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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2)——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徐贲专文导读“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曾经,作为二战非正义的一方,德国和日本面临着可怕的失败:军事失败,政治失败,还有道德失败。战后多年以来,身为世人眼中的“危险民族”,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自己这段不光彩的过去?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又如何在历史的罪孽中审视自我、恢复“正常”?
过去深入骨髓,历史从未清零。布鲁玛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关于在我们这个世纪,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
内容简介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IanBuruma,1951—),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College)民主、人权与新闻Paul R.Williams教授,为《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金融时报》等多家重要媒体撰写评论。作品涉猎广泛,全新著作有《零年:1945》《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等。
精彩书评
★《罪孽的报应》是一部耐人寻味的“政治游记”,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而布鲁玛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
——徐贲
★本书堪称一次巨细靡遗的全方位报道:布鲁玛的笔下勾勒了幸存者和退伍老兵,政客们,左翼和平主义者和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的故事。《罪孽的报应》副标题是‘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但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它是一次探究之旅,关于在我们这个世纪,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
——《纽约时报》
目录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徐贲
前言
序:敌人们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正常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索引
前言/序言
序:敌人们
1991 年夏,即两德统一后第二年,我因为要给一本杂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当地一份报纸里留意到一则告示,说犹太社区中心将举办一场讲座,演讲人是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讲座的题目叫“缅怀的努力:对于无法哀悼的心理学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纳粹时期。我本以为讲堂多只会坐一半人,却发现听众不少,且多是年轻人,穿着很随意,乍看更像是来听摇滚音乐会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马路尽头。对此,我其实不应感到意外。德国人对于战争的记忆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一些日本人对此困惑不解。一位年迈的德国外交官曾语气悲凉地向我回忆道,曾有位日本同事告诉他,德国人对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诚恳劲儿,必然会导致丧失德国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轻得多的后生跟我讲述了访问东京时的见闻,说他在啤酒馆里听到日本人唱德军进行曲时惊得目瞪口呆。我无意夸大这些反差。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历史健忘症,也有不少德国人想要忘记过去,正如有德国人巴不得能在啤酒馆里听到这些老歌再度唱响一样。然而,我无法想象日本也会有米切利希这样的人,在东京市中心开办讲座,探讨为何“无法哀悼”,还能吸引到这么多人。日本也没有一名政客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下跪的维利·勃兰特那样,双膝跪地,为历史罪行进行道歉。
所有这一切表明,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因为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不是在战后历史,或战时历史当中才找得到?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借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话来讲,这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 “罪文化”?
这些问题有效给出了我的探讨范围。由于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至今仍在德国和日本触发激烈争议的部分,许多著名历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军对阵朱可夫将军(Zhukov)麾下坦克部队的诺门罕战役(Nomonhan)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帕尔战役(Imphal)和诺曼底登陆,但我对这些一概没有提及。以日本为例,我强调的是侵华战争和广岛原爆,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相较于其他事件,已经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时我着重写到了排犹,因为是它在(联邦)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上留下了为敏感的伤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战,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我还无法预知之后发生的事将为我的叙事提供一种越来越戏剧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德国统一,再接着是海湾战争,1993年的日本大选一举打破了保守派自民党的政治垄断。我决定从海湾战争开始写起,那时我正好身在德国和日本,况且那几个星期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上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两国的创伤和记忆,甚至连越战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两国都并未受邀参战。日本和德国的宪法均禁止两国卷入战争,这一安排引发了激烈争论: 他们能不能获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们自己有没有自信参与到今后的武装冲突中来?如今,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德国飞行员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逻,而日本自卫队亦在柬埔寨尝试进行维和,尽管他们还是没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所处时代有许多陈腔滥调,其中之一是两个昔日的轴心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许多人忌惮日本和德国的实力。欧洲人害怕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部分美国人已经将日美经济矛盾形容为一场战争。但是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人对德日两国的力量寝食难安的话,那么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也一样。倘若说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依然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身上都残留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国正式统一一事并未在1990 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引发多少喧嚣或喜庆。书展每年都会关注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为书展的一个环节,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不论如何,他俩都是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全书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取美国通行的意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格拉斯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哀叹德国统一。他说,有了奥斯维辛,德国应该永远分裂。一个统一的德国对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种危险。大江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补充说日本也是个巨大威胁。他说,日本人从未正视过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个种族主义国家。格拉斯回应说,没错,但德国也一样,在这点上无出其右者,所以德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德国更糟,不然对波兰人、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普遍仇视又作何解释呢?啊,那日本人歧视韩国人和阿伊努人(Ainus)不也一样么?所以不对,日本才是坏的,大江说道。
这一连串细数德国人和日本人不是的“双簧”进行了有好一会儿,接着对话陷入冷场。两人都琢磨着还能再说什么。冷场变成了让人不快的死寂,人们调整坐姿,等待散场。但紧接着,两人的思想恰到好处地擦出了火花,他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还是大江提出来的,总之有人说到三菱株式会社和戴姆勒—奔驰公司宣布达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新闻记者戏言其为戴姆勒—三菱轴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严肃,口径一致地称一段危险的友谊才刚刚开始。随后格拉斯从椅子里起身,给大江来了个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虽然不太习惯这套,却也尽力地予以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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