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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张大千先生从事艺术活动六十五载，被誉为“当代第1画家”“五百年来第1人”“东方之笔”“中国美术集大成者”。然而由于他一九四九年之后，便离开祖国，漂泊海外，一九七八年才返回台湾定居，所以内地读者对其事迹、作品了解甚少。本书作者孙云生自十九岁正式成为大风堂的入门弟子，追随大千四十七年之久，与大千先生的关系亲密，因此他笔下的张大千，既真实、完整，又丰富、多面。这里既有对大千先生生活情况细致入微的描写，又有对大千先生绘画生涯精辟入理的阐发，更首次展示了大千先生从未面世的珍贵粉本。“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还是故山青。”本书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大千世界”，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大千先生的回归，意味着“大风堂”的回归。

作者简介

　　孙云生（1918-2000），又名家瑞，河北宁河人。家学渊源，九岁从叔父启蒙习画，修临王羲之，欧阳修，苏轼，欧阳讯洵等名家书法，并从其母习诵近体诗。后师从王雪涛、秦仲文及胡佩衡等人，着手勾勒古人名迹，并遍临宋、元、明、清各大家。1936年，孙云生拜张大千之大风堂门下，其后追随大千先生长达四十七年，并跟随大千先生旅居巴西。孙云生在绘画方面，兼有古画与今画的趣致，更散发出新生的气息，自然融合中西绘画理念，又同时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风情。孙云生的作品工整秀雅，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均无所不擅。其人物有唐、宋用笔的简逸，设色瑰丽，其工笔、写意、泼墨、泼彩均运用自如，书法更得大千之笔意。孙云生对于水墨绘画之创新及思考方法的探索，着力于中国精神持续追求及现代风貌之建立，对于传统与近代美术，能融会贯通，师古而不泥古，堪称中国少有的画家。

目录

第一篇 丹青之缘——四十七载交集岁月
第二篇 美丽遗产——张大千的粉本
第三篇 别开胜境——张大千的泼墨泼彩
第四篇 静域一梦——张大千与敦煌
第五篇 明心见性——禅宗与文人画
第六篇 暗香浮动——大风堂墨荷
第七篇 随分为欢——张大千的仿作与伪作
第八篇 艺脉薪传——孙云生画作
附录
出书感言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篇 丹青之缘——四十七载交集岁月
　　童年二三事
　　我家在曾王府租住了两进四合院，家中有长工老曹以及两位老妈：一个杨妈，一个田妈。两位老妈专司家内大小事，比如照顾我们兄姐弟三人、洗衣烧饭、打扫内务，还有轮番出去买菜等；老曹则专职拉黄包车，顺带着做一点儿粗活儿。我家大门进来第一进是个小院子，院子左方大房间是客厅，供着祖先牌位，然后是三问北厢房，住着我们家人。大门进来右边则是工人房，住着老曹，旁边三间南厢房，两间由杨妈及田妈分别当住房，一问是厨房及饭厅。北厢房门口种着三棵大枣树，每逢果熟时节，树上结满红色的嘎嘎枣，此时节也是我们兄弟俩最快乐的时候。南厢房门前则种着两棵紫藤，藤蔓爬满屋顶，紫花迎风飘扬，非常美丽。紫藤下是一口古井，正是全家取水、洗衣服的地方。早上如果田妈煮饭，杨妈便在井边洗衣服；如果杨妈煮饭，则田妈会去洗衣。
　　我家的第二进是个大院子，中间有方砖砌成的走道，穿绕着院子。院中靠西有两间大厢房，紧邻前院的西厢，有小门相通，住着奶奶。第二进后院年久失修，有点儿荒废，不过经由勤劳的奶奶不断地打扫，却干净得很。我在孩提时代最喜欢穿梭于院落中与兄姐玩捉迷藏、灌蟋蟀、打弹珠儿、抓虫虫，尤其是养蛐蛐儿和鸽子。父亲从不会给我任何限制，所以童年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记得我两三岁时，经常容易生风寒病，父亲为了方便三更半夜或是刮风下雨的天气送我上医院看诊，干脆跟原本常租车的“悦来车行”买了一部黄包车，而车夫老曹也就跟着黄包车住进家里。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杨浩如、萧隆友、孔伯华的诊所对我来说，有如厨房一般熟悉，而其中汪逢春在我的记忆里印象特别深刻。汪逢春的诊所不像一般的国医诊所那样在前门、内堂挂满牌匾，他的诊所内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只在门口挂了一方小小的木刻招牌，上书碗大金漆的五个字“国医汪逢春”。

