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司法判决的生产方式:当代中国法官的制度激励与行为逻辑》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法官的制度激励和行为逻辑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分别从政治的、管理的、法理的和技术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以法院内部严格的层级化组织结构和行政化管理方式,将审判活动控制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范围内,在解决纠纷之中积极响应政治的要求。这种制度对法官产生一系列消极的激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判决生产方式,不利于充分发挥司法的制度性功能。因此必须将司法改革从审判方式改革向司法体制改革深化,从权力配置、内部体制和外部体制上对现行的司法制度进行多层次的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应放在法官制度上,从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待遇和法官培训等方面对法官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消除法官素质对司法改革进程的不利影响,并以内生性力量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
《司法判决的生产方式:当代中国法官的制度激励与行为逻辑》适合司法工作者特别是法官、律师,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是法理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公共管理专业人士特别是司法管理的研究者阅读。
作者简介
翁子明,曾任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高级法官,现任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律事务部总经理:1989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200l-2002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200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问题
二、研究背景
三、分析框架
四、研究方法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
第二章 政法传统与政治逻辑
一、中国司法的旧传统
二、中国司法的新传统
三、司法的政治响应性
四、司法的行政属性
五、司法与政治的分野和契合
第三章 官僚制与行政逻辑
一、司法官僚制
二、司法官僚制的动因
三、官僚制之下的审判决策机制
四、官僚制与司法的不兼容性
五、司法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章 实证主义与隐性自由裁量逻辑
一、法律实证主义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隐性运作
四、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公开与规制
第五章 司法功能的一元化与演绎逻辑
一、司法功能
二、法律推理
三、判决的法律论证
四、案例指导制度
第六章 结论:制度反思与改革路径
一、制度的反思
二、司法改革的路径
第七章 余论:法官素质与法官制度改革
一、法官素质对司法改革的制约
二、法官素质的评估
三、法官制度的回顾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问题
以陕甘宁边区司法为雏形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司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毁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建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系。在国人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各方面总结的时候,特别是在司法改革进入体制性改革的关键时刻,回顾当代中国司法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分析司法现状中的问题和根源,展望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相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对上层建筑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诉求。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世界大舞台,封闭已久的传统社会直接面对着外部的各种力量的冲击。社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司法制度的改革。案件的急剧增长对司法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正义观念的苏醒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如果说司法改革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却不完全准确。与其说是社会转型推动了中国司法改革,毋宁说是中国司法改革恰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并且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司法改革最根本的动因,乃是原来的司法制度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规律,司法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司法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也就是说,内因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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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政府管制是否为公法学研究提供了替代性范式,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而无论争议是否有结果以及争议的结果如何,政府管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为公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和技巧,这是难以否定的。
