马等小孩玩具卖，也可以活。这样，西汉时期城市里养活了大量人口。东汉前期的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王符列传》）据他估计，当时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作或浮游在城邑里。他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同上）
照王符的估计，东汉人口百分之九十住在城邑，这大约是夸大了。但贡禹也说“耕者不能半”。两汉时期，人口住在城邑里的一定很多，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大量人口挤进城邑里，也有个饱和点，超过一定数量——饱和点，城市也养活不了。城邑人口仍要走上流亡的道路。这种情况，西汉末年已经出现。哀帝时，鲍宣上书中曾说到“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宣传》）。成帝赐翟方进册说：“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为什么把人民流亡说成是“去（离开）城郭”呢？这总说明住在城邑的人口众多吧！西汉时期，人民穷困离开农村逃亡城市尚可以活。等城市都无法生活，须要离开城市，就大成问题了。
黄巾起义，就带有极浓厚的流民性质。灵帝时司徒杨赐对他的掾属刘陶说：“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赐传》）流民归本，就可以孤弱其势，可见张角的徒众多是流民。
……

前言/序言

　　这本《三国史》是1984年原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当时写了一大部分，没有写完，因为赶别的工作，就放下了。这两年又拾起来写，断断续续，现在才算写完了。时过境迁，这几年文科教材似乎不怎么提了。但不管如何，这本书，是我作为教材写的，而且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写的。
　　虽然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但我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何写好一本高校的教材，也确实并不容易。
　　作为历史教材，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历史事实；一是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认识。
　　叙述历史事实，就不容易。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一个。但一经人心反映、人手叙述，只有一个的历史事实会变成多个。秦始皇，只是一个人，他的一生经历也只有一条线，但自古及今历史家手下写出来的秦始皇，却有千百个，大别之也可以分为好的、坏的两个。又如曹操，只有一个，而历史家手下的曹操便有多个。
　　既然如此，历史哪还有真实？还学个什么意思！不要急，也不要灰心，学习历史还是有意思的；学历史也是大有用处的。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理性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摆脱愚昧，逐步认识客观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当然，这里也要说清楚一点：绝对客观真实和绝对真理是永远也认识不了的。因为客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有相对真理。但相对真理会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人们能认识相对真理，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已经了不起。试想，人类今天的科学能认识多大一点客观宇宙真理？但这就已经不得了了，人已经能飞上天，飞越地球，飞上月球。何况还会不断进步，接近绝对真理！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接近历史真实。今天的人类不是已经聪明多了么？智慧多了么？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不是比古人已经高明多了么？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逐步接近“透”的。
　　将来对秦始皇的认识，对曹操的认识，都会逐步接近于“一”的。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过马路，违犯了交通规则，被警察叫住训斥了一顿。这人悻悻不平，过了马路，回头望着警察愤愤地说：“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心！”警察好奇怪，心想这是个什么人？赶上去抓住他盘问。最后，他说他是火葬场的工人。这是一出滑稽剧。
　　我们历史家才真可以说，凭你是谁，也逃不出历史的批判，逃不出历史家的手心！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最终都逃不了历史的论定。即使不能盖棺论定，终有论定之日。谁来论定，历史来论定，历史家来论定。
　　“上帝”赋给历史学、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识和经验，提高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二是把总结历史得来的经验和认识普及化，使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使人类逐步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没有历史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愚昧的人。
　　科学是重要的。没有科技，经济建设便是一句空话，社会进步也是一句空话。但要注意：建设的道路、路线是要政治家来制定的。没有鉴往知来、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政治家就会领错路。领路人一出错，科技家十年二十年的惨淡经营便会毁于一旦。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从哪里学来？学历史，学文学，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智慧，一句话，从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中来。其中历史知识，又是最重要的内容。
　　在经济建设高潮中，重科技是必然的、应该的。问题在于不要忽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忽视了，天才都跑到科技中去，文科都是些二流、三流的天赋，会出危险，也会出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教材，写通俗读物，使人们都能从历史知识中提高文化素质、文化修养，都是极重要的工作。
　　历史是大有学头的。
　　为《三国史》写序，却有感而发，信笔而书，写了这些。看看，觉得保留着也好。现在学历史吃不饱饭，学生都不学历史了。我倒觉得学历史，推广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经验，是极重要的工作。已经学历史的，饿着肚子也要坚持工作不动摇；没有学历史的，有聪明才智的人也要到历史学里来。历史是民族的命根子，是智慧的源泉，不要使历史学断了烟火。
　　回到《三国史》来。
