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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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杨丽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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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
  •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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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58636
商品编码:10149675427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4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颠覆性错误是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他指出,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2.《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独立客观,从内政外交领域,全面分析了各自十大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苗头的颠覆性错误,及其应对措施。

3.《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话题劲爆,部分篇章的主题未出版前已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

5.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是高层智囊,因此对形势和国情的把握更加精准,也是目前少有的能将这一话题写清楚的学者。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国问题专家、高层智囊大声疾呼,警惕颠覆性错误,秉笔直书,向顽瘴痼疾开刀。

习主席近年来多次强调,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

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和杨丽君,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他们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换言之,他们是从今天已经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来判断在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所存在的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根本的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演变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未来三十年》《中国模式》《不确定的未来》《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杨丽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助理院长,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日本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曾访学牛津大学。其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论文以英日中文字发表于国际核心学术刊物,包括《中国季刊》 、《当代中国》、《亚洲研究》等。其日文著作《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大革命:公民权的分配与竞争》(日本御茶水出版社,2003年)获得2005年度纪念大平正芳学术奖。


目录

第一部 内政篇

导 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3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回归

第二章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第三章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四章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五章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第六章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第八章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第九章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第十章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结 论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第二部 外交篇

导 言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第一章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第二章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第三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第四章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第五章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第六章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第七章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第八章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第九章 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

第十章 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结 论 中国崛起进程中zui艰难的选择

第一部 内政篇

导 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回归

第二章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第三章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四章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五章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第六章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第八章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第九章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第十章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结 论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第二部 外交篇

导 言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第一章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第二章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第三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第四章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第五章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第六章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第七章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第八章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第九章 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

第十章 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结 论 中国崛起进程中zui艰难的选择

精彩书摘

导 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讨论哪些领域存在着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第一个任务是定义何为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转化成为制度。比较而言,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当然,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这尤其表现在多党制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甚至互相否决,政府很难出台有效政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能够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zui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先易后难。这样,到今天,容易改革的已经改了,剩下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同时,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开始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当然,改革难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且不说其他地区,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实现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场讨论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深切担忧。

第三,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领域改革和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认为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即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一改革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就要改变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那么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导致内外环境突然恶化,改革和发展就出现数年的停滞和倒退。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付诸东流。

第四,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现在也在继续发生,各种类型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性行为,往往zui后演变成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不力,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即阶级矛盾会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结果往往是国家的分裂。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作为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那么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促使国内不同社会力量的分化,一些社会力量表现为针对外国力量的民族主义,也有社会力量是针对国内政府的。

正因为存在着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这样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是中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也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本书中,我们围绕着上述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有可能发生的颠覆性错误。顾名思义,颠覆性错误大多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微观层面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微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无限扩大,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再者,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长年叠加积累起来,也会上升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也必须预防微观层面的问题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我们界定了十个内部领域,包括:

意识形态的回归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不难发现,我们这里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执政党及其政府来展开的。为什么执政党及其政府是关键?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weiyi的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改革和推动改革。在这个层面,我们关切的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根支柱。这两根支柱,无论哪一根出现了大问题,执政党这座“大厦”都会变得摇摇欲坠。再者,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执政党的政策来实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地执行下去。在政策执行方面,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如果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方面不作为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抵制,那么同样会演变成为颠覆性错误。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甚至革命运动。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仍然面临这种可能性。

也应当指出,我们并不是想开一张关于颠覆性错误的完全清单,因为颠覆性错误也可能发生在很多其他领域。不过,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里所列的十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发生颠覆性错误,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因子和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和改正,任它们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重大的失误。导 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讨论哪些领域存在着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第一个任务是定义何为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转化成为制度。比较而言,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当然,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这尤其表现在多党制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甚至互相否决,政府很难出台有效政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能够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zui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先易后难。这样,到今天,容易改革的已经改了,剩下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同时,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开始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当然,改革难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且不说其他地区,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实现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场讨论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深切担忧。

第三,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领域改革和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认为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即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一改革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就要改变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那么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导致内外环境突然恶化,改革和发展就出现数年的停滞和倒退。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付诸东流。

