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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册封面，以实物为主！

内容简介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以中央乐团的成立、发展、变化直至结束历史使命为脉络，记录了中央乐团四十年的风雨历程。
　　作者周光蓁在十年间遍访中央乐团相关人员，以及与中央乐团有过合作的百余位音乐家，，大规模的采访之外，还遍阅有关图书、报刊，搜集各种资料，力图再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中央乐团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个历史标本，中央乐团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的脉动相吻合。因此，《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既是一部集体传记，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随书附赠中央乐团经典录音CD以张，铭刻了中央乐团的辉煌，殊为珍贵。

作者简介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州，澳门出生、香港长大。对音乐史的兴趣始于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分别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Barbara Smith）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担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南华早报》资深作家、美国权威古典音乐网站Musical America大中华地区评论员，香港艺术节《阅艺》杂志特约作家、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及第四台乐评主持、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2009年《中央乐团史1956-1996》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同年被评为“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书”。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序一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
序二 权威的中央乐团传记
自序 我与中央乐团的因缘
再版序
绪论 从无到有：管弦乐团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一部 从孕育、创建到成长 1951~1966
第一章 中央乐团创立背景 1951~1956
第二章 从引入专家到“反右” 1956~1957
第三章 以小养大：困难时期的亮点 1958~1960
第四章 暴风前的静谧与惶惑 1961~1966
第二部 “文革”样板团年代 1966~1976
第五章 乐团造反派时期 1966~1967
第六章 军宣队进驻前后 1968~1970
第七章 钢琴协奏曲《黄河》与外交转向 1970~1973
第八章 觉醒中的样板团 1974~1976
第三部 改革开放时期 1977~1987
第九章 从拨乱反正到恭迎卡拉扬 1977~1979
第十章 乐团改革初试 1980~1985
第十一章 港澳、美国巡演 1986~1987
第四部 凤凰吟 1988~1996
第十二章 乐团改革难产前后 1988~1991
第十三章 再改革、再难产 1992~1993
第十四章 中央乐团终极改革 1994~1996

下册
图版
附录一 中央乐团四十年大事记 1956~1996
附录二 中央乐团演出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三 中央乐团演职人员 1956~1996
附录四 中央乐团主要录音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五 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六 主要参考资料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CD唱片——解说
后记

精彩书摘

　　据吉尔伯二十多年后回忆，他到中央乐团指挥一事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乐团访华，期间小泽曾向中方建议为乐团请较为长期性的外籍指挥来训练乐队。这个建议后来转达给周文中，而周教授返美后联络吉尔伯，提出到中央乐团工作一年，主要是训练乐队和指挥演出。教授特别声明两个条件：一是要懂得训练；二是愿意在中国国内工作。“我记得周教授向我提出到北京工作一事时我们正在纽约的地铁车厢内，还未谈完他要下车了，他是隔着车门对我说会致电给我。因此我的北京之旅可以说是在地铁中敲定的。”
　　乐团团长李凌对吉尔伯答应到团工作十分高兴，但由于条件所限，担心亏待客人，于是到处张罗，要求提高指挥的待遇。最后硬着头皮给吉尔伯写信，除了欢迎他早日到团外，亦向他提出工资待遇，谨在此摘录如下：“我们会为你提供旅馆和免费使用专车……我们正向文化部申请把工资上调到八百元（人民币），而非我们告诉周（文中）先生的六七百元，因为考虑到阁下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指挥。”
　　吉尔伯说李凌后来告诉他新增的工资比邓小平的工资还要高！无论如何，这位纽约指挥自言喜欢尝试新的环境和工作，加上有周文中的支持，于是带着新婚妻子在1980年6月赴京，开展他自己的“新长征”。关于他的一年工作合约，他用两年分四次、每次三个月跟乐队分期训练，方便履行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据资料显示，吉尔伯由1980年6月28日首场音乐会开始，至1982年2月27日的最后一场止，一共排演了十八套节目，其中首次演出的作品共有三十八部之多，而作品类别幅度极大，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时期都有，可以说是中央乐团四十年最集中锻炼管弦合奏实力的时期。正如吉尔伯回忆时指出，当时乐团几乎什么都可以演，尤其欢迎未曾演过的曲目。但唯一的例外是苏联作品，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就不能演，但后来亦放松了。
　　……

前言/序言

　　周光蓁的洋洋巨著《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即将问世，索序于我，我不胜荣幸，但也不禁汗颜，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乐迷，而非音乐学者专家。
　　我和光蓁的缘分始于香港大学：本世纪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门来访，我们大谈音乐，一见如故，引为知音。不久他邀请我做他的博士口试的考试委员，我也欣然答应，这才有机会仔细阅读他以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发现内容详尽，不胜佩服。这本书虽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写，但资料更丰富，内容琳琅满目，远远超过论文之上，这是作者花了将近十年工夫，远涉五湖四海，访问了不下百余位当事人，收集了更多资料后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个英文词来形容，这本中央乐团的传记，绝对是“definitive”。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团体写传记的先例，不是没有。然而放在现代中国的领域中来看，此书可能还是第一本。它既全面，又不“官方”，真是难能可贵。“官方”这个字眼，当然脱离不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中央乐团而言，更牵涉到所谓“土洋之争”，因为交响乐和乐队是一个“洋”玩意儿，它不符合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从20世纪初西乐传进中国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家父母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求学时，教授如唐学咏、马思聪等都是留学法国的，他们又特聘了几位德国籍的洋教授来客座，教授指挥和作曲法，训练完全出自19世纪以降的西洋音乐传统）。西式的交响乐团成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部局乐队”（队员全是洋人），已经为此打下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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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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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已久，非常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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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下旬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10月29日，30日卡拉扬与BPO于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两场音乐会，11月1日为专场音乐会，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台下听众几乎全是当时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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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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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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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购物体验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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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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