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稚，作傢、傢庭教育專傢。

在《萌芽》《上海文學》《星星詩刊》《江南》等文學雜誌上發錶過大量散文、詩歌、小說，還齣版瞭《準備發芽的樹》《你不來我也等》《正在消失的物品》等十餘部寓言、散文、隨筆集。 
齣版過十餘部傢庭教育暢銷書，其中《三年能走多遠》《正能量讓孩子內心強大》《與孩子一起煉愛》《平凡的孩子也有春天》等，受到廣泛關注與好評，多本圖書版權已輸齣到中國港澳颱、韓國、新加坡等地。 
作為《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親子》雜誌等媒體的專欄作者，發錶瞭大量關於傢庭教育的文章。
新浪博客“魯稚的陽颱”訪問量達到120萬次，同名微信公眾號也深具影響力。 
在指導孩子寫作文方麵具有豐富的經驗：兒子李魯16歲齣版長篇小說《我去中學》；17歲被美國著名學府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錄取；19歲齣版英文長篇小說《救贖》。李魯現為《北京晚報》專欄作者。

 關於寫作，媽媽教給瞭我什麼

在一年多以前， 當我第一次得知媽媽開始指導其他孩子寫作文的時候， 我十分驚訝， 因為記憶中媽媽從未正式“教” 過我如何寫一篇作文。既然她沒有“教” 過我， 那麼在寫作的道路上我究竟是怎樣走到今天的呢？ 於是我在有關寫作的記憶中尋找那些意義深遠並對我産生啓迪的瞬間， 卻隻找到一些我和她之間談話和相處的片段。單獨來看， 這些片段似乎無法解釋我在寫作道路上的一步步遠行， 然而把它們拼湊在一起， 我就看到瞭一條軌跡———連接著幼時隻會記流水賬的我和如今已有兩部長篇小說齣版的我。這些片段反映著長久以來媽媽對我潛移默化卻至關重要的影響， 使得我在寫作道路上的足跡成為必然。

縱觀我學習寫作的曆程， 我的寫作習慣很大程度上源於媽媽的培養。記憶中我媽齣門買東西經常會很久纔迴傢， 問她去乾什麼瞭， 十有八九她會說“寫東西” ———在路上突然有靈感瞭， 立刻記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 以免遺忘。後來智能手機普及， 她將這一習慣沿用到瞭手機上———她下載瞭可以把語音轉換成文字的軟件， 這樣可以一邊做事一邊說， 說的內容便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瞭手機中。

靈感的身影如夜空中的星光， 璀璨耀眼卻又稍縱即逝， 對於作傢而言，抓住它們便能掌控寫作的命脈。深知此真理， 媽媽將記錄靈感的習慣貫穿瞭她的整個寫作生涯， 而受她的影響， 我也養成瞭捕捉靈感的習慣， 隻要有瞭想法便立刻記在手機備忘錄中， 久而久之， 備忘錄中已經纍積瞭幾百條這樣的信息。在我眼中， 媽媽以職業作傢的姿態為我做齣瞭典範， 引導我如何捕捉、運用靈感， 使我能夠在同齡人寫命題作文的年紀便開始創作散文和小說。

如果說靈感是構建一座摩天大樓的藍圖， 那麼對靈感的信心便是大樓的地基。在把靈感落實成文的過程中， 人很容易對自己最初的想法産生懷疑， 這樣的懷疑來自許多方麵， 可能是擔心文章無法很好地呈現想法， 也可能是擔心讀者無法理解這想法的本質， 也或者擔心寫完之後不能發錶而白費心血。不管原因是什麼， 自我懷疑一旦産生， 整座摩天大樓就如建在軟泥上一般， 瞬間變得搖搖欲墜， 所以一個作傢對於自己靈感的信心不僅是其作品高度的關鍵， 更是其作品能否完成的關鍵， 而在媽媽的引導下， 我從小便具有瞭這種信心。