第四,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现在也在继续发生,各种类型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性行为,往往zui后演变成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不力,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即阶级矛盾会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结果往往是国家的分裂。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作为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那么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促使国内不同社会力量的分化,一些社会力量表现为针对外国力量的民族主义,也有社会力量是针对国内政府的。

正因为存在着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这样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是中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也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本书中,我们围绕着上述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有可能发生的颠覆性错误。顾名思义,颠覆性错误大多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微观层面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微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无限扩大,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再者,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长年叠加积累起来,也会上升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也必须预防微观层面的问题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我们界定了十个内部领域,包括:

意识形态的回归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不难发现,我们这里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执政党及其政府来展开的。为什么执政党及其政府是关键?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wieyi的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改革和推动改革。在这个层面,我们关切的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根支柱。这两根支柱,无论哪一根出现了大问题,执政党这座“大厦”都会变得摇摇欲坠。再者,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执政党的政策来实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地执行下去。在政策执行方面,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如果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方面不作为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抵制,那么同样会演变成为颠覆性错误。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甚至革命运动。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仍然面临这种可能性。

也应当指出,我们并不是想开一张关于颠覆性错误的完全清单,因为颠覆性错误也可能发生在很多其他领域。不过,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里所列的十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发生颠覆性错误,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因子和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和改正,任它们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重大的失误。

……

前言/序言

序 言

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对内,党的十八大改变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改革、改革不动”的局面,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顶层设计”强势推进改革;对外,外交政策改变了此前各个领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人们在欣慰于这样一个全新局面来临的同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任何社会,所有变化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不过,中国近来内外局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使人深感忧虑。内部,包括经济的急剧下行和股市震荡在内的多方面变化使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负面的影响。外部,不仅前些年的东海问题仍然延续,在南海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对立,再加上朝鲜半岛核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严峻起来。这样那样的内外变化可以向人们提出一连串严肃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如果仅仅是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颠簸,那还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如果颠簸过大造成了颠覆,那么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如何减少颠簸和避免重大的颠覆性错误而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从而到达中华民族的复兴呢?为生民计、为社会计、为国家计,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的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是执政党中央对国家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改革和发展形势与局面的一个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新常态意味着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而进入了一个中等或者中速发展阶段。这里,中速发展只是就中国自身过去的高发展速度而言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处于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心要从以往的单纯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型到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那么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在新常态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时新常态也给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背景。

再者,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的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普遍认为,这两个改革文件已经隐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议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来说,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更具实质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zui基本的国家制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获得成功,必须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即主要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1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不过,在这个并不短的进程中,中国jueduibuneng出现重大的失误和犯重大的错误。当代中国历史并不很长,但已经出现过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的错误。尽管在这些事件之后,执政党一直在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但过去的经验表明,重复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很显然,zui高领导层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国家主席xijinping近年来多次强调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了。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xijinping发表了一个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xijinping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4年,xijinping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同时也必须容许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试错,但必须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诸东流。因此,“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准备,不但无法主动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而且任何颠覆性的错误一旦发生,便会束手无策,zui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或者说,我们是从今天已经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来判断在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weiyi的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演变成为现实。

