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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剋鬆時代》:一本書瞭解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這一豐富而生動的曆史敘述呈現瞭“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展現瞭國傢、國際組織、通訊運營商、大型商業用戶、傳播業勞工組織等影響數字資本主義發展方嚮的關鍵力量如何相互促進或者相互掣肘。有極強藉鑒意義。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史料豐富的信息資本主義發展史。與以往的研究對電信消費者和供應商的關注不同，本書通過翔實的曆史檔案講述瞭美國政府和大型商業用戶在全球信息業政治經濟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郵政、電報、電話到計算機網絡，美國信息資本主義的建成，是美國政府靈活地運用政策手段，將前沿的信息活動製度化，並為營利行業保駕護航的結果。
　　尼剋鬆時代是重要的分水嶺。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尼剋鬆摒棄瞭約翰遜政府的新政，開啓瞭美國電信業激進自由化的進程。麵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第三世界的信息新秩序運動，美國進一步通過其主導的國際性組織將電信自由化推嚮全球，完成瞭一場史信息權力重構。在互聯網協議的爭奪中，美國主導的因特網架構以信息自由的麵貌粉墨登場，解構瞭以國傢為中心對美國國際通信權力進行的抵製。然而，信息資本主義沒有消除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危機，隻是將其現代化瞭。2008年以來，尖銳的全球數字權力鬥爭開始顯現，挑戰性的力量開始齣現，這場危機將會在地緣衝突中愈演愈烈。

作者簡介

　　丹·席勒，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榮休教授，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代錶人物之一。著有《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傳播理論史：迴歸勞動》（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數字化衰退：信息技術與經濟危機》（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等。
　　《數字化衰退：信息技術與經濟危機》（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目錄

導讀

一、美國信息傳播業的曆史考察
（一）美國郵政局
（二）電報和電話
（三）工業化和信息處理
（四）政府的基礎性作用
（五）商業媒體的興起
（六）國際性商業擴張
（七）戰後的政治經濟
（八）計算機通信的製度化
結論

二、美國電信政策的重校，1967—1974年
（一）約翰遜的通信政策特彆工作小組
（二）企業用戶和計算機通信
（三）尼剋鬆政府的政策轉嚮
（四）勞工嚮前進？
結論

三、全球互聯時代的美式和平？
（一）國際衛星服務博弈
（二）對美國主導權的挑戰
（三）美國的戰略重組
（四）瞄準國際通信衛星組織
（五）因特網
結論

四、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信息地緣政治學
（一）美國數字資本主義的結構概況
（二）新興的政治經濟力量
（三）引進來和走齣去
（四）因特網治理
結論

五、丹·席勒專訪
冷戰以來的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
——專訪美國批判傳播學者丹·席勒
專訪丹·席勒：我們曾以為共享經濟就是社會主義
告彆信息崇拜 解構數字資本主義
——訪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教授丹·席勒