　　写这本教材，我曾要学司马迁。顾炎武曾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历史是事实，写历史就是要写事实。但作者总会有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性，而且人人都会有所蔽的。一指当前，不见泰山。作者对历史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论断。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的史家，能把论断融化到叙事中去写历史的只有司马迁能做到。我说，自古以来的中外历史记事和著作，没有不是在作者主观思想指导下（也可以说是在著者偏见指导下）写出来的，他的著作都有他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性，也都有所蔽。我的体会，顾炎武所说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精神实质，毋宁是在说别人写历史、写入物传记多是写行尸走肉，而司马迁写的传记是活人。
　　我想学司马迁，把论断寓于叙事中去，但我做不到。后来我觉悟了，司马迁也不能完全寓论断于叙事中去。寓论断于叙事，并不排除于叙事之外另有论断，司马迁就常常用“太史公日”来发议论。发发议论，大概是作史者所不可避免的。我写三国史，只要能抓住“三国史就是写三国史实”这条主线就好。把“寓论断于叙事”理解为把历史写成活人在活动，不要写成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我的论点（包括分析）也很多。除去引用别人的都有注明外，一般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读书少，别人的著作多有读不到的，而且一部分是七、八年前写的，如有别人的见解而没有注明，就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这本《三国史》是教材，不是专著。不过我学习三国史的心得、理解、认识，大多也注入这本书里了。
　　文字，我是力求生动易懂的，注意了文字的可读性、吸引力。注意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但有一个矛盾，我引用古史记载的地方很多。我这样做，也有一个想法：如果高等院校历史系开“三国史”，也一定是高年级的选修课。这些年来，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中也有一个不够注意的问题，即不重视引导学生读古书。一个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怎能不读点古书？如果一个高等院校历史系毕业生，不管是以世界史为主还是以近现代史为主，连《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摸过，实在是不能算及格的。而且，我认为古人写的历史也很生动的，反而比我翻译成的现代汉语更生动，更有可读性。不改写成现代汉语，既不减生动活泼和可读性，又读了古文，何乐而不为？
　　同样的理由，我在“建安文学”一章里选录了几首古诗和王粲、曹植等人的诗。这些诗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过去的学人多能上口背诵。作为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读读这些诗的修养，所以也就不惮其繁地选录来了。
　　既然是学习三国史，自然就首先需要介绍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因为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三国时期的史实，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三国志》。
　　陈寿，蜀汉人。蜀亡入晋，他写《三国志》，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列传》）。清朝史学家王鸣盛、朱彝尊称赞他记事翔实，不为曲笔。评价都是很高的。也有人认为陈寿说诸葛亮“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陈寿故意贬抑诸葛亮，是报私仇（寿父为马谡参军，谡诛，寿父坐被髡），这是对陈寿的诬蔑。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但就不是大军事家，不怎么会打仗。陈寿的话，是公正的。
　　《三国志》的缺点在太简略。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东晋以来，三国史史料的出现已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加以搜集，他的三国志“注”，实际上是三国志“补”，他是《三国志》的大功臣。读《三国志》，不可不读裴注。
　　需要读的参考书，我这里再特别推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至卷八十一。这是司马光撰述的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的一段历史，正和我现在这本《三国史》时间相同。《通鉴》写得好，是古今都交口称赞的。他当然要比我写的好得多，这是自觉不敢和先贤比的。但我也不愿妄自菲薄，我的论点、分析，要比他高明。因为他是11世纪的人，我是20世纪的人。要不然又何必要求读者买我的书、读我的书呢？岂不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当代人写的三国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中的三国部分，我不介绍了。读者可到图书馆去看、书店去买。在附录里我介绍了一些论文，有的是有启发性的，可供读者参考，有的是我所偏爱的，一般是内容扎实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句。文中引文所用的二十四史，我有时用的是百衲本或《三国志集解》本，与现用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或有个别字的不同。请读者了解。
　　拉杂写了这些，是为序。
　　何兹全
　　1993年8月20日
　　后记
　　何师旧著《三国史》得以再版，缘起数月前人民出版社编辑慧眼识英，责笔者向何师倡议并询以配图事。师均允准，且嘱我负责具体事宜。
　　何师宏著十分注重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和人物评价尤独具只眼，重视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中评价，有骨有架，有血有肉。何师曾有改编《三国演义》宏愿，惜乎宏愿徒在，人已仙逝。读者如果将这本《三国史》与罗贯中《三国演义》对读，就可大体知道哪些是三国真实的历史，哪些是被曲解、哪些又是创造出来的文学内容，与此同时，还可欣赏演义的优美文字以及体味诸多文学手法的妙趣。
　　何师的这部著作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久已售罄；次版收于《何兹全文集》中，如今亦已难觅。此前经常有外地朋友托我代询何师，意欲购买，皆未能如愿，成为我的一个小苦之事。如今再版，也算弭平了我久储心中的这段遗憾。
　　笔者受命之后，所做工作如下：
　　仔细校读一过，就可疑者审慎复查，订正了旧版中一些疏忽和笔误。考虑由于繁简字的转换有可能给初学者带来困惑，因而对这类现象例如县（悬）、陈（阵）等加了标记。
　　因原著主要讲述政治、军事大势，配图很难贴切，只就手边搜集的一些珍贵元明版画和选择一些清代的人物精品版画，插配在文字内容吻合或相关之处——倘有不当，敬祈读者指正！
　　聊为附记。
　　张国安于2010年11月28日
　　这本书的再版，原以为何师身体尚健必能亲睹，故笔者未曾以“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为之。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付梓之际，竟天人永隔！旧憾既平，未能让何师亲眼看到此书面世，又成了我的新憾，而这份遗憾，却是今生再也无法弭平的了。世事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惜哉痛矣！
　　先师驾鹤，我辈伤怀。幽冥异途，不胜唏嘘！临文嗟悼，是为追记。
　　2011年2月21日告别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