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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张西平教授主持的200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项目批准号：07JZD0036）的结题成果之一，本书也是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英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0BWW008）和福建省社科规划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系年”（项目批准号：2014JDZ0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立足于英国汉学发展的原典文献和19—20世纪中英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以年谱编撰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梳理及考察英国汉学三大家翟理斯、阿瑟·韦利、大卫·霍克思，在汉学翻译、汉学研究及汉学教学诸方面的杰出贡献，以展示三大汉学家毕生孜孜不倦的汉学活动及其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媒介作用，并突出他们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重大成就。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12月生，江苏泰州市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向带头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向负责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学术委员。

目录

绪　论　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英国三大汉学家　　

一、英国三大汉学家的汉学历程　

二、三大汉学家的汉学特色及其地位贡献　　

三、比较文学视角与汉学研究思路　

四、年谱编撰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翟理斯（1845-1935）汉学年谱　　

附录：翟理斯作品索引　　

阿瑟·韦利（1889-1966）汉学年谱　　

附录：阿瑟·韦利作品索引　

大卫·霍克思（1923-2009）汉学年谱　

附录：大卫·霍克思作品索引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　

中文人名索引　　

外文人名索引　　

专有名词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年谱编撰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十多年前，笔者曾出版《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因为此前国内学界尚未从编年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业师钱林森先生在给该著所写序言中曾说：“这本国别文学关系编年史具有开创意义，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假如所有国别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均从史料搜集、资料编年开始，在此坚实的基础上再撰写国别文学交流史，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学术工程。” ①同样，国内学界从年谱编撰的角度，全面展示海外汉学发展或文学文化交流的著述也不多见，假如投入精力在资料普查的基础上，认真做数部海外汉学家的年谱或事迹编年，必会为海外汉学研究的拓展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和值得研究的课题方向，使得各种专题研究有一个汉学史发展的参照系。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传记，它以谱主为中心，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按年月记述谱主一生及其相关的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年谱一般包括谱主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和著述等。年谱有考世知人的史料价值。编撰年谱，应当重视谱主所处时代的“风教”，应当“设身处境”。传主的身世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的汉学翻译理论、目的

与策略，也影响他们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认知。

任何一个学术观点的总结，都必须建立在基础文献的整理和推进上。在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年谱的著录就属于这种沉潜式的学术根基研究。它对于深入观照该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创作心态，显得十分重要。三大汉学家的地位、贡献显著，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颇多。如若不能清晰地整理他们的生平行迹，这一学术目的恐怕难以达到。因而我们力求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展开三大汉学家的汉学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一般人文学者眼里，没有人怀疑史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认为史料工作的学术地位不高，史料工作简单而费力、有用而不讨好，只不过是服务于具体的专题研究工作。这样，在片面强调理论创新、多快好省制造成果的学术生态中，史料建设之类的基础工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者刘福春在思考新诗史料工作为何很难吸引更多的人并形成一支专业队伍时，总结过三点原因：①史料工作细碎，需要积累，时间长，很难见成效；②成果出版困难，工作见效慢；③出版的史料成果学术地位不高或没有学术地位。但是，正如刘福春所提示的那样，“史料工作”自古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从汉代的朴学，到清代的乾嘉学派，目录、版本、训诂、考据、校注、辨伪、辑佚、考订等都是重要学问。史料工作应该有其独立的学科地位，有其研究范围、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有了一支专业队伍，以“发掘”与“求真”为特征的史料工作才有可能进入“研究”层次。没有翔实的史料占有，研究工作很难游刃有余。

来新夏先生曾通过对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的试探性检读，感到这种做法可以使别人得到方便，节省精力。他由此联想，“如果对史籍的每个门类或小目类都有人分别去清查一下底数，并把结果写出报告，编制一些工具书。那么，人们在搜集资料工作上就不需要人人都从头搞起，而是已有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了‘梯子’，或者说作了‘铺路石子’的工作了”。这种铺路工作，陈垣先生曾在《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来新夏先生体会到：“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开拓目录学研究的实践领域，而且将使更多的学术工作者把主要精力用于剖析史料、论证史事、发现问题、扩大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能更快地向前发展。”

前言/序言

总 序

张西平①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是我２００７ 年所申请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基本设计是：导论 １ 卷，编年 ８ 卷，中国古代文化域外传播专题研究 １０ 卷，共计 １９ 卷。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之前中外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 它突破了以往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主要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那里的传播和影响，以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在申请本课题时，曾在申请表上如此写道：

研究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可以使我们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思维，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一种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现代价值，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意义。 这样的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通过了解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如何经过“变异”，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 通过对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做好前期的学术准备，为国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 本课题的设立将打破国内学术界和域外汉学界的分隔与疏离，促进双方的学术互动。 对中国学术来说，课题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国内学术界了解域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以“它山之石”攻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了解了域外汉学界在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从而在观念上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学术界本身，而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与探索。

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基本实现了。 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绝非我们这样一个课题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方向和领域，需要学术界长期关注与研究。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课题设计的布局上我们的原则是：立足基础，面向未来，着眼长远。 我们希望本课题的研究为今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在导论中，我们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轨迹，并从理论和文献两个角度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做了初步的探讨。 在编年系列部分，我们从文献目录入手，系统整理出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编年。 编年体是中国传统记史的一个重要体裁，这样大规模的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编年研究在世界上是首次。 专题研究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主题的深化。

为完成这个课题，３０ 余位国内外学者奋斗了 ７ 年，到出版时几乎是用了 １０ 年时间。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待继续努力的方向还很多。 如：这里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主要侧重于以汉文化为主体，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在其长期发展中，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经典已经逐步融合到汉文化的主干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一。 由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在本丛书中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只是在个别卷中有所涉猎。 在语言的广度上也待扩展，如在欧洲语言中尚未把西班牙语、瑞典语、荷兰语等包括进去，在亚洲语言中尚未把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等包括进去。 因此，我们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继续完成中国古代文化在使用以上语言的国家中传播的编年研究工作。 希望在第二版时，我们能把编年卷做得更好，使其成为方便学术界使用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不仅在东亚文化圈、欧美文化圈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世界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因此，本丛书尽力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多种文化区域传播的图景展现出来。 或许这些研究仍待深化，但这样一个图景会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相关博士论文已经有几十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教育部课题中与此相关的也有十余个。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开始更加关注这个方向。 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进步很大，成果显著。 但由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例如，如何更加深入地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何从知识和学科上把握这个研究领域？ 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对这些问题笔者在这里进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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