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稚，作家、家庭教育专家。

在《萌芽》《上海文学》《星星诗刊》《江南》等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散文、诗歌、小说，还出版了《准备发芽的树》《你不来我也等》《正在消失的物品》等十余部寓言、散文、随笔集。 
出版过十余部家庭教育畅销书，其中《三年能走多远》《正能量让孩子内心强大》《与孩子一起炼爱》《平凡的孩子也有春天》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多本图书版权已输出到中国港澳台、韩国、新加坡等地。 
作为《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亲子》杂志等媒体的专栏作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
新浪博客“鲁稚的阳台”访问量达到120万次，同名微信公众号也深具影响力。 
在指导孩子写作文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儿子李鲁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中学》；17岁被美国著名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救赎》。李鲁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关于写作，妈妈教给了我什么

在一年多以前， 当我第一次得知妈妈开始指导其他孩子写作文的时候， 我十分惊讶， 因为记忆中妈妈从未正式“教” 过我如何写一篇作文。既然她没有“教” 过我， 那么在写作的道路上我究竟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呢？ 于是我在有关写作的记忆中寻找那些意义深远并对我产生启迪的瞬间， 却只找到一些我和她之间谈话和相处的片段。单独来看， 这些片段似乎无法解释我在写作道路上的一步步远行， 然而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我就看到了一条轨迹———连接着幼时只会记流水账的我和如今已有两部长篇小说出版的我。这些片段反映着长久以来妈妈对我潜移默化却至关重要的影响， 使得我在写作道路上的足迹成为必然。

纵观我学习写作的历程， 我的写作习惯很大程度上源于妈妈的培养。记忆中我妈出门买东西经常会很久才回家， 问她去干什么了， 十有八九她会说“写东西” ———在路上突然有灵感了， 立刻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以免遗忘。后来智能手机普及， 她将这一习惯沿用到了手机上———她下载了可以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的软件， 这样可以一边做事一边说， 说的内容便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了手机中。

灵感的身影如夜空中的星光， 璀璨耀眼却又稍纵即逝， 对于作家而言，抓住它们便能掌控写作的命脉。深知此真理， 妈妈将记录灵感的习惯贯穿了她的整个写作生涯， 而受她的影响， 我也养成了捕捉灵感的习惯， 只要有了想法便立刻记在手机备忘录中， 久而久之， 备忘录中已经累积了几百条这样的信息。在我眼中， 妈妈以职业作家的姿态为我做出了典范， 引导我如何捕捉、运用灵感， 使我能够在同龄人写命题作文的年纪便开始创作散文和小说。

如果说灵感是构建一座摩天大楼的蓝图， 那么对灵感的信心便是大楼的地基。在把灵感落实成文的过程中， 人很容易对自己最初的想法产生怀疑， 这样的怀疑来自许多方面， 可能是担心文章无法很好地呈现想法， 也可能是担心读者无法理解这想法的本质， 也或者担心写完之后不能发表而白费心血。不管原因是什么， 自我怀疑一旦产生， 整座摩天大楼就如建在软泥上一般， 瞬间变得摇摇欲坠， 所以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灵感的信心不仅是其作品高度的关键， 更是其作品能否完成的关键， 而在妈妈的引导下， 我从小便具有了这种信心。

     在应试作文的体系中， 面对考试要求， 许多打破规则的想法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从小我的很多作文都被老师评价为“跑题”。印象最深的是小学时有一次写看图作文， 图片内容是马路中间一个缺了井盖的井， 井口前面放着一个警示标， 题目要求是该怎么更好地保证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当别的同学都想着“叫警察来把井盖补上” 或者“叫交警来指挥交通” 这类的标准答案的时候， 我异想天开地琢磨着不如就地取材用警示牌在井口搭个跳台， 这样经过的车辆便可以从井口飞过去了。我着实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篇作文并交给了老师， 不出意料， 这篇作文取得了相当低的分数外加“严重跑题” 的评语。对于那时年幼的我而言， 这样的结果让我既愤怒又委屈， 仿佛我精心搭建的积木被大人一脚踹倒， 让我忍不住对自己文中的想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回家后我把作文藏在书包里， 并想着找个机会把它“处理” 掉， 然而幸运的是，妈妈提前发现了那篇作文， 在阅读后她不仅没有质疑我的想法， 反而给予了认可， 并教导我不管什么时候一定不要否认自己作品的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妈妈给予认可的不是那篇作文本身， 而是我如春笋般钻出泥土的想象力。这样的认可鼓励我在之后的写作中对灵感始终保持信心， 也正因此我才能在小说创作中天马行空地想象， 构建出一座座摩天大楼。

在写作上， 除了保护我的想象力和灵感， 妈妈对我的影响更多地渗透在日常的交谈中。在茶余饭后， 我们会无端地聊起文学， 有时是关于自己的想法， 有时是关于对某部作品的理解。而在这样的交谈中， 她时常会提起文学对于她人生的影响。她曾是一个文学青年， 年轻时迷恋写作， 和当地有同样爱好的年轻人打成一片， 现在一些知名作家当年曾是和她一起饮酒作诗的朋友。虽然现在人们已熟知她的家庭教育著作， 但她常常向我念叨的却是她的一些没有发表的文学作品， 似乎纯粹的文学创作依然是她最炙热的追求。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最大的恐惧莫过于自己的才华被埋没， 因此每当妈妈谈及她的那些文学作品， 我多多少少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一丝无奈， 就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般。我没有问过她当初为何偏离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但我知道无非是诱惑所致或生活所迫。幸运的是虽然过程艰难， 但她从未停止争取， 也从未质疑过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２月妈妈的小说《双头女人琪和琰》终于得以在《江南》杂志上发表， 而这部作品初稿完成的时间则要追溯到1989年， 整整28年前！ 作品发表当天我在美国， 电话那边的喜悦之情似乎比她之前出版任何一本书时还要强烈。我在写作的道路上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等待， 自然无法完全体会她那一刻的心情， 但我也由衷地替她感到开心， 仿佛长久以来交织着的无奈和执念终于得以释然。我想， 她在以这种方式告诉我： 要珍惜自己的写作天赋， 有想法就坚持去写， 不要浪费了这份才华， 是金子总会发光。

回首我写作的历程， 妈妈对我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教给我的不止是写作的技巧， 更是对写作的理解和态度。现在她要出书了， 翻阅这本厚厚的书稿， 我突然意识到她当年那些关于写作的恣意闲谈， 无不暗合这本书中的缜密思考， 而这本书作为她多年来对于写作见解的思想结晶，就犹如珍珠被时间和体温所孕育， 又被理性之线串联起来， 闪现出智慧与美感。

我的足迹无法被复制， 但我相信这本书会带给许多人启迪， 如同那些令我难以忘怀的交谈一般， 使得写作赋予读者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