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以其童年、少年和青年为素材，描写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劳动人民经历的艰辛痛苦，以及开始走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过程。《童年》讲述了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的岁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彩书摘

在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阿廖沙·彼什科夫(即高尔基)三岁时(1871年)在阿斯特拉罕流行霍乱，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不幸染病身亡。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从尼日尼尼日尼是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高尔基市)的简称；俄语“尼日尼”是“下面”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加尔梅克是俄境内一个少数民族。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斗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前言/序言

前言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这部书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直到现在仍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足见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三部曲不啻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自述，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艺术珍品。它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对俄罗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一幅多彩的时代历史画卷。作品的主人公阿廖沙就是作家本人。这一形象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艺术典型。作品以高尔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为素材，涵盖了作者从记事时候起，即四岁至二十岁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八约十八年的生活断面。

阿廖沙·彼什科夫四岁丧父，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已濒临破产。严峻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残暴、贪婪、怪僻，他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亲人和幼小的阿廖沙。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愚昧、狭隘、自私、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常常争吵、斗殴。暴戾的外祖父凶狠地毒打外祖母和孩子，竟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外面，并狠心地把他毒打一顿后推进冰窟里。大舅米哈伊尔为了取乐，竟把烧红了的顶针放在瞎眼的老长工格里戈里的手里。二舅雅科夫甚至残忍地把自己的老婆无端地折磨死了。干活时他们不把人当人看，抬十字架时竟把强壮的“小茨冈”活活给压死了。作品的开头高尔基就写道：“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十一岁被迫走上“人间”，先是当鞋铺的学徒，后在制图师家里打杂，在船上当洗碗工，在圣像作坊做杂工，在建筑工地上当监工等。在“人间”，阿廖沙一直处在各色各样的愚蠢的小市民的包围之中，看到了“更多的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制图师家的婆媳们愚昧而又奸刁，整天吵吵嚷嚷，以拨弄是非、取笑他人为乐；轮船上的那个肥胖的秃头雅科夫老是讲女人，而且讲得不堪入耳；狡猾的谢尔格和叶尔莫欣自己偷茶具、偷钱，却要嫁祸于阿廖沙；市场上那些做买卖的和掌柜的都无聊地干各种恶意的游戏：外来的乡下人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向他们问路，他们总是故意指错路径；毛皮店的老板用十卢布打赌，让自己的伙计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磅火腿。特别令阿廖沙愤恨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他亲眼看见他的后父用长腿踢她母亲的胸脯；亲眼看见一家妓院的门房抓住一个女人的双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引起幼小的阿廖沙的激愤和狂怒。身边这些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种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恶势力所压倒、所毁灭，反而使他锻炼成了一个坚强、勇敢、正直的人。这是因为：一，现实中，除了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他们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光明；二，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像雨露一样，滋润着阿廖沙的心田，使它不致枯竭。

“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像蜜蜂似的把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在作品中，外祖母的形象可以说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高尔基非常深情地写道：“在她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除外祖母外，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戈里，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那个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书的厨师斯穆雷等，都是阿廖沙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反抗精神。

书籍对于阿廖沙的性格的形成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读了大量的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各特、龚古尔兄弟、贝朗瑞、大仲马、海涅等，这些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困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什么叫作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因为这些书使我在心中生长了一种坚定的信心：在这大地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所以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许多人都指出，三部曲的基本主题，就是阿廖沙的成长。这当然是不错的。高尔基以其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手段，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革命者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他的性格正是在铅一样的生活的重压下同无尽的苦难和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在接受和认识现实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绝不是作者有意美化自己。阿廖沙的形象是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我们完全可以说，三部曲是一部展现俄罗斯一代新人成长的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时还有一个更直接更迫切的潜在主题——全面而真实地考察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力量和弱点，特别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俄国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特征。这是高尔基在当时就已意识到了的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一九五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这时高尔基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了许多问题：革命失败的原因，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性质，俄国革命与俄国民族性、俄国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未来的革命历史前景等等。一九七年至十月革命时期，高尔基创作了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乃是高尔基的创作走向新阶段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如所周知，高尔基每一阶段的创作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脉动密切相连的。第一阶段的作品，不论是传达底层人民的呐喊和闪现其理想光辉的早期短篇小说，还是那些社会政治剧本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其基调都是高亢、激奋、感情澎湃和色彩浓艳。如今，急风暴雨式的一幕已暂时过去了，冷静的沉思代替了激越的感情。在思考、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对其作深层的挖掘。他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思并剖析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明哲保身……这是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习气，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高尔基深切地认识到，必须把民众从沉睡的浑浑噩噩的境况中唤醒起来。他把唤起民众的觉醒看作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批判揭露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就是高尔基创作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的直接动因。在这里，高尔基已从一位炽热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传体三部曲无疑属于高尔基的优秀作品之列，它的特点是，笔法凝练而朴素，感情冷峻而执着；他清醒地同时也是深情地回眸昨日的历史时，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对人的心理剖析，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的宏伟的远景。这正是三部曲的力量所在，也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作家高出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地方。作者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和残酷的“铅样沉重的生活”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一代人如何在旧地基上破土而出，并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生命力。自传体三部曲中的阿廖沙的形象就是这新一代人的代表。无疑，“在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富有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性的生活必然苏醒这一不可摧毁的希望。”

《我的大学》则是高尔基在写了《在人间》六年之后，即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因此这个作品不论在构思和文体方面又与前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基本主题上还是连贯的，即除了继续揭露、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外，也进一步探索了阿廖沙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我的大学》主要记述了作者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的一段艰苦生活历程。阿廖沙本来是抱着“上大学”求学的目的去喀山的，但是梦想很快就破灭了。迫于生活，他不得不经常跑到伏尔加河码头和面包房等地去干活。在这里，他的生活接触面扩大了，除了与工人、流浪汉、城市下层平民打交道外，还结识了一大批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然后又跟罗马斯到农村去做启蒙宣传工作。与《童年》和《在人间》相比较，在《我的大学》中，阿廖沙已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中的恶，而是开始身体力行，试图提出并着手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了；他从过去对事对人的自发的反抗进而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从孤立的个人反抗的方式转为寻找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的方式。这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尚缺乏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还没有看到先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的工作仍不会有好的结果。高尔基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喀山的一段生活锻炼，对于阿廖沙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后来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辉凡

二〇〇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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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