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财新全新经济类书系——“理享家”图书第一辑：许小年《回荡的钟摆》、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汪丁丁《经济的限度》、谢平《互联网金融九堂课》重磅上市，与众多大牌经济学家一起共享理性的力量。 
　　 2.周其仁教授深度参与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在本书中，周教授总结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内在理论逻辑与得失成败，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3.我们需要了解近四十年来“中国做对了什么”，更需要知道“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 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的成就与经验的研究成果。在从理论层面解释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后，又用一系列的改革故事为读者直观展示了改革的关键问题与解决路径。犀利的经济学观点加上睿智的表达，周其仁教授用本书向读者解释近四十年来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同时，引导读者思考中国未来还需要做什么。

作者简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有《突围集》《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等。

精彩书评

目录

第一辑 成就与挑战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002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025

远近高低各不同 041

用三个变量看经济 045

成本急升的挑战 050

制度费用是大事 055

竞争后发优势 059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064

第二辑 企业家精神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076

江桂兰的故事 082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086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096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103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111

企业家能力竞争的舞台 119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129

第三辑 国企改革那些年

国资转让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 146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158

资产管理的责任链 163

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 167

长沙的路子 179

可惜了，科龙 184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188

攫取与公有制企业改革 202

第四辑 迎接挑战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220

体制政策要靠前 228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231

以法律约束政府总支出 237

房价问题的政治学含义 241

转型期城市就业也需“软着陆” 250

精彩书摘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本来我为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 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
 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 
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党外人士，也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 
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戏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 
久！ 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