前言/序言

　　宋以前藻绘名迹，记姓名而止，或且缺名。元明以降，渐次副以题识，渐次及于诗文，又渐次及于金石。
　　张大千先生画既开张，字尤郁勃，题识或诗或文，又多横绝一世，出于意表，至于金石，必相其所宜，揖让交美。徐悲鸿谓为五百年来一大千，信哉其所言也。
　　而尤令人激越向往者，辄为大千先生生于忧患，丧乱中忠爱故国仍刻不去心，其绝句有云：
　　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
　　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
　　此又“一树梅花一放翁”，爱国诗人陆放翁后之第一人也。
　　大千先生与张岳军先生为缟素交，予则因岳军先生而与大千尚友，颇视此间侪辈略早。予拙于绘事，然颇以诗文自矜，间亦涉及金石，因之雅尚往还，于是数度于外双溪摩耶精舍，识其高足弟子孙君云生。大风堂及门，无虑百数，然唯孙君昕夕相从，执弟子礼甚恭，侍笔砚唯谨，得心传独多。孙君随大千先生转徙，历经大吉岭、日本、阿拉斯加、巴西、美西，绝徽重洋，凡数万里之遥，始至台员，卜居摩耶精舍，星霜无改，以迨于最终大千先生上仙，孙君心丧素服，视师如父，论者谓有张师之仁至，斯有孙生之义尽焉。
　　孙云生君久已没世，平生笃念师恩，遗著自传八章，所以追维畴昔者甚至。哲嗣孙凯为之纂集次第，成一长卷，因师及父，可谓孝矣。
　　大千先生平生艺蕴，既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其海内外企慕向往者伙颐也。然其间殊不易者为得一身后知己，是即广达、广辉、广明总裁林百里先生。百里既穷年履月遍搜大千先生遗作剧迹，以至玺印之属尽置之广雅轩中，更迭展示，又迎侍大千夫人起居甚至，此实季世未易一观之身后知己。比闻孙凯成书，既重金资其梨枣，又为之问序于予。盖夙审予尝为大千先生卜居、营丧、联展、捐赠，又为之编次《毕加索的世界》《张大千诗文集》种种，亦一素心之交。百里既乐见孙凯成书，又弥嘉孙君父子之义，爰再三嘱予为之弁数语干其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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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艺术，其传统功力之深，技法画路之宽，题材风格之广，成就影响之大，实为世所罕见，誉他为一代绘画大师，可谓当之无愧。无论写意、工笔、水墨、设色，无不擅长，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一不精，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而且雅俗共赏。他兼能书法、篆刻，对诗词、鉴赏、画史、画论亦有精湛的研究。他画荷花和海棠及工笔人物，独树一帜，俱臻妙境。他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之誉，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是历来画家中，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最博的画家；在笔墨技法的训练上，他也是获得古法精华最多、最好的画家。而且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他也是跨度最广的画家：从讲求笔情墨趣、逸笔草草的纯水墨写意，到金碧辉煌、色彩鲜艳的工笔画，甚至吸收了西方自动性技巧的观念，发展出个人风貌的泼墨、泼彩，创立了名闻遐尔的大风堂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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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两三岁时，经常容易生风寒病，父亲为了方便三更半夜或是刮风下雨的天气送我上医院看诊，干脆跟原本常租车的“悦来车行”买了一部黄包车，而车夫老曹也就跟着黄包车住进家里。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杨浩如、萧隆友、孔伯华的诊所对我来说，有如厨房一般熟悉，而其中汪逢春在我的记忆里印象特别深刻。汪逢春的诊所不像一般的国医诊所那样在前门、内堂挂满牌匾，他的诊所内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只在门口挂了一方小小的木刻招牌，上书碗大金漆的五个字“国医汪逢春家在曾王府租住了两进四合院，家中有长工老曹以及两位老妈：一个杨妈，一个田妈。两位老妈专司家内大小事，比如照顾我们兄姐弟三人、洗衣烧饭、打扫内务，还有轮番出去买菜等；老曹则专职拉黄包车，顺带着做一点儿粗活儿。我家大门进来第一进是个小院子，院子左方大房间是客厅，供着祖先牌位，然后是三问北厢房，住着我们家人。大门进来右边则是工人房，住着老曹，旁边三间南厢房，两间由杨妈及田妈分别当住房，一问是厨房及饭厅。北厢房门口种着三棵大枣树，每逢果熟时节，树上结满红色的嘎嘎枣，此时节也是我们兄弟俩最快乐的时候。南厢房门前则种着两棵紫藤，藤蔓爬满屋顶，紫花迎风飘扬，非常美丽。紫藤下是一口古井，正是全家取水、洗衣服的地方。早上如果田妈煮饭，杨妈便在井边洗衣服；如果杨妈煮饭，则田妈会去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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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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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点不近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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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在巴西建中式庭院“八德园”侨居，召孙云生随侍。孙云生长期伴随张大千，终生不离，一边学习书画、深造画艺，一边帮助张大千整理旧稿、照顾生活，可谓亦步亦趋。所以，张大千视孙云生为衣钵传人。为使孙云生艺术更臻至境，张大千将一生积聚全部粉本逾千件悉数留赠，以纪念半生的师徒情缘。观摩这些粉本，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张大千传世名作的草创阶段、创作提示以及取舍过程。有了这些粉本，我们就得到了研究张大千创作的各个时期及其作品的第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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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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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第二进是个大院子，中间有方砖砌成的走道，穿绕着院子。院中靠西有两间大厢房，紧邻前院的西厢，有小门相通，住着奶奶。第二进后院年久失修，有点儿荒废，不过经由勤劳的奶奶不断地打扫，却干净得很。我在孩提时代最喜欢穿梭于院落中与兄姐玩捉迷藏、灌蟋蟀、打弹珠儿、抓虫虫，尤其是养蛐蛐儿和鸽子。父亲从不会给我任何限制，所以童年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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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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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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