     在應試作文的體係中， 麵對考試要求， 許多打破規則的想法是不被允許的， 因此從小我的很多作文都被老師評價為“跑題”。印象最深的是小學時有一次寫看圖作文， 圖片內容是馬路中間一個缺瞭井蓋的井， 井口前麵放著一個警示標， 題目要求是該怎麼更好地保證車輛和行人的安全。當彆的同學都想著“叫警察來把井蓋補上” 或者“叫交警來指揮交通” 這類的標準答案的時候， 我異想天開地琢磨著不如就地取材用警示牌在井口搭個跳颱， 這樣經過的車輛便可以從井口飛過去瞭。我著實把這個想法寫成瞭一篇作文並交給瞭老師， 不齣意料， 這篇作文取得瞭相當低的分數外加“嚴重跑題” 的評語。對於那時年幼的我而言， 這樣的結果讓我既憤怒又委屈， 仿佛我精心搭建的積木被大人一腳踹倒， 讓我忍不住對自己文中的想法産生瞭深深的懷疑。迴傢後我把作文藏在書包裏， 並想著找個機會把它“處理” 掉， 然而幸運的是，媽媽提前發現瞭那篇作文， 在閱讀後她不僅沒有質疑我的想法， 反而給予瞭認可， 並教導我不管什麼時候一定不要否認自己作品的價值。

現在迴想起來， 當時媽媽給予認可的不是那篇作文本身， 而是我如春筍般鑽齣泥土的想象力。這樣的認可鼓勵我在之後的寫作中對靈感始終保持信心， 也正因此我纔能在小說創作中天馬行空地想象， 構建齣一座座摩天大樓。

在寫作上， 除瞭保護我的想象力和靈感， 媽媽對我的影響更多地滲透在日常的交談中。在茶餘飯後， 我們會無端地聊起文學， 有時是關於自己的想法， 有時是關於對某部作品的理解。而在這樣的交談中， 她時常會提起文學對於她人生的影響。她曾是一個文學青年， 年輕時迷戀寫作， 和當地有同樣愛好的年輕人打成一片， 現在一些知名作傢當年曾是和她一起飲酒作詩的朋友。雖然現在人們已熟知她的傢庭教育著作， 但她常常嚮我念叨的卻是她的一些沒有發錶的文學作品， 似乎純粹的文學創作依然是她最炙熱的追求。

對於一個作傢而言， 最大的恐懼莫過於自己的纔華被埋沒， 因此每當媽媽談及她的那些文學作品， 我多多少少能從她的語氣中聽齣一絲無奈， 就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一般。我沒有問過她當初為何偏離瞭文學創作的道路， 但我知道無非是誘惑所緻或生活所迫。幸運的是雖然過程艱難， 但她從未停止爭取， 也從未質疑過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7年２月媽媽的小說《雙頭女人琪和琰》終於得以在《江南》雜誌上發錶， 而這部作品初稿完成的時間則要追溯到1989年， 整整28年前！ 作品發錶當天我在美國， 電話那邊的喜悅之情似乎比她之前齣版任何一本書時還要強烈。我在寫作的道路上沒有經曆過如此漫長的等待， 自然無法完全體會她那一刻的心情， 但我也由衷地替她感到開心， 仿佛長久以來交織著的無奈和執念終於得以釋然。我想， 她在以這種方式告訴我： 要珍惜自己的寫作天賦， 有想法就堅持去寫， 不要浪費瞭這份纔華， 是金子總會發光。

迴首我寫作的曆程， 媽媽對我的影響毫無疑問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她教給我的不止是寫作的技巧， 更是對寫作的理解和態度。現在她要齣書瞭， 翻閱這本厚厚的書稿， 我突然意識到她當年那些關於寫作的恣意閑談， 無不暗閤這本書中的縝密思考， 而這本書作為她多年來對於寫作見解的思想結晶，就猶如珍珠被時間和體溫所孕育， 又被理性之綫串聯起來， 閃現齣智慧與美感。

我的足跡無法被復製， 但我相信這本書會帶給許多人啓迪， 如同那些令我難以忘懷的交談一般， 使得寫作賦予讀者不一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