经济学家较早地关注和研究政府管制现象,他们通过创设价格管制、进入和退出管制等管制术语来解释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传统经济学研究拓宽了领域。而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加入了研究行列,探求从政府管制中寻找新的研究资源。相对而言,公法学对政府管制的关注起步较晚,因为传统的研究资源基本上已经足够,公法学家们并没有迫切感到术语的缺乏和解释的乏力,按照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描述,这时处于一种“范式稳定”的阶段。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处理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失业救济、交通整治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行政职能的增加,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则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就使得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不得不转移研究重点,将政治、政策、法律等系统变量纳入研究范围,这时候传统公法学研究范式的不足就开始显现了,它们无法解释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诸多“异常现象”,这种“范式危机”的出现迫使公法学家们不得不去探寻新的“替代性范式”,政府管制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按照美国研究政府管制的行政法学家约瑟夫·P.托梅恩教授和西德尼·A.夏皮罗教授的说法,政府管制研究范式可以对诸如管制国家的目标和目的、完善治理的构成条件、新公共议程的内容、官僚政府公共美德的构成条件等传统公法领域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提供清晰而有解释力的答案。①
权力与服从的微妙平衡:特定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运作图景 本书深入剖析了一个在现代法律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却常常被忽视的现象:特定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权力结构、激励机制与行为模式的相互塑造。它将研究的焦点从宏观的法律制度框架,转向了微观的、日常的决策生态,旨在揭示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从业者群体如何形成其独特的“操作逻辑”和“集体心智”。 这部著作并非关注抽象的法律条文的文本解读,而是聚焦于“活的法律人”的实际境遇。它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内法律工作者群体的细致观察,描绘了一幅多层次的行动图景:从个体如何在职业生涯的压力下进行自我调适,到群体如何在复杂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中寻求生存之道,再到最终这些微观选择如何汇集成影响整个法律供给质量的宏观结果。 第一部分:制度的刚性与实践的柔性——约束环境的重塑 本书开篇,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外部制度环境(如中央政策导向、地方资源禀赋、以及上级机关的明确指示)如何对基层实践产生影响。然而,作者强调,制度并非是单向施加的“铁律”,而是一个不断被实践者协商、解释和“本地化”的动态过程。 具体而言,作者探讨了“目标异化”的现象。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央所倡导的宏观目标,在转化为基层具体考核指标的过程中,如何被切割、被简化,甚至被扭曲。例如,某些强调效率的指标,如何在实际执行中导致了对程序正义的系统性忽视。这种考察超越了对“好”与“坏”法官的道德评判,而是深入剖析了制度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在信息不对称和目标错位下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本书细致梳理了职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在一个高度专业化且等级森严的职业群体中,非正式的规范往往比正式的规章更具约束力。作者考察了这种文化如何通过“师徒制”的传承、内部沟通的隐性语言,以及对“圈子内”声誉的重视程度,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个体的职业判断。这种文化不仅定义了“合格的从业者”是什么样的,也界定了何为“可接受的风险范围”。 第二部分:激励的迷宫——多重回报机制的博弈 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理解特定法律职业群体的行为,必须解析其多元化的激励结构。这些激励并非单一的薪酬或晋升,而是一个由物质、政治声望、职业安全感和同侪认可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 作者详细分析了“政治正确性”在日常决策中的权重。在某些高敏感度的案件类型中,决策的“正确性”往往压倒了对法律技术层面的完美追求。这种“正确性”的定义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信号所构建的。因此,个体在权衡利弊时,风险规避成为一种理性的、非道德的生存策略。书中通过对特定群体内部绩效评估体系的解构,揭示了哪些行为会被高层“看见”并给予奖励,而哪些看似重要的专业贡献却可能因为“低能见度”而被忽略。 更进一步,本书探讨了“资源获取权”与专业权威之间的关系。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对案件分配权、重要案件的介入机会,乃至对专业培训资源的使用权,都成为影响个体服从与投入的关键筹码。这种资源分配的非透明性,构成了权力场域内个体间微妙的依附与竞争关系。 第三部分:行动逻辑与专业边界的模糊 在外部制度的约束和内部激励的驱动下,本书深入考察了从业者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所展现出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常常表现为一种对“可控性”的追求。 作者考察了在处理复杂或模糊的案件时,专业人员倾向于如何构建一个“可控的叙事”。这涉及到对证据链的筛选、对法律适用范围的界定,以及对风险敞口的最小化。这种“可控叙事”的构建,往往意味着优先考虑的是程序的确定性而非结果的绝对公正性。当法律条文的解释空间过大时,群体内部达成一致的“安全解释”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本书还关注了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在缺乏独立学术批判的环境中,职业群体的日常经验和特定政策导向会转化为内部引用的“行业知识”和“标准操作流程”。这些“知识”虽然高效,却也固化了既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使得突破现有框架的创新行为变得异常困难。 结论:面向未来的反思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提供一套精密的分析工具,用以理解特定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是如何在制度、政治与个体理性之间找到其运作的平衡点。它提醒读者,法律的实际运作,是制度设计、社会压力、群体文化和个体选择的复杂交织体。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才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法律实践的走向,并审慎地设计能够促进更优决策的制度变量。全书以严谨的实证分析,为理解当代法律实践的深层动力学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