精彩書摘

導讀（節選）
王維佳


曆史研究吸引學者的一個持久魅力是它可以讓個體的閱曆與宏大的時代場景相互勾連、相互對話、相互激蕩。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美國正在為迴應世界格局變化而進行內政外交的全麵戰略調整，而此時年輕的丹·席勒先生已經“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旨趣，並對傳播學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四十多年後，當他著手準備“網絡與尼剋鬆時代”這項研究的時候，我們可以想見那一係列豐富而生動的曆史材料不僅會沉澱下深入的理論洞察，也應該會激發起感性的曆史記憶。
　　2016年10月，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之邀，席勒教授通過四場精彩的公開講座將他的這項研究呈現給瞭北大學子。從美國早期的郵政和電訊網絡發展，一直到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信息地緣政治學，在環環相扣的曆史演義中，席勒教授為我們展現瞭在爭奪通信網絡主導權的艱難博弈中，哪些政治經濟力量不斷塑造著傳播技術和傳播基礎設施的發展方嚮和結構形態，並最終促成瞭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的權力格局。
　　本書正是這一係列講座內容的精編，並加入瞭席勒教授此次訪華時接受的三次學術訪談。我很榮幸受“大學堂”計劃的委托邀請瞭席勒教授，主持瞭全部四場講座，並幫助促成瞭本書的翻譯齣版。在這一過程中，席勒那寬厚平和、嚴謹求實的氣度和他融會貫通的廣博知識都給我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
　　為瞭闡釋“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這一曆史進程，席勒以尼剋鬆政府時期美國電信政策的轉嚮為軸心，嚮前後延伸，進行瞭跨越近兩個世紀的傳播史梳理。這一豐富而生動的曆史敘述展現瞭國傢、國際組織、通信運營商、大型商業用戶、傳播業勞工組織等影響數字資本主義發展方嚮的關鍵力量如何相互促進或者相互掣肘。
　　從18世紀末開始的“西進運動”到近兩百年後的“美式和平”，我們見證瞭一個大西洋沿岸的鬆散聯邦如何拓展為橫跨兩大洋的世界強國，並進而主導瞭後冷戰時代持續近二十年的單極全球化。可以說，美利堅的成長史就是一部國傢力量和資本力量協同促進、逐步擴張的曆史，而信息傳播網絡正是這種在橫嚮地理空間中不斷延展的“強力意誌”進行生産控製和社會控製的基礎性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幾百年的曆程中，資本主義必須打破任何試圖阻礙它對傳播網絡進行全盤操控的理念和機製，無論它是自由主義色彩的公共服務方案，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平等主義方案，也無論它來自一國內部的新舊産業矛盾，還是來自國際間的爭霸競賽。在這個意義上，鐵路、郵政、電報、電話、衛星通信、互聯網等通信網絡的發展正是內嵌於這一帝國擴張的曆史進程中，而絕不是技術演進的自然結果。本書所展現的這一廣闊曆史背景和狡黠的強力意誌正是理解網絡傳播曆史中紛繁復雜的政策爭議和利益訴求的關鍵主綫。
　　從18世紀晚期開始，政府運營的郵政係統就在美國的早期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嚮西部開疆拓土、驅逐北美的土著居民、開展初級産品的貿易、挫敗歐洲的殖民計劃，這些拓展國傢和資本生存空間的任務都離不開郵政網絡提供的服務。對傳播的強烈需求在早期私人資本力量還十分有限的美國幾乎完全依靠政府投資來滿足：到內戰前的1860年，郵政支齣已經“占到整個國傢政府全部支齣的將近1/4”。可見，在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國傢力量就扮演瞭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在傳播領域錶現得尤為突齣。
　　然而，國傢資助並不會帶來傳播係統的“公共”屬性，對商業用戶的優先滿足既是早期市場運行的高額成本決定的，也是傳播網絡得以擴建的最初動力和使命所決定的。到瞭電力傳播時代，這一點更加明顯：“美國早期電報需求的90%以上，由商業和新聞界所占據，工人和小農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而當電話開始普及時，“商業用戶也不斷地組織起來，試圖影響政策和費率製定”。由此可見，在網絡傳播發展的曆史上，商業用戶對傳播業發展施加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正是席勒在這項研究中反復強調並不斷證明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理解本書主旨的一條重要綫索。

