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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盛世必修典”——或者說，太平盛世得乘機抓緊時日修典。對於現代之後的中國學術來說，修典的曆史使命當不僅足續修中固古代典籍，同時得編修西方古典經籍。
　　“亞裏士多德注疏集”旨在成全注疏體漢譯亞裏士多德著作集，亦選譯義疏性專著或文集。

內容簡介

　　西方學界研究亞裏士多德與現代性思想的關係大緻有三種取嚮：要麼援亞裏士多德來修補現代性觀念，要麼辨明作為古典哲人的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與現代性思想從根本上講不可通約，再就是追究亞童士多德思想對現代性思想興起應負的責任——無論哪種途徑，當然都得首先搞清楚亞裏士多德思想中的諸多細節，而且得從亞裏士多德與柏拉圖的思想差異入手。

內頁插圖

目錄

編者說明
徹麗　外僑與異鄉人
馬尼凱爾　道德性情：品性、習性和“習慣”
亞科　自然正確與亞裏士多德的正義觀
阿莫伯勒　亞裏士多德對城邦自然性的理解
內德門　政治動物之謎
尼柯爾斯　美好生活、奴隸製與獲得物
蓋拉　亞裏士多德論快樂與政治哲學
考剋斯　亞裏士多德與馬基雅維利論慷慨
林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現代性
伯恩斯　亞裏士多德與現代人論自由與平等
普呂弗　亞裏士多德、阿奎那、施特勞斯對勘
馬樹基　政治哲學中的公與私
附錄
夏普雷斯　亞裏士多德的外傳作品和內傳作品：概要與述評
張伯倫　亞裏士多德為什麼稱倫理學為Ethics

精彩書摘

　　亞裏士多德宣稱事物的自然為我們提供瞭一種絕對正確的正義標準嗎？本稿認為，盡管他享有自然正確和自然法理論奠基者的聲譽，但他並不曾作齣如上宣稱。當然，亞裏士多德強調，正確或正義既天然（phusei）存在，也依靠約定而存在（《尼各馬可倫理學》，1134b30）。①在他討論無可置疑也不可能有什麼異議的自然正確與習俗正確時，上述強調正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要點之一。然而，下文中我將嘗試說明，亞裏士多德關於正確自然性的主張，並沒有使他提齣我們所謂的自然正確——即認為在各種特定的情形下，都存在著一種事情的固有正義狀態，我們可以據此來衡量我們的行為和意見有多麼符閤正義。我認為，亞裏士多德的自然正確不是指一套更高的正義標準；相反，是指一種在政治共同體中自然發展著的關於正義的判斷。
　　根據亞裏士多德所言，公民判斷他們的行為正義或不義，要麼來自大傢的共同約定，就是大傢已反過來指齣其他不相乾的行為為不義或正義，要麼來自他們對特定行為內在價值的判斷。我認為，前一類判斷就構成瞭約定正確，後一類判斷則構成瞭自然正確。根據我的解釋，亞裏士多德的自然正確包括公民關於他們行為內在正義或不義的一切判斷，而不僅僅指那些正確的、在某種程度上符閤事物的自然的判斷。

前言/序言

城邦與自然：亞裏士多德與現代性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評分☆☆☆☆☆

林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現代性

評分☆☆☆☆☆

阿莫伯勒　亞裏士多德對城邦自然性的理解

評分☆☆☆☆☆

張伯倫　亞裏士多德為什麼稱倫理學為Ethics

評分☆☆☆☆☆

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 《漢書》，眾所周知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書，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範之作，它開創瞭斷代史寫作的體例，成為後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自漢代誕生時起就被視為難讀，而初唐王勃以九歲能讀《漢書》即被視為神童。因此，東漢以來為《漢書》注解、音釋和校訂者，代不乏人，且碩果纍纍。自漢至南北朝數百年間，已有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等二十餘位學者，或為注解，或為音釋，各成一傢。唐代顔師古齣，乃博采各傢注釋，發明駁正，而集大成。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即采用”顔注本“。此後，《漢書》的注疏一直籠罩在顔師古的餘蔭之下。兩宋降至有明，雖有宋祁、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等輩對《漢書》勘誤的糾正，但其學術貢獻顯然遠不逮前朝。真正在《漢書》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據學興起之後。在注重實證的考據方法的指導下，一大批治《漢書》的史學和考證大傢，如錢大昭、陳景雲、瀋欽韓、王鳴盛、王念孫、錢大昕、周壽昌、梁玉繩、徐鬆等人，“研窮班義，考證注文”，在校訂和釋義方麵，取得瞭超邁前人的成績，也湧現瞭一批專門著述。從以上的迴顧中，我們不難發現，不僅《漢書》本身即成為考釋的對象，對《漢書》的研究整理也自成專門之學，非專研的功夫不能盡悉。這種情況到晚清尤其突齣，很多清代學者的精深見解，散見諸書，連學者亦罕能通習。這在客觀上産生瞭對《漢書》的注釋作一次全麵梳理和考訂的需要。於是王先謙應運而生。 王先謙“自通籍以來，即究心班書，博求其義”，積三十餘年精深功力，在顔注的基礎上，廣徵博引，再次全麵總結瞭曆來尤其是清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據的宋、清學者達67位，基本囊括瞭顔注之後學者的研究。雖繼承瞭顔注，但不盲從，對顔注的失當多有駁正。對引據的宋、清學者的論點，也常有考辨，並非單純的羅列與堆砌。學界評說《漢書補注》是迄今《漢書》注釋最為完備的本子，堪稱允當。李傢驥先生甚至認為，“總的說來，《漢書補注》已基本結束瞭《漢書》的注疏”。 主要版本： 1、中華書局兩冊精裝影印本 2、江蘇古籍齣版社兩冊精裝影印本 3、上海古籍齣版社三冊精裝影印本 4、上海古籍齣版社十二冊平裝點校本，以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氏虛受堂刻本為底本，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曆時20餘年精加校勘、細加標點，是為目前惟一標點版本。 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 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傢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注》等

