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力作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强烈推荐

英国广播公司BBC节目Reith Lectures精华。

信息爆炸、信息污染、信任危机，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保持独立思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政府与专家的公信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身边的一切保持猜忌，媒体惊呼信任危机。但是，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糟吗？

我们要求信任，我们要求民主与自由，但是除了要求权利，我们是否真正思考过，我们是否愿意或者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到底是信任危机，还是怀疑文化，造成了我们的局面？一切会变得更糟吗

制度，是否是重建信任的灵药？更透明的制度与更大的监督权，是否就能挽回丧失的人心，赢得更好的局面？

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接触到海量的信息，但是有多少是可信的，多少又是已经被污染了的呢？我们有能力分辨一切吗？如果不能，我们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判断，又有多少是正确的呢？

内容简介

《信任的力量》是一本对当今“信任危机”这一社会问题进行探讨的社科图书。

昂诺娜.奥妮尔现任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前院长，师从哲学大家罗尔斯，出版过大量探讨社会问题的哲学著作。她应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邀请，参加了的芮斯讲座（Reith Lectures），就信任危机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剑桥大学出版社将这些讲座的内容精华整理出版，即本书——《信任的力量》。

《信任的力量》一书分为五讲，讨论了“我们的社会面临信任危机吗”“信任的本质是什么”“信任的基础是什么”“制度的透明化是否更有利于信任重建”“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信息污染”等等问题。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奥妮尔在《信任的力量》中，字字珠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其犀利的语言，慎密的思维，无可辩驳的逻辑为读者带来了可称具有颠覆性的观点。

但这并非这本书*有价值之处。《信任的力量》真正的价值在于引领我们思考。在书中许多论证过程的对照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习以为常的结论和思维的不合理与不完善之处，《信任的力量》以新的视角与思路，引导我们去思索关于信任的一切。

我们所坚信的，真的是正确的？

我们在呼喊的，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作者简介

昂诺娜.奥妮尔（Onora O'Neill），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前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在康德哲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已出版《按原则行事》、《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迈向正义与美德》、《正义的界限》、《生命伦理学中的自律与信任》等多部著作。

译者简介：

闫欣，女，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南开大学特聘职业发展规划指导老师；外企培训师，十余年国际管理经验，对人性与社会独具洞察力与思辨力；曾任捷信消费金融企业大学大中华区执行总监、渣打银行培训发展经理、丹麦诺和诺德集团认证内部培训师；国际认证NLP 执行师、国际认证ACMC教练、CEB (SHL)学院认证人才测评师、“鱼的哲学”认证讲师。

精彩书评

来自剑桥大学的哲学家昂诺娜.奥妮尔以清晰的思维来讨论与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实际问题。 《金融时报》

昂诺娜.奥妮尔带来了全新的理念。 ——《星期天电讯报》

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的院长以冷静自制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有心人如何利用信息操控社会与人心。但她坚信，我们内心的道德依旧控制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纽约时报》

我们期待即将因这本书而掀起的大论战。 ——《太阳报》

她促使这个社会思考。 ——《星期日泰晤士报》

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昂诺娜.奥妮尔*擅长抽丝剥茧，从纷乱的信息中找出问题根源所在。 ——《卫报》

她的讲座因理性的思考与严密的逻辑而魅力无穷。 ——《每日电讯报》

目录

章 日益蔓延的怀疑

第二章 信任与恐惧

第三章 责问

第四章 信任与透明化

第五章 行骗的执照

精彩书摘

信任危机

我们都需要信任，但是信任通常看起来都很难，也很冒险。每天我们都会从新闻中看到来自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医院和考试委员会，企业和学校等的种种不值得信任的行为，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每天我们也会看到企业、专家、公务员和政客为了对让相信他们的人表现出更加负责的各种抱负和努力。然而，是不是从负责这个方面来改革就能解决我们的“信任危机”呢？

在接下来的五讲中，我将要讨论这些假设存在的危机和假设性的解决方案。我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讨论。信任危机的专家和代表人物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新闻从业者：他们一直努力地寻找着那些信任危机我们信任或不信任的人，尤其是那些我们嘴巴上“说”我们信任和不信任的人。他们制造了大量令人泄气的证据。来自各个领域的人们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政治人物、学术界和新闻界都要大家更重视人权，要提高责任感和更透明化。如果这些就是我们“信任危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看到效果了。但恰恰相反，谴责的声音日益高涨了起来。

我希望能从哲学的层次但是我也希望很务实地来观察信任：这两者我相信是不冲突的。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愿意信任别人？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足以让我们确信自己没有所信非人？作为社会基础的人权和民主我们能够信任吗？还是需要其他的条件才能够信任？在负责方面的变革究竟是加强了还是破坏了信任？

我立论的基础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守信。煞费苦心地设计制度确保大家会信守承诺而不背叛信任，到后其基础仍然还是——信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付出信任。“谁来保证‘保证者’？”

这个古老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相反的，正因为所有的保证都不可能完美，才会需要信任。

没有可信根源的保证是无用的，那些经过无尽冗长追溯到的却找不到信任的源头，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信任既不能预作假设，也不能要求别人做出一个无懈可击的保证，更不能因为我们缺乏信任而借理性之名拒绝。那些我们已经得到保证或证明的事情，再去谈信任根本就是多余的，就像我们不需要信任