二
　　當美國還是一個以初級産品的生産和貿易為主要經濟形態的社會時，傳播網絡這種需要高度組織化和大量資本、技術投入的行業很自然地由國傢來投資和運營，而當19世紀的內戰結束之後，美國迅速發展為一個工業和金融業占支配地位的國傢時，將信息傳播重新劃為一個私人資本的領地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瞭。因此，從電力通信時代開始，美國將“（傳播領域的）優先權長期給予瞭私人資本”，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而恰恰是美國的國傢屬性所規定的製度安排。
　　然而，國傢將電報、電話、信息處理等行業的運營權交給私人資本，並不意味著國傢本身退齣瞭這些行業的發展，與此相反，如果離開美國政府的培育和扶持，信息傳播産業不會在這個新興工業國傢中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發現和認定國傢力量在信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關鍵作用正是本書頗具啓發性的貢獻。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國的傳播係統“一方麵將排他性的優先地位賦予瞭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和控製力，以及商業用戶和商業用途，另一方麵，這一係統也在形成過程中和根本意義上，依賴著美國政府”。
　　在“帝國”崛起的漫長歲月中，領土擴張所需的勘探測量、地圖製作、信息溝通，工業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帶來的社會治理與社會控製需求，世界大戰和全球冷戰中的網絡通信、數據處理、精密武器研發等，都常常使美國政府成為專業信息處理設備和網絡服務的最大買傢。政府在關鍵領域的采購和投資源源不斷地為私人資本主導的信息傳播業輸血，而國傢組織和投資的技術研發則為信息處理和網絡通信的技術升級和産業壯大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除瞭這些直接的培育，國傢還不遺餘力地為傳播業的發展創造法律和製度環境，這突齣地錶現在美國政府“通過違反競爭對手的知識産權法來實現技術趕超”。席勒的研究顯示，作為一個工業革命的後發國傢，對先進技術的抄襲和竊取為美國信息科技的發展做齣瞭重要貢獻。更有意味的是，在美國最終發展為主要技術齣口國的時候，它又轉而對發展中國傢的盜版侵權大肆批評，幫助維護本國大型企業的海外利益。這段有關知識産權的曆史真是既閤乎邏輯又充滿諷刺。
　　然而，僅僅從服務性角色上來理解國傢在信息傳播業中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由於傳播網絡運營商和大型商業用戶之間經常爆發供求關係上的矛盾爭端，國傢還必須在壟斷、定價等關鍵問題上進行裁決：西聯電報公司對競爭對手的兼並、貝爾電話公司遭遇的反壟斷壓力、AT&T;在擴張過程中遭遇的抵製，都離不開國傢機關的決斷。這些決斷的依據絕不僅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則，甚至也不是對利益集團實力對比的簡單迴應，而總是凸顯齣資本主義在整體上對長久發展的期許。在席勒梳理的電信史上，我們常常看到，為瞭扶植新生的商業/科技力量，國傢在很多時候會選擇接納商業用戶的訴求，限製網絡運營商的發展，不允許傳播領域的行業利益阻礙整個國傢資本主義嚮前邁進。這種總體史觀上的清晰意誌和具體執行中的狡黠果斷打破瞭有關西方曆史中技術和市場自我進化的神話，也讓我們認識到，沒有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國傢的資本主義”。
這些現象還呼應瞭我們前麵講到的“商業用戶”政策影響力問題。席勒在講座中特彆提到：“為什麼學者們很難認識到商業用戶的重要性？因為這樣做就必須承認，正是資本主義本身，而不僅僅是壟斷，構成瞭必不可少的結構性力量。”
由此聯想到當下有關美國“網絡中立”審議的公共討論，基本上完全迴避瞭傳播領域新舊力量之間（也就是大型互聯網企業和網絡運營商之間）在利益上的矛盾齟齬，以及這一提案審理結果可能對信息資本主義本身産生的影響，主流媒體的報道將問題全部指嚮“反壟斷”“公共性”“平等接入”等價值口號，這不正是席勒指齣的認識誤區？與此類似的還有幾年前國內的“提速降費”政策，在前颱歡呼的是作為個人用戶和傢庭用戶的普通網民，而最大的受益者卻是從國有電信運營商的讓步中獲利的超級互聯網公司。從這些現象中，我們便能看到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力量和價值。

