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语言与女权主义》基于作者所理解的女权主义思想,批判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语言观和语言学领域的性别歧视,此外,尝试对女权主义提出有益的方法。全书共分6章。第1章,作者回顾了女权主义与语言研究的发展。第2章和第3章,通过日语与英语的用法阐明各自社会中的主要性别歧视。第4章,通过围绕语言改革运动的论争,阐释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语言观。第5章,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批判近代语言学的行动纲领,进一步引出各语言学流派研究中内在的性别歧视。第6章,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可作为今后研究的出发点,它很大限度地考虑到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支配型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通过整体的探讨,《语言与女权主义》试图证明有关“语言”与“女权主义”问题的四大主流主张的错误性。
作者简介
中村桃子,1955年生于日本东京,1978年毕业于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1981年日本上智大学外国语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前期毕业。1987年任日本关东学院大学讲师,1992-1994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客座研究员,1997年起任关东学院大学教授,2010年获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学位,2013-2015年任美国夏威夷州立大学客座研究员。
出版著作11部,其中专著有《婚姻改姓夫妇同姓的陷阱》、《语言与性别》、《语言与女权主义》、《被创造出的“女性用语”》(获第27届山川菊荣奖)、《“性”与日语——语言所创造的女性与男性》、《女性用语与日语》、《翻译创造的日语——女主人公继续使用“女性用语”》、《性别、语言与意识形态:日本女性用语系谱》(Gender, Language and Ideology: A Genealogy of Japanese Women's Language),编著有《通过性别学习语言学》,译著有《女权主义与语言理论》和《语言与性取向》;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徐微洁,浙江省青田县人,1998年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日语专业本科毕业,2004年浙江大学亚欧系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2014年日本筑波大学文艺与语言专业应用语言学方向博士毕业。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韩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性别、日语语言学、汉日语言文化对比,曾在《外语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参与多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女权主义与语言研究
一、为何女权主义将语言视为问题
二、语言改革运动与语言研究
三、“性别表达研究”和“语言使用与性别研究”
四、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目的与发展
第二章 he/man的问题——人类即男性
一、he/man中的“人类一男性观”
二、日语中的he/man现象
三、语言中的“人类一男性观”——从he/man到话语
第三章 she/woman的问题——女人即“女人这种性别”
一、女人是性对象物
二、女人是男人的所有物
三、“女人=性观”是“人类=男性观”的翻转
第四章 围绕语言改革运动的论争
一、语言改革运动
二、语言改革运动的现在与意义
三、对语言改革运动的批判和女权主义的再反击——“从意识形态到自由的语言”这种语言观
第五章 女木又主义对语言学的批判——语言学之罪
一、根深蒂固的“语言自立观”
二、诞生于语言学的“语言自立观”
三、批判语言学的“科学原则”
四、语言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五、语言研究与意识形态
第六章 话语、支配、意识形态
一、话语
二、通过话语实践性别歧视和再生产性别歧视意识形态
三、对于话语的男性支配
四、男性支配的意识形态机构的特征
五、今后的语言改革运动和语言与性别研究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译后记
简介
前言/序言
看了本书的书名,也许有人会想“语言”与“女权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乍一看毫无关联的两个概念一连接,就会带来对“语言”与“女权主义”这两大问题的深刻洞见。
若要将“语言”与“女权主义”相连接,重要的是意识到“语言”与“女权主义”都存在各种侧面。如果依据“语言”与“女权主义”的关联在何处来区分,我们可以将它们的接点分为四点。
第一点,通过语言的使用把握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女权主义的重要行动纲领之一,即用“由性引起的歧视构造”这一崭新视角重新透视社会。“语言”的使用反映了社会的不均等性,要想了解男性支配的歧视结构,“语言”是线索。
第二点,与社会“语言”动向相关的“语言观”和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的语言改革运动之间的接点。女权主义运动指出了“语言”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要求对反映了性别歧视的“语言”进行改革的动向。而后,社会上又掀起了对语言改革运动的批判。梳理两者有关“语言”与“歧视”的论争,我们就会发现混淆论争的背景中潜藏着特定的语言观。因此,指出语言性别歧视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特定的“语言观”之间的政治性对立就成了一个课题。
第三点,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领域和“女权主义”思想运动,即“意识形态”的关系。将女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引入语言研究,可以阐明迄今为止以“科学、客观”的姿态示人的近代语言学与意识形态究竟该如何关联的问题。
第四点,作为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话语——“语言”侧面和支撑“歧视构造”的歧视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话语”与“歧视结构”通过歧视性意识形态这一媒介相互强化。因此,不应仅将“语言”作为了解“歧视结构”的线索,而应明白“歧视”可通过话语被实践,“歧视结构”通过话语被正当化、再生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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