 
历史的幽光与未来的抉择:一部关于文明兴衰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 书名: 《文明的岔路口:权力、技术与道德的千年之辩》 作者: 欧阳辰 出版社: 华夏文景 页码: 680页 定价: 128.00元 --- 内容简介 《文明的岔路口:权力、技术与道德的千年之辩》 并非一部简单的历史编年史,而是一次深刻的、跨越数千年文明轨迹的哲学思辨与社会学剖析。本书以人类文明的“兴衰周期”为核心框架,探讨了驱动帝国崛起、技术爆炸、社会结构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即权力结构、创新速度与伦理约束三者之间永恒的张力。 作者欧阳辰以其深厚的古典学功底和敏锐的现代洞察力,将目光投向了从古希腊城邦的黄昏到文艺复兴的黎明,从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到信息时代的迷雾重重。他拒绝将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素或地缘政治的必然,而是着重揭示了那些在历史转折点上,决定文明走向的“关键变量”——那些常常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关于人类集体心性与制度设计的微妙平衡。 第一部分:权力的内在矛盾与形态演变 (The Intrinsic Contradictions of Power) 本书首先构建了一个关于“权力运作机制”的分析模型。作者认为,任何持续运转的权力体系,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神授君权、贵族共和还是现代民主,都内含着自我否定的种子。 第一章 黄金时代的悖论: 追溯了罗马帝国晚期、汉唐盛世的“内卷化”现象。当一个体系的资源分配达到最优或相对稳定时,对稳定性的过度维护反而扼杀了必要的适应性。书中详细分析了官僚体系的僵化如何成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无形阻力,以及精英阶层“知识锁定”的危险性——他们掌握着解释世界的解释权,却拒绝更新解释框架以适应现实的变迁。 第二章 契约的裂痕: 本部分聚焦于权力与合法性的动态关系。作者引入了“道德信用储备”的概念,论述了当统治集团的实际行动与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契约发生大规模偏离时,权力衰败的速度将远超所有经济指标所能预示的水平。这里,作者细致对比了中世纪欧洲教会权威的崩塌与近代专制王权的瓦解,核心在于对“公共利益”定义的垄断权被打破。 第二部分:技术爆炸与文明的“非线性跃迁” (Non-linear Leaps: Technology and Societal Shockwaves) 欧阳辰对技术革命的理解超越了工具论,将其视为对人类社会认知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重塑。他关注的不是技术的具体发明,而是技术扩散引发的“社会震荡”。 第三章 印刷术的革命:认知的分裂与重组: 深入探讨了古腾堡印刷术如何不仅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更关键的是,它赋予了个人独立阐释文本的权力,直接挑战了教会和贵族的知识垄断。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传播,是现代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书中特别警示了信息过载对社会共识构建的破坏性影响,这一论述在当代背景下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第四章 蒸汽之下的双刃剑:效率的幻象: 工业革命被描绘成一次极具欺骗性的成功。表面上物质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但作者揭示了其对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的“非对称索取”。技术带来了效率,但这种效率的分配机制是否公平,直接决定了文明的长期韧性。书中通过对19世纪工厂制度的个案分析,探讨了“进步”的代价,以及当物质进步远远超出现有伦理体系的承载能力时,社会冲突必然加剧的逻辑。 第三部分:道德的滞后性与未来风险 (Ethical Lag and Future Hazards) 全书的最高潮部分,探讨了文明存续中最微妙也最致命的环节:道德与伦理的演化速度,是否能跟上技术与权力的发展速度。 第五章 人的定义之争: 作者回归到人文主义的核心困境。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当代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身本质的理解正在被技术推向新的边界。本书探讨了在基因编辑、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决策者面临的“无先例可循”的道德困境。它质问:一套诞生于前工业时代的伦理框架,如何能有效约束能重塑生命本身的工具? 第六章 “无目的”的进步:文明的终局: 欧阳辰将这一章定为对当前全球化困境的综合反思。他认为,当一个文明在技术上看似所向披靡,但在根本的“为何而活”的问题上陷入集体失语时,衰落便悄然来临。这种衰落不是因为被外敌击败,而是因为内部失去了对“共同目标”的信念,转向了对个体即时满足的盲目追求。书中最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最危险的不是对新技术的恐惧,而是对旧有价值观的彻底抛弃,却又未能构建出足以支撑未来世界的新的道德罗盘。 --- 本书特色与价值 《文明的岔路口》的价值在于其宏大的跨学科视野和拒绝简化的勇气。它不仅仅是历史学著作,更融入了政治哲学、认知科学和技术伦理学的深刻见解。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佐证,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文明风险评估模型”,旨在提醒读者,真正的历史教训不在于记住谁战胜了谁,而在于理解是什么使得一个曾经光芒万丈的文明,最终错失了延续的机会。 对于希望理解当代社会复杂性、把握全球趋势、并对人类未来拥有更深层思考的读者而言,本书无疑是一次必读的精神洗礼。它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我们所创造的技术与制度的囚徒?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我们对过去每一次抉择的审慎反思之中。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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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极具吸引力,仿佛预示着一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潜在危机的深刻揭露。我带着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去阅读,期待着能看到一些令人警醒的观点,一些能够挑战主流认知的论断。