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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新画像》是陈鼓应先生早年所写的著作，是中国学界首部以《sheng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对其进行反思的作品。陈鼓应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神才爱世人；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百依百顺的羔羊，才能蒙获赏赐。可知，神的爱是很苛刻的（乃是‘薄’爱，并非博爱，若是博爱，那你不必去信奉他，他也应该会施爱于你）”。陈先生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本书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意义，先后在台湾、大陆、香港多地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文笔亦优美，值得玩味。

内容简介

本书对《Sheng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基督教某些反人性的本质。作者指出，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基督教，把神视作全知全能，把人的能力却压缩得微不足道，神力所至，形成了专断与排他的空气，严重打压了人的尊严、自信，并且因为向神绝对效忠而破坏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之爱和道德关系；而人的美德就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理想，而不是盲从神的意志。

作者简介

陈鼓应，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年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1973年，因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被当局解聘，引发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9年离台赴美，198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1997年，台湾大学为其平反，他又回到台大任教，直至退休。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陈鼓应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人们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他提出了《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属于儒家的旧说；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是他学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

目录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版序

《耶稣新画像》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重排版序

《耶稣新画像》1970年初版序

上篇《旧约》透视：约伯的抗议

星座中的独裁者

约伯的抗议

《旧约》之透视

下篇《新约》论评：耶稣新画像

耶稣的反叛

温柔的梦想家

耶稣的导师——施洗者约翰

自我中心主义者

犹大的烦恼

十字路口的十字架——耶稣之死

附 录

我对《圣经》的观点（陈鼓应讲，纪元德记）

致诚实的怀疑者——《我对〈圣经〉的观点》读后（唐佑之）

近代《圣经》批判方法简介（王敬弘）

《耶稣新画像》简介（林上）

我对《耶稣的反叛》一文的质疑（蔡启桢）

对陈著《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答覆（王敬弘）

从《耶稣新画像》看基督教（张尚德）

评《耶稣新画像》（于春华）

给编者的信（陈鼓应）

前言/序言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

——《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1964年左右，我在完成《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庄子哲学》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耶稣新画像》这本小书，历时多年，汇编成册。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因此，《耶稣新画像》在1970年的出版，对我而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一、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

二、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我从《圣经》文本中，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第一为“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三八—三九）；第二为“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二三·九）。“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抛弃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一○·二○）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耶稣竟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罢。”（《马太福音》八·二二）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约翰福音》二·四）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唯有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同时，罗素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中也指出：“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此外，罗素也表示，耶稣“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

事实上，这一特征也可以在历史遗迹的斑驳与残缺中得到印证，它们曾经饱受基督教的摧残。譬如，我游历希腊时目睹的举世著称的德尔斐神庙、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都曾遭到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徒的损毁。当然，还有被倚仗着坚船利炮的英法联军掠夺并烧毁的圆明园。可以说，基督教的极端性与独断性以及耶和华的战神作风，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使我想到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的记述：1099年，西方铁蹄长驱直入巴格达，一村一村地进行着掠夺和屠杀，中东与西方就此结下了千年的仇恨。他们掠夺、屠杀的暴行也使我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景象。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一○·三四）我想，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终究还是宗教。

这就是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来，都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深层根源——其唯我独尊的神权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

三、中国儒释道文化传统中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源自殷周之际宗法伦理影响下的祖先崇拜传统。其中，核心的观念在于“德”与“孝”。《诗经·卷阿》云：“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而“孝”则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西周初年，这种人文的传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制度化，由政治层面普及至社会阶层，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在人文思想的激荡之下，孔子和老子一方面分别将鬼神放置于人道和天道之下，另一方面着重阐发“德”、“孝”的理论内涵，如老子的“孝慈”和孔子的“孝悌”、老子自天道论“德”与孔子自人道论“德”等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年而存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日用常行中。

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通过神仙谱系显露其人间化、人性化、人情化的一面；传自异域的佛教，经由庄子思想的接引而衍生禅宗的流派，并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儒、释、道三家多元并存且相互激发。与基督宗教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相比，中国的人文宗教更加涵容。

可以说，《耶稣新画像》是第一本以《圣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进行反思的作品。我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

是为序。

陈鼓应

2015年9月18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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