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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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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店铺： 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577696

商品编码：29335970237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6-01

页数：191

字数：285000

商品参数

西域古佛寺——新疆古代地面佛寺研究
	曾用价	150.00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版次	1
	出版时间	2018年06月
	开本	16
	作者	林立
	装帧	平装
	页数	191
	字数	285000
	ISBN编码	9787030577696

内容介绍
本书主要研究新疆地区公元3世纪至13世纪的地面佛教寺院。书中把这些寺院分为巴楚、库车、焉耆、吐鲁番- 哈密和丝路南道五个区。对每个区的佛寺建筑遗址现状、佛堂建筑形制、寺庙布局以及年代分别进行论述，*后对这些佛寺遗址所呈现出的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渊源进行了探讨。

目录
目录
第*章 绪论 1
第*节 题解 1
第二节 地面寺院的发掘和研究简史 3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 6
第四节 研究思路 7
第二章 图木舒克地面佛寺 10
第*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0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1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18
第四节 寺院布局 22
第五节 年代 24
第三章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 31
第*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31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32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37
第四节 寺院布局 40
第五节 年代 43
第四章 苏巴什地面佛寺 47
第*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47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48
第三节 佛寺建筑类型 61
第四节 寺院布局 64
第五节 佛塔形制 65
第六节 年代 68
第五章 焉耆锡格沁地面佛寺 69
第*节 发掘和研究概况 6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71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82
第四节 年代 83
第五节 寺院布局 88
第六章 高昌故城地面佛寺 89
第*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8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90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05
第四节 佛堂的形制渊源和族属 107
第五节 年代 116
第六节 寺院布局 118
第七章 交河故城地面佛寺 119
第*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简史 119
第二节 佛堂建筑类型 120
第三节 寺院布局 124
第四节 年代 126
第八章 胜金口地面佛寺 129
第*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29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29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39
第四节 寺院布局 140
第五节 年代 141
第九章 白杨沟地面佛寺 144
第*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简史 144
第二节 佛寺遗址现状 144
第三节 佛堂建筑类型 150
第四节 年代 153
第五节 寺院布局 155
第十章 结语 157
第*节 地面寺院的地域划分与所属宗派 157
第二节 地面寺院建筑的渊源 162
第三节 地面寺院建筑与石窟 166
第四节 地面寺院与交通 168
参考文献 171
附录 丝绸之路南道佛寺研究 178
Abstract 190