“5*11=55”，或者“我们是活着的”，或者“每个人都是妈妈生的”，或者“太阳每天早上都会升起”这类的事情。

既然信任不得不建立在没有保证的基础上，有时候误信也难免会发生：不是别人让我们失望，就是我们让别人失望。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基于信任的信任感和信任关系都会受到伤害。信用，时刻受到观测，很难建立，却可轻易被破坏。信用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不要浪费它。

如果信任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就需要谨慎地付出信任。这很不容易做到。放羊的小孩谎称“狼来了”，后让他失去了他的羊，然而若不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假警报，人们在开始还是相信他的。欺骗和背叛通常都会得逞。卖国贼和恐怖分子、盗用公款者和欺诈者、伪造文书者和剽窃者、假承诺者和坐享利益者，他们往往都是先取得信任，然后再背叛信任。他们常常可以逍遥法外。食言背信在伊甸园时代就有了——只不过在那里不太行得而已。在现代，这类事更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而且通常都能得手。

虽然我们没办法诅咒那些背信者，把他们从天堂里逐出去，但是我们能够防止这些欺诈，只需要用精心设计的方法：我们制定和执行更高的标准。人权的需求是强加在法律上的，强加在机构上，强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合约上清晰和格式化的条款越来越。守则定义的职责也越来越。为了确保有值得信赖的成果，人们也同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审查账户的会计，但是他们值得信赖吗？考官和阅卷员，但是他们值得信任吗？调查罪犯的警察，但是他们值得信赖吗？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用来防范和侦测这些人背信的行为，从锁具和保险柜，密码和通行证，一直到针孔摄像机和精巧的防盗系统。这些防止滥用信任的努力是巨大的，无情的，而且昂贵的。但是效果却总是不能让人满意。

有了这些措施，我们是否就开始重拾信任或降低怀疑了呢？社会学家和新闻媒体们的报道里几乎没有。他们宣称，我们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公共信心危机中，即使是我们熟悉的机构和公务员们也在其中。不信任，似乎不仅是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公认规矩的人，不只是恶棍和混混而已。不信任，已经扩散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怀疑的理由。报道说，公民不再相信政府、政治家、执政者、警察、法院或监狱。报道也同时认为，消费者也不再信任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或他们的产品。这些报道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人相信银行、保险公司或养老基金。病人也不再相信医生，尤其是不再相信医院或他们的医护人员，想想连环杀手哈罗德.希普曼医生。“失去信任”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生常谈了。

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信任危机的存在？对英国的民意调查和类似的研究确实提供了很多系统性的证据。民意调查机构用严格的交叉分析谨慎地询问人们是否信任某个行业或公务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大多数的人会回答说：我们信任某个行业里的某些专家，但是不信任其他的专家。或我们信任某些公务员，但是不信任其他的公务员。我可能信任某位老师教我的小孩数学，但是不信任他教公民品德。我可能信任我的家庭医生为我的喉咙痛诊断并开药，但是不信任他来诊治我的心脏病。我可能信任在某家银行里存放活期存款，但是不信任在他们那里存放我的毕生积蓄。在回答这些问卷的时候，我们常常压抑这些真正的复杂的想法，不去考虑不同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差异性，只对他们各种行为的可靠程度作出一般平均值的判断。

我们依靠新闻媒体为我们分析这些问卷调查的结果和公布公共信任的指数。讽刺的是，这些问卷不断地告诉我们，在英国不受信任的行业就是新闻媒体。对不起！新闻工作者们——至少报纸的新闻工作者们——基本上，可信赖的程度比政治家和执政者还差，比科学家和公务员差得更多，比起法官、牧师或医生更是差远了。

当然，公众对于同一领域不同成员也是有区分的。对护士和家庭医生的信任度比医院医师的高。对大学里的科研人员的信任也比工业界科研人员的高。对电视新闻主播的信任也比报纸记者的高。通常报纸会大幅刊登戏剧性的民调数字，尤其是那些暗示着极端不信任的统计数字，却很少讨论这些问题与领域的分歧，遇到信任或信任度达到平均水准或高于的时候，也没有多做讨论。

……

前言/序言

我们真的不再信任了吗？

各种不可信任的行为真的让信任变得岌岌可危了吗？

信任是否已经过时了？

在《瑞斯系列讲座》中，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作为演讲的开头。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那些关于我们是否面临“信任危机”的证据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我们常常表示怀疑，实际上却总是在信任着别人。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其实是不一致的。我们应该实际行动起来，去放弃我们的信任吗？还是说，我们应该对那些抽象的监督制度赋予更多的信任？

信任，不是盲目不加分辨的，而是要做出付出——或拒绝——信任的正确判断。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和政治组织来帮我们判断该在什么地方付出我们的信任。然而，有些想让政治组织和专家们更加值得信任的新做法却反而破坏了我们辨别是否应该付出信任的能力。我们积极地宣扬各种人权，却从不问这些权利彼此之间是否相容，也从不问在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是否必须承担某种相应的义务。

我们为政府机关制定出了各种繁杂的行政程序，却对因此造成的反效果视而不见。我们一边企图面面俱到地管理高度复杂的组织，却总是搞不懂为什么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如今只看经过简化后的绩效指标，而不再用深入且客观的方法来考量。我们不断地鼓吹公共事务要全面透明化，却忽略了限制欺骗这个更基本的目标。我们为“新闻自由”背书，即使它已经背离了我们支持新闻自由的初衷。

做这场演讲很有趣。我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邀请，以及苏.罗莉、格温内思.威廉姆斯，查理.席格勒和苏.柯林斯对我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