然而,越读越觉得,作者似乎在描绘一幅宏大的、充满了象征意义的画卷,而画中的细节,却让我感到有些模糊。那些关于“必然的逻辑”、“历史的惯性”、“文明的冲突”等论述,虽然气势恢宏,但总觉得少了一点具体而微的触感。我渴望看到一些生动的事例,一些鲜活的人物,一些能够让这些宏大概念落地的鲜活印记。书中传递的信息,虽然指向了某些潜在的风险,但这些风险的描述,更像是笼罩在迷雾中的轮廓,而非清晰可见的实体。读完之后,我脑海中留下的,是一种对“不可承受之错”的模糊隐忧,却缺乏足够清晰的线索去理解,这些“错”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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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被它那个极具冲击力的书名所吸引。我以为会看到一些直击中国崛起背后痛点的犀利论述,甚至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部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思想史”或者“哲学导论”。作者似乎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一种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的理解,他将一切置于历史的长河和文明的坐标系中去审视。我期待的那些关于经济政策失误、社会矛盾激化、国际关系误判的具象化讨论,在这本书中并不占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关于“权力”、“文化”、“命运”等宏大概念的探讨。阅读的过程,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抽象的逻辑推演,每一次观点都建立在前一个观点的基础上,层层递进,但往往缺乏具体的案例支撑,让我难以将其与现实中的中国紧密联系起来。总的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看待中国崛起的独特视角,但这种视角,对于想要了解具体“错”在哪里,以及如何修正的读者来说,可能显得过于“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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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极大的好奇心翻开了这本书,特别是“不可承受之错”这个词,瞬间就点燃了我探究的欲望。然而,这本书带给我的体验,更像是一场与哲学思辨的亲密接触,只不过,这位哲人似乎沉浸在一种宏大而又有些飘渺的理论体系中。书中充斥着对历史规律的宏观解读,对权力运作的深层剖析,以及对文明演进的哲学式推演。我试图从中找到具体事例来佐证这些观点,或是期待一些能够引发共鸣的感性描述,但作者的笔触似乎更加偏爱抽象的符号和理论框架。读完之后,我脑海中涌现的是一些关于“必然性”、“偶然性”、“历史周期”之类的概念,却难以将这些概念与现实中中国发展的具体脉络清晰地联系起来。它更像是一篇精心撰写的学术论文,充满了思辨的张力,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理解起来可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一定的理论基础。我承认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但它带给我的,更多是一种智识上的挑战,而非情感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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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迷雾,初读时,我被它宏大的标题和似乎预示着深刻洞见的序言所吸引。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自己似乎迷失在了一个个宏大的概念和模糊的论述之中。作者试图勾勒出一幅中国崛起的复杂图景,但给我的感觉是,他笔下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非活生生的现实。那些关于历史的溯源,关于经济的分析,关于国际关系的探讨,虽然字字句句都显得气势磅礴,却缺乏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未能提供我期待已久的,能够清晰解析中国崛起背后逻辑的“钥匙”。我试图从中找到关于政策制定、社会变迁的深度剖析,或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独到见解,但那些宏大叙事之下,仿佛隐藏着更深层的、我难以触及的困惑。也许,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引发思考,但对于一个渴望获得明确答案的读者来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未竟感”。我只能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能再次翻开它,或许能从中领悟到作者想要传递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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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我最先被吸引的是它那个充满警示意味的书名。我怀着一种探究真相、了解隐患的心情开始阅读,期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关于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必修课”的提示。然而,这本书所呈现的,更像是一种宏观的、充满哲学思辨的宏大叙事。作者似乎沉浸在对历史进程、文明形态的深度解读之中,试图构建一套理解中国崛起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我期待的那些关于具体政策的分析,关于社会问题的剖析,关于国际博弈的细节,在这本书里,似乎被一种更抽象、更具普遍性的语言所取代。那些关于“文明的张力”、“历史的必然性”之类的论述,虽然发人深省,却难以让我将它们转化为对当下中国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解。我试图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更清晰地认识“错误”的线索,但最终,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宏大图景的描绘,而非对具体问题的解剖。这本书更像是提供了一种思考中国崛起的方式,但对于希望获得具体答案的读者而言,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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