在线试读
第*章 绪论
　　第*节 题解
　　新疆位于我国西部，地处亚洲腹地，东接河西走廊，西至帕米尔高原。所谓西域，传统上广义的定义是指玉门关以西包括整个新疆在内的广大中亚区域，而狭义定义上的西域*早按《汉书·西域传》所载，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也就是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和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及哈密盆地，而此后历朝历代有关西域的概念和范围都有所变化，一般而言，历代中央政府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可视为是狭义的西域（1）。习惯上，通常以天山为界，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两部分。北疆为草原荒漠地带，南疆为绿洲和沙漠地带。
　　天山南边的塔里木盆地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一词*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于19世纪末提出，指东起中国中原地区，西至罗马帝国地中海之滨，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之道。这一提法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沿用至今。丝绸之路的开辟，一般以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为标志。《汉书·西域传》中把经过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由此可知沿天山南缘为北道，主要国家有车师（后为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沿昆仑山北缘为南道，有于阗和楼兰（东汉初改名鄯善）诸国。魏晋南北朝时，按《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这个时期丝绸之路又开辟新道。这条道路从玉门关西北行，绕过三陇沙和龙堆，经五船等地到达高昌，复西行与中道合于龟兹。中道为汉代的北道，因这条新道的开辟而改名。
　　地面寺院（freibautentempeln）一词*早由勒柯克（A. von Le Coq）提出，以区别开凿于山体崖面的石窟寺院（H？hlentempeln）（Le Coq，1924）9-10。地面寺院大多平地起建，使用土坯等建筑材料，不像石窟寺院凭借山崖开凿建筑，在布局上显得更灵活、充裕，在形制、组合上也更多样化，极具研究旨趣。
　　公元前6世纪，佛陀于鹿野苑初转法*，作为人类文明之一的佛教开始流传于世。佛陀涅槃之后，佛教经历两次大的发展，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另一次是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伽时期。在迦腻色伽的支持下，佛教在贵霜王朝中心的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进行了第四次结集（季羡林等，2000）331-333。这次结集产生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早期的大乘经典，加入了中亚伊兰系民族的一些宗教信仰特色，而和原来恒河流域的印度佛教有所差别。同时在原先大夏希腊人雕刻神像、人物传统的影响下，对佛的偶像崇拜开始出现。随着佛像崇拜的兴盛，贵霜王朝统治地区的寺院形制也和恒河流域不同（晁华山，1994）165-171。也就在这个时期，贵霜王朝境内的高僧大德纷纷以向外传播佛教为自己的使命，毗邻贵霜帝国的西域便是*选之地，他们跟随商人的驼队，越过大雪山和帕米尔高原或冒险徒步穿越克什米尔北部印度河上游河谷，到达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古代绿洲国家，然后建筑寺院，弘扬佛法。贵霜时期（1～3世纪）以及后贵霜时期（3～5世纪），大致相当于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原和西域交流十分频繁，佛教也就经西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从文献记载看，自东汉末至南北朝初期，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翻译佛典的高僧主要来自贵霜王朝地区和西域诸绿洲国家（1）。可以认为，中国早期的佛教是受中亚地区佛教影响，而非印度本土佛教的直接影响。虽然中亚佛教在贵霜帝国衰亡后的4世纪仍保持对外影响的势头，但到五六世纪的时候，由于入侵的白匈奴（ 哒人）实行灭佛的政策，中亚的佛教开始衰落下去，直至唐代才有所恢复。中亚贵霜佛教在衰落之后，其中心也就慢慢移至西域，在这段时期，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十分兴盛。各个绿洲国家的国王贵族纷纷布施祈福，建立大规模的佛教寺院供养佛、法、僧三宝，甚至一些王族子弟出家成为高僧。大批的胡僧携带胡本佛经进入中原，这些高僧与胡本佛经和西域的绿洲国家都有一定关系。从全世界范围看，4～6世纪这段时间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时期西域是除印度笈多王朝、中国十六国南北朝之外的一个主要的佛教中心，所以西域佛教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西域佛教的兴盛与这个时期丝路繁荣，各个绿洲国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是息息相关的。唐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时，佛教在西域进一步发展。从10世纪起，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在中亚兴起，伊斯兰化的浪潮很快波及整个西域地区。至14世纪时，佛教*终在西域绿洲消亡。
　　经过多年来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变迁，西域昔日繁华庄严的寺院或已成为废墟，或已湮灭于大漠瀚海之中。从新疆现存的佛教遗址看，几乎一半为地面寺院遗址，这些遗址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盛况的基本材料。
　　第二节 地面寺院的发掘和研究简史
　　一、调查和发掘简史
　　有关新疆地面寺院遗址的调查、发掘可分为下面四个阶段。
　　1. 第*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新疆，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探险活动。
　　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探险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Sevn Hedin）揭开序幕的。他于1895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这一发现引起西方学界对新疆古代遗址的注意。1898 年，俄国人克莱门兹（D. Klementz）首次专门考察吐鲁番的古代遗址，并于1899 年在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做相关报告。在这之后英国人斯坦因（M. 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 Pelliot），德国人勒柯克、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俄国人奥登堡（S. F.Oldenburg），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均在新疆做过考古调查发掘。
