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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農村社區公共産品的自主治理：基於行為認知與閤作組織的視角》針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存在的睏境，探討如何消除農民機會主義行為從而組成自治組織對農村公共産品進行自主治理。首先，在理論上解構並分析影響農民自主治理行為及參與自治組織意願的因素，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其次，對社會資本、産權、鄉村治理和政府支持等影響農民自主治理的因素進行理論分析。再次，對西部農村地區進行調查，在取得相關數據後，從實證上進行Logistic模型的迴歸分析，檢驗及判斷各個因素在農民達成自主治理行為及參與自治組織意願中的影響程度。最後，結閤理論及實證研冤結論，在藉鑒國內外農民自治模式的基礎上，探索在當前農村閤作組織改革背景下農民自主治理公共事務的新模式。

作者簡介

　　黃永新，男，生於1975年，博士、副教授，曾於2009年9月～2010年8月以公派聯閤培養博士身份赴日本九州大學從事閤作研究，現為廣西財經學院教師，研究方嚮聚焦於公共財政理論與政策、農村經濟發展等領域。近年來主持、參與完成多項各級科研項目，發錶研究論文十餘篇；積極開展教學改革研究，承擔各級教改項目2項，發錶教改論文2篇，獲得校級科研與教學奬勵2項。主要教授農林專業導論、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農業政策學、農村金融學等課程，教學效果良好。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一、研究背景、問題提齣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二）問題提齣
（三）研究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農村公共産品的私人（農民）自願供給
（二）農民閤作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三）政府的作用
（四）簡要述評
三、相關概念界定
（一）公共産品、農村公共産品及農村社區公共産品
（二）農村社區公共産品的分類
（三）農村社區公共産品的農民自主治理
四、研究方法、技術路徑及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二）技術路徑
（三）數據來源
五、本書研究內容、創新之處與不足之處
（一）研究內容
（二）本書創新之處
（三）本書不足之處

第二章 理論基礎、假設前提與分析框架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公共産品理論
二、産權與製度變遷理論
（一）交易費用與産權
（二）産權與製度變遷
三、社會資本理論
（一）從“物質資本”到“社會資本”：從經濟學到社會學
（二）經濟學對社會資本的引入：從社會學迴到經濟學
四、集體行動理論
五、（多中心）治理與自主治理理論
（一）治理的興起
（二）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
第二節 理論假設前提：理性農民
……

第三章 基於社會資本的理論分析
第四章 基於産權、鄉村治理與政府支持的理論分析
第五章 影響農民自主治理因素的實證分析
第六章 農民自治組織初探
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精彩書摘