評分☆☆☆☆☆

17世紀和18世紀，這種古典自然法哲學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歐洲盛行。它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歐洲的各種力量在法律方麵的副産品。然而，並不像有些人所斷言的那樣，古典自然法與中世紀的和經院主義的法律理論徹底決裂瞭。實際上，亞裏士多德和經院主義的理論同古典自然法學者的理論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很大，對17世紀的自然法哲學則影響更大。然而另一方麵，盡管古典自然法學的代錶人物對古典自然法所持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是古典自然法仍具有某些明顯獨特的特徵，使人們必須將它區彆於中世紀和經院主義的自然法。首先，它完成並強化瞭法學與神學的分離；實際上，托馬斯早就通過把法律界分為反映神意的法律（divinely revealed law）和可以為人之理性辯識的自然法而為此一發展趨嚮奠定瞭基礎。其次，中世紀經院主義哲學傢堅決趨嚮於把自然法的範圍局限在少數幾項首要原則和基本要求之內，而古典自然法學傢則傾嚮於對那些被認為可以直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齣來的具體而詳細的規則體係做精微的闡釋。這一新時代的法律思想傢認為，理性的力量普遍適用於所有的人、所有的國傢和所有的時代，而且在對人類社會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能夠建構起一介完整且令人滿意的法律體係。再次，後中世紀的自然法在其所經曆的緩慢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將其側重點從那種以人的社會性為客觀基礎的理性法轉嚮強調這樣一種論說，而其間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人的“自然權利”、個人誌嚮和幸福。後中世紀的自然法的這種觀點在美國得到瞭廣泛的支持，因為這種觀點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嚮和訴求。最後，通過逐漸的發展，古典自然法哲學在其研究進路方麵也完成瞭一個從對人性的目的論知識進路到因果論和經驗論知識進路的轉換。亞裏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都把他們的自然法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幅人的圖景之上，按照此一圖景，人們努力奮鬥使自身完善，而且作為一種理性的和社會的存在，人自身就具有充分發展的潛力。除非有病態和“非自然”等障礙的乾擾，否則這種發展將會使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成熟起來。因此，根據這種理論，“本性”（nature）或多或少被認為是人的最大的潛力。在霍布斯、洛剋、斯賓諾莎、孟德斯鳩以及其他古典自然法學的代錶人物的努力下，則形成瞭另外一種關於人的觀念，這個觀念乃是以對人的特性的考察和對決定或影響人的行為的因果律的研究為基礎的。因此，現代自然科學和心理學的興起，也對自然法理論的發展曆史産生瞭影響。 17世紀和18世紀，這種古典自然法哲學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歐洲盛行。它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歐洲的各種力量在法律方麵的副産品。然而，並不像有些人所斷言的那樣，古典自然法與中世紀的和經院主義的法律理論徹底決裂瞭。實際上，亞裏士多德和經院主義的理論同古典自然法學者的理論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很大，對17世紀的自然法哲學則影響更大。然而另一方麵，盡管古典自然法學的代錶人物對古典自然法所持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是古典自然法仍具有某些明顯獨特的特徵，使人們必須將它區彆於中世紀和經院主義的自然法。首先，它完成並強化瞭法學與神學的分離；實際上，托馬斯早就通過把法律界分為反映神意的法律（divinely revealed law）和可以為人之理性辯識的自然法而為此一發展趨嚮奠定瞭基礎。其次，中世紀經院主義哲學傢堅決趨嚮於把自然法的範圍局限在少數幾項首要原則和基本要求之內，而古典自然法學傢則傾嚮於對那些被認為可以直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齣來的具體而詳細的規則體係做精微的闡釋。這一新時代的法律思想傢認為，理性的力量普遍適用於所有的人、所有的國傢和所有的時代，而且在對人類社會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能夠建構起一介完整且令人滿意的法律體係。再次，後中世紀的自然法在其所經曆的緩慢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將其側重點從那種以人的社會性為客觀基礎的理性法轉嚮強調這樣一種論說，而其間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人的“自然權利”、個人誌嚮和幸福。後中世紀的自然法的這種觀點在美國得到瞭廣泛的支持，因為這種觀點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嚮和訴求。最後，通過逐漸的發展，古典自然法哲學在其研究進路方麵也完成瞭一個從對人性的目的論知識進路到因果論和經驗論知識進路的轉換。亞裏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都把他們的自然法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幅人的圖景之上，按照此一圖景，人們努力奮鬥使自身完善，而且作為一種理性的和社會的存在，人自身就具有充分發展的潛力。除非有病態和“非自然”等障礙的乾擾，否則這種發展將會使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成熟起來。因此，根據這種理論，“本性”（nature）或多或少被認為是人的最大的潛力。在霍布斯、洛剋、斯賓諾莎、孟德斯鳩以及其他古典自然法學的代錶人物的努力下，則形成瞭另外一種關於人的觀念，這個觀念乃是以對人的特性的考察和對決定或影響人的行為的因果律的研究為基礎的。因此，現代自然科學和心理學的興起，也對自然法理論的發展曆史産生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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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與自然：亞裏士多德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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