　　斯坦因在1901～1914 年做了三次考察，主要调查、发掘区集中于丝路南道的于阗、鄯善和北道的焉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地面佛教遗址，主要地点有喀什、和田的约特干、热瓦克，于田东北部的达玛沟、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米兰、楼兰、营盘，焉耆的锡格沁明屋以及哈密的上庙尔沟。
　　伯希和1906～1908 年于塔里木盆地调查、发掘的主要地点是巴楚县托古孜沙来寺院遗址和库车地区的夏合吐尔（都尔都尔阿库尔）遗址与苏巴什遗址。
　　德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1902～1914 年先后在新疆进行了四次发掘。德国考察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和库车地区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地，在哈密的白杨沟、焉耆的锡格沁和巴楚的图木舒克塔格也进行过发掘。
　　1909～1910 年，俄国再次派遣探险队考察新疆古代遗址，探险队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率领，主要考察地点为吐鲁番、焉耆和库车。
　　与上述西方探险队考察时间同期，日本大谷探险队也进行了三次探险活动：第*次是1902～1904 年，由渡边哲信和崛贤雄进行；第二次是1908～1909 年，成员是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第三次是1910～1914 年，成员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
　　在这股探险热潮中，许多古代佛寺遗址相继被发现，出土的大批雕塑、壁画和文书全部流失海外。1900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利用看守人王道士的无知，盗走大部分经卷和其他文物。陈寅恪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称之为“吾国学术伤心史”。
　　2. 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活动加以禁止。因此，这阶段国外探险家的考古发掘不如第*阶段之频繁。其中主要有：1928 年德国人特林克勒（E.Trinkler）在古于阗国统治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主要地点有热瓦克、巴拉瓦斯德等地；法国人哈金（Joseph Hakin）于1931 年考察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新疆大批文物的流失也使当时中国学术界深受刺激。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国宝和关注西域的考古发掘。1927 年，以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标志，我国学者也开始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从1928 年1 月～1930 年8 月，黄文弼在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巴楚、于阗等地对佛寺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另外，1916～1917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到新疆调查财政状况，同时也关注新疆各地的历史、地理、民俗等。他所撰的《新疆游记》中对部分地面寺院遗址有所记载。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界继续关注新疆佛寺遗址，但相关的考古发掘并不多。其中主要有：20世纪50 年代，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各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其中包括对焉耆锡格沁明屋遗址和库车苏巴什遗址的重新发掘；20世纪60 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新疆石窟调查组，以阎文儒先生为负责人，对天山以南的佛寺遗址进行调查，其中包括锡格沁明屋地面佛寺遗址。
　　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今
　　这段时期佛寺考古研究工作成果显著。除石窟寺考察外，主要有关地面寺院的发掘有：1979～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吉木萨尔北庭高昌回鹘寺院遗址；1993～1994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故城发掘西北小寺和一座地面寺院遗址；1995 年，中日学者联合对尼雅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了一座包括寺庙、僧房、民居、院门的寺院遗址；1996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联合调查发掘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敦遗址，发掘了两座寺院。
　　二、研究简史
　　由于新疆文物流失于世界各地，在客观上也使西域佛教艺术史研究走向世界，许多国外学者开始致力于这块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国外有关新疆地面寺院的研究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一阶段国外学者主要进行的工作是编写报告、整理相关发掘资料，以及撰写个人游记。
　　斯坦因的三本考古报告《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皆涉及地面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受过考古专业训练的学者，斯坦因的发掘工作相当细致，他对所能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遗迹、遗物进行详尽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的性质和年代进行判断。由于当时中亚佛教考古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当时和后来的地面寺院考古材料斯坦因并不知晓，所以斯坦因没有进行较大范围的综合研究，特别对佛教寺院的布局和形制基本上没有涉及。