　　《農村社區公共産品的自主治理：基於行為認知與閤作組織的視角》：
　　一、理性農民假設之爭
　　國外理論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而且一般是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認識農民的。他們認為農民是自私、偏頗、保守、落後、缺乏理性的代名詞。無論是在斯密的自由經濟論中，還是在李嘉圖的國民分配論中，都是沒有小自耕農經濟的曆史地位的，他們都認為農民小生産者必將被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産所吞沒。這一點也為後來的馬恩所繼承，他們認為農民由於受剝削的社會地位使得他們變得麻木和愚昧，因而行為是非理性的，是需要改造的。
　　較早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農民經濟行為是否具有經濟理性的是俄羅斯的恰亞諾夫（1996）。他認為小農經濟行為是非理性的，用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定基礎上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分析農民行為也是不適用的。“農民與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人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動物而是代錶著一種新的人類文化，一種新的人類自覺。”美國著名人類學傢斯科特（1976）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在考察東南亞地區特有的生産、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基礎上，認為農民不僅有強烈的互惠觀，他們的經濟行為也是基於道德而不是理性；並且，他們奉行“生計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則，以獲取可能的較為穩定的産齣為其進行生産抉擇的標準，即使這種抉擇以平均收益減少為代價，但隻要能使傢庭生計有所保障也在所不惜。同時，處於邊際生計的農民，具有追求安全高於利益的偏好，當任何一項新生産技術既具有較高收益的期望值，又存在收益的不確定時，農民總是選擇風險小的生産技術，哪怕它的收益低很多。
　　不少西方學者不同意對農民非理性的指責，美國人類學傢塔剋斯（1953）認為農民對價格的反映是和資本傢一樣的，盡管他們的資本隻有幾便士。舒爾茨（1999）對危地馬拉和印度等地進行詳細的分析，認為過去人們所指責的傳統農業中小農愚昧落後、經濟行為缺乏理性的觀點是錯誤的，這種觀點是一種幼稚的文化差彆論。他進而指齣全世界的農民在考慮成本、利潤及各種風險時，都是很會盤算的生意人。農民所種植的榖物的數量，耕種的次數和深度，播種、灌溉和收割的時間，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與簡單設備的配閤，等等，這一切都很好地考慮到邊際成本的收益。農民在自己的小型、獨立和需要籌劃的領域裏，把一切活動都安排得很有效率。也就是說，農民是在傳統技術狀態下有進取精神並已最大限度地利用瞭有利可圖的生産機會和資源的人，是相當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經濟人。他認為，現實生活中齣現的如農民不接受擺脫貧窮的糧種等非理性行為，是由於這種良種對溫度、濕度、土質以及技術的要求高，超齣他們的掌握範圍，可能其産齣比傳統品種還低。如果優良品種對自然條件的適應力同傳統品種一樣強，那麼，農民接受新品種的能力和速度則與資本傢一樣。貝剋爾（1995）則充分考慮瞭農民的理性行為是以傢庭為整體錶現齣來的，因而最早主張以傢庭為單位，將傢庭中的生産、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等決策有機結閤起來，建立農戶生産模型進行研究。
　　在國內，林毅夫（1988）首先對經濟理性給予具體解釋，他認為經濟理性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質利益最大化，個人效用的最大滿足也並不完全針對自己，利他行為所帶來的個人滿足感大於為此付齣的代價時，理性的個人也會選擇利他。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的行為是理性的，可以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農民問題。當然，理性行為要受到外部經濟條件、信息搜尋成本以及主觀認識能力的多重製約，因而“許多被用來證明小農行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嚮的人在對小農所處的環境缺乏全麵瞭解的情況下做齣的論斷。如果能設身處地從小農的角度考慮問題，則可以發現這些被認為是不理性的行為卻恰恰是外部條件限製下的理性錶現。”秦暉（1996）也認為傳統農民個人經濟動機是理性的，但由於宗法共同體對個體的壓抑，作為整體的農民經濟行為錶現齣非理性；就現實而言，他認為：“與其說是農民的非理性，毋寜說是市場本身‘非理性’。”即市場本身固有的，尤其是它在農業領域中特有的局限性。黃宗智（1986）則在對明清時期我國華北、江南農村經濟運行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研究的基礎上，一方麵指齣“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農民在人口土地的壓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原則，而是為瞭維持整個傢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邊際報酬遞減的過密化農業生産活動中去。”另一方麵他認為滿足傢庭需要的農民農業生産會隨著商品化過程被迫求市場利潤的經營式農業生産所取代。農民也會從恰亞諾夫的“非理性”而過渡到舒爾茨的“理性”。
　　……

前言/序言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由高速增長嚮中高速增長的換擋期和重視增長質量的結構調整陣痛期，“三農”問題依然嚴峻，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進程仍顯緩慢。一方麵，我國當前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很大程度上也與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衡相關，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短期內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公共服務的設施配置與人均享有量在城鄉、區域、群體中的供給並不均衡，尤其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農村中的農業勞動者、農村轉移進城人口等這些最需要基本生活保障的弱勢群體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水平偏低。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城鄉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尤其薄弱，部分設施人纔支撐不足、服務水平偏低、運行效率不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亟待提高。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問題，這其中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又是重中之重。當然，農村基礎設施尤其是水利設施的使用、管理、維護問題（也就是作者所言的治理）也十分重要。從治理的角度作為切入點來研究農村公共服務（農村社區性公共産品），就目前來說，還是較為新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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