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现代巴勒斯坦史(第2版)》试图通过历史研究阐释巴以冲突的实质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某种出路。特别希望我选择的叙事方式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因为据我所知,中国历史及史料中一直非常关注并认同民众在历史中的力量和作用。我希望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常见的政治家及军方角度呈现历史叙事,这将会使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历史更加真实易懂。
内页插图
目录
艾兰·佩普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译者序)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谢
导论:现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新视角
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通行版本
解构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
撰写一块土地两个民族的历史
第一章 世纪末(1856—1900):社会宁静与政治动荡
乡村地貌及其人民
巴勒斯坦城市和社会
没有政治的社会
当地经济的全球化
19世纪80年代“现代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
侵袭市民社会:现代奥斯曼国家的构建(1870—1900)
一个时代的结束:乡村首领和巴勒斯坦城市贵族
新开端、新影响
锡安主义推动力
新十字军东征:圣殿骑士、殖民者和投机者
第二章 暴政与战争之间(1900 1918)
阿卜杜尔·哈米德统治末期的巴勒斯坦(1900—1908)
锡安主义的到来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后的巴勒斯坦(1908—191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
第三章 委任统治政权:殖民主义、民族化与共存
艾伦比统治下的巴勒斯坦
城市的民族化(1918—1920)
“南叙利亚”的终结
委任统治早期(1920—1929)
政治与社会相遇:1929年分水岭
锡安主义飞地的建设(1929—1936)
巴勒斯坦乡村的贫穷化(1929—1936)
领导层和民族主义问题(1930—1936)
1936年起义
1939年白皮书
遭遇民族主义:共存的迫切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勒斯坦
第四章 浩劫与独立之间:1948年战争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工作时期
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1948年3月一5月)
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1949年1月)
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1948年5月—1949年1月)
第五章 分治时代(1948—1967)
混乱与强占
不同回应:游击战士、与世隔绝、甘被吸纳
苏伊士运河战争
政治的彻底变革:抵抗运动制度化
虚妄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4~1968)
抑制以色列政治:国家制度化
“阿拉伯主义”在以色列社会的边缘化
处于不定状态: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
第六章 大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高政治之兴衰(1967—1987)
1967年6月战争
为生存而战:1967年战争后的巴勒斯坦难民
人民起义、游击战争与恐怖主义(1968—1972)
占领(1967—1982)
定居点与以色列的内部争论(1967—1973)
占领中求生存
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战争与和平(1973—1977)
边界问题:“约旦选择”方案和“大以色列”方案
米兹腊希犹太人革命
贝京改革
游走于议程之间:巴勒斯坦政治(1967—1987)
黎巴嫩战争及其后果(1982—1987)
内部裂痕:以色列社会的两极化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1967—1987)
大起义之路
第七章 大起义及其政治后果(1987—1996)
性别与阶层
奥斯陆和平进程之后
在政治的阴影里:宗教、民族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
第八章 后锡安主义的繁荣时代
学术之争——后锡安主义学者
政治背景
学术背景
其他历史时期的去锡安化
后锡安主义诗歌、流行音乐和文学
后锡安主义戏剧和电影
后锡安主义传媒
第九章 自杀之路:奥斯陆协议寿终正寝与毁灭之路
第二次大起义
孤注一掷的殉道倾向
后锡安主义的灭亡
后记后阿拉法特及新沙龙时代
参考文献
大事年表
人名表
词汇表
精彩书摘
当地经济的全球化
这段时期,农村没有出现驱使农民改变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力量。然而,却发生了缓慢变化,其一因为当地经济向生产和贸易进一步私有化的模式转型,其二因为巴勒斯坦在跟欧洲经济体系整合方面犹豫不决,而这种整合是欧洲资本家和奥斯曼改革者所渴望的。整合进程像巴勒斯坦农村的晴空上漂浮的一片乌云。“进程”是个神秘的词汇,图表上容易绘制,日常生活中却难以看到。虽然外国人是这一“进程”背后的因素,而巴勒斯坦民众更熟悉的奥斯曼统治者也参与其中。
有别于传统版本中“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的是,“进程”一词含糊不清,该地区现代生活的开端并没有明确日期。有了改变现在生活方式的愿望,就有了变化。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变化,都可以称为现代巴勒斯坦生活新阶段的开端。第一批寻求变革的人来自外界,第二批则是当地精英。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力量就急切地想进入巴勒斯坦,或将其纳入欧洲经济。结束战争的巴黎和会为欧洲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行省投资和牟取暴利打开了大门。从此,外国人获得购买土地和财产的许可,朝圣者推进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的繁荣。外国银行家、商人和其他经济变革的推动者随着资金涌人巴勒斯坦,寻求一夜暴富。开始成型的经济新秩序对巴勒斯坦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不仅将这个国家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单元,而且改变了生产模式和手段。
对于相对富裕家庭和已经卷入金钱贸易的成功的城市精英来说,外界的压力正符合提高生活水平的本能愿望。巴勒斯坦有些地方的商人、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试图不断地积累财富,而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现存的平衡偶尔也发生了改变。然而,直到1856年,这些变化只是发生在公认的社会体系之内,那里行为规范得到承认,根本的权力平衡得以维持。不顾这些准则并注意到来自欧洲的挑战的首先是巴勒斯坦商人,他们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也有个别犹太人。这些沉默至今的人们苏醒了。长期以来他们不仅面对财富困窘,而且人数也有所增加。其中,耶路撒冷的希腊正教社区首先采用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城市中心因此出现了死亡率降低而出生率升高的现象。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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