　　1904 年格伦威德尔回到德国后，即撰写了《1902～1903 年亦都护城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Bericht über arch？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1902-1903）一书，内容主要是介绍吐鲁番地区的地面寺院。在这之后，格伦威德尔还撰写了考古报告《中国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 年至1907 年在库车、焉耆、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Altbuddhistische Kultst？tten in Chinesische-Turkistan）和研究专著《古代库车》（Alt-Kutscha），这两本著作主要对新疆的多处石窟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包括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其分布、现存状况、出土遗物等；地面寺院并不是重点，涉及的遗址只有哈密白杨沟和锡格沁等处。
　　1913 年，勒柯克编有图录《高昌》（Chotscho），以图版的形式介绍在吐鲁番寺院遗址中发掘的精美壁画等遗物。从1922 年起，勒柯克主编的大开本论文与图版集开始出版，其总名称是《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tantike in Mittelasien），全书共7 卷，每卷均有文物图版和专题研究文章。第6、7 两卷的出版是在勒柯克1930 年去世后，由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主编。全套7 卷到1933 年出齐。这套丛书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考察经过、壁画题材、洞窟形制、分期与年代、文化类型、人种与民族、社会历史等。其中涉及地面寺院主要是图木舒克塔格遗址。
　　奥登堡在考察之后仅写有简报《俄国1909～1910 年的新疆考察》（R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юца），简单地介绍了他的调查工作，书中有地面寺院的照片，部分附有线图。
　　1915 年在香川默识编的《西域考古图谱》中刊布出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部分图录。1937 年出版的《新西域记》刊录了探险队成员的个人游记报告，大谷探险队成员均非专业考古人员，其报告大多过于简略。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1960 年以后，韩百诗（Louis Hambis）、M. Hallade 等人根据伯希和发掘的材料整理并陆续出版了《伯希和探险队考古档案》，其中有《图木舒克》（Toumchouq）和《库车》（Koutcha）四本图录和著作。整理者依据伯希和留下的笔记和照片大致对寺院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对寺院里出土遗物也给予简单介绍。在研究部分里，整理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佛教雕塑风格的对比分析，对建筑形制和寺院的整体布局等情况也给予关注。
　　1995 年，由迪亚克诺娃（N. V. D iakonova）根据奥登堡的笔记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整理出奥登堡当年在锡格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锡格沁》（ШNKШNH）一书。
　　对德国探险队所获文物的研究，主要是由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H. Hartel 教授进行的。但他的研究重点是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很少涉及地面寺院。印度艺术博物馆现任馆长M. Yaldiz 著有《新疆考古与艺术史》（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 (Xinjiang)）一书，介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面寺院遗址。
　　关注新疆佛寺遗址的还有法国学者玛雅尔（M. Maillard）。她所著的《西域的石窟和建筑遗存》（Grottes et Monuments d’Asie Centrale）一书，除了论述新疆的石窟遗存外，还对塔里木盆地的地面佛教寺院做了讨论，但作者主要是介绍性的描述。
　　日本学者有关新疆佛教艺术的研究主要收于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主编的《西域文化研究》丛书第五卷。此卷名为《中央ァシァ佛教美术》，其中收集有熊谷宣夫的《西域の美术》、上野照夫的《西域の雕塑》，以及崛贤雄的西域旅行日记。
　　另外，奥地利学者H. G. Franz 在其所著的《从犍陀罗到帕干》（Von Gandhara bis Pagan (Kultbauten des Buddhismus und Hinduism in Süd- und zentralasien)）一书中，对佛寺类型进行分析，把新疆部分佛寺遗址归入“带回廊佛寺”一类。
　　近年对新疆佛教遗址进行探讨的学者主要有美国学者玛丽琳·马丁·瑞（Marylin Martin Rhie）。她著有《中国和中亚早期佛教艺术》（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al Asia）两卷，主要通过艺术风格的比较，对塔里木盆地的佛教遗迹进行比较研究和年代推断。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丝路佛教艺术的学者还有意大利M. Bussagli 和印度C. Bhattacharya 等人。
　　国内有关丝路北道地面佛寺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河故城，孟凡人、贾应逸和李肖等人都撰文探讨过交河故城内佛寺布局和类型。晁华山教授在进行新疆石窟寺研究的同时，也对乌什吐尔地面寺院、锡格沁地面寺院和高昌故城地面寺院等遗址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
　　以上有关新疆佛教遗址的发掘、调查和研究是本书研究的基础。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
　　一百年来，有关新疆地面佛寺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学者中进行的，文章数目已不算少数，但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当时发掘者对寺院遗址的描述和他们对年代的大致判断；二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这批材料，从艺术史的角度就部分雕塑、壁画做进一步的描述和更准确的年代判断。由于缺乏实地的考察，后来的西方学者很少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去探讨西域佛寺的形制演变。
　　国内学者虽然对新疆石窟寺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但是对地面佛教寺院的研究相对少得多。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存地面佛教寺院遗址残毁过甚，而早期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大多散落于国外；另一方面是新疆地区考古发掘的艰辛和经费的缺乏，使得地面寺院的考古发掘不能全面系统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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