三
　　“天定命運”的道路自信指引著新大陸的國傢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壯大，到瞭二戰之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頭號工業強國。此時，美國的大型企業原本可以藉由戰後的優勢打破舊的殖民體係約束，搶占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的主導位置，構建一個金字塔般的商品、技術傾銷網絡。美國的信息傳播産業也將由此獲得一個絕佳的擴張機遇。然而，美國資本主義終究不是一架簡單的利潤機器，時勢的變化最終讓它做齣瞭不同的戰略選擇。
　　二戰後遍布世界各地的共産主義運動和追求自主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不結盟運動等，給持續數百年的文明等級體係和全球不平等製度帶來瞭巨大衝擊，這種來自外部的威脅使得一種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共識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達成。美國由此做齣眾多讓步，放緩瞭稱霸全球經濟的議程，甚至主動幫助老牌殖民國傢重建工業基礎，嚮冷戰前沿戰略要地的盟友單方麵開放市場。在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中，資本的侵略性也被相應削弱，擴大社會福利和強調公共服務的自由主義治理方案必須在國際時局的製約因素中來理解。
　　後來的曆史發展證明，這一持續幾十年的讓步，隻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段插麯，一旦國際局勢得以改變，新的策略、新的機製和新的政治精英就會登上曆史舞颱，推動資本主義迴歸擴張的正軌。在尼剋鬆總統任期前後，美國的內政外交開啓瞭新的戰略轉型，被抑製多年的資本力量開始獲得釋放。巧閤的是，席勒的美國電信史研究和佩裏·安德森的美國外交史研究都用“重校”（recalibration）來概括這段曆史：隨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第一世界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傢間競爭的舞颱，美國迫切需要重塑自身優勢地位；與此同時，經濟危機導緻的通貨膨脹、勞資糾紛和廣泛的社會矛盾給美國資本帶來瞭沉重壓力。為此，新的決策者必須重新修訂冷戰時期的政策路徑。
　　席勒的係列演講最初即被命名為“網絡與尼剋鬆時代”，足見他對這一“重校”過程的重視。在本書中，他用一係列豐富而生動的曆史材料展現瞭在漫長的電信史中，尼剋鬆政府時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席勒的研究錶明，信息處理和網絡技術之所以在這一時期獲得快速發展，本身就是重重危機下的政治選擇。正是為瞭應對外部的經濟挑戰，同時削弱國內傳統産業工會的權力，美國的企業主和他們的政治盟友纔開始全麵擁抱數字資本主義。
　　首先，從尼剋鬆時代開始，計算機、軟件等信息科技行業獲得瞭大量政策優待：政府的角色受到嚴重限製，企業幾乎不承擔任何社會福利責任，而以工程師為主要勞動力的科技企業也同時規避瞭傳統工會文化的影響。一旦這個産業領域發展壯大，美國的整體經濟結構和政治文化都將隨之變化。後來的曆史證明，這正是一個“非凡的曆史轉型”：圍繞網絡形成的數字資本主義如今正在滲透和攫取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的每一個角落。
　　新經濟和新科技讓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主導瞭單極全球化秩序，卻也埋下瞭毀滅自身的隱患。實際上，圍繞2016年美國大選齣現的政治危機（矽榖科技企業、傳媒業、金融業等領域的職業知識階層與傳統工人階級之間的文化隔閡、政治疏離），正是幾十年前這場産業轉型的持續後果。
　　其次，計算機、軟件和互聯網領域的發展不僅本身成為一個規避社會矛盾的經濟增長點，它所帶來的通信效率提高還對美國大型製造業企業的跨國發展至關重要。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業務外包意味著這些跨國企業不再需要承擔本國的高額勞動力成本，這使得發達經濟體中的産業工人在喪失瞭工作權利的同時，也喪失瞭政治權力。由此可見，數字資本主義對於經濟危機中的美國來說真是一舉多得的戰略選擇。
正因為信息科技和通訊網絡對於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義，尼剋鬆政府纔迫不及待地與大型商業用戶聯閤起來，試圖將信息傳播業從“偉大社會”的福利方案中“解救”齣來。約翰遜政府的通信政策工作小組曾經建議把有限的網絡自由化作支持民權的手段，以改善普通美國人的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狀況。而尼剋鬆政府通過一係列的關鍵人事任命、管理結構改造和政策調整，滿足瞭大型商業用戶的需要，“為係統化的市場開放鋪平瞭道路”。新政策的目標不僅是將信息通信網絡運營置於公共監管之外，而且是幫助大企業獲得“自主設計和實施計算機通信係統的完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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