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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自主治理：基于行为认知与合作组织的视角》针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存在的困境，探讨如何消除农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组成自治组织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自主治理。首先，在理论上解构并分析影响农民自主治理行为及参与自治组织意愿的因素，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对社会资本、产权、乡村治理和政府支持等影响农民自主治理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再次，对西部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在取得相关数据后，从实证上进行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检验及判断各个因素在农民达成自主治理行为及参与自治组织意愿中的影响程度。最后，结合理论及实证研冤结论，在借鉴国内外农民自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在当前农村合作组织改革背景下农民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新模式。

作者简介

　　黄永新，男，生于1975年，博士、副教授，曾于2009年9月～2010年8月以公派联合培养博士身份赴日本九州大学从事合作研究，现为广西财经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聚焦于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农村经济发展等领域。近年来主持、参与完成多项各级科研项目，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承担各级教改项目2项，发表教改论文2篇，获得校级科研与教学奖励2项。主要教授农林专业导论、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农业政策学、农村金融学等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问题提出
（三）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农民）自愿供给
（二）农民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三）政府的作用
（四）简要述评
三、相关概念界定
（一）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分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农民自主治理
四、研究方法、技术路径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二）技术路径
（三）数据来源
五、本书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一）研究内容
（二）本书创新之处
（三）本书不足之处

第二章 理论基础、假设前提与分析框架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公共产品理论
二、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与产权
（二）产权与制度变迁
三、社会资本理论
（一）从“物质资本”到“社会资本”：从经济学到社会学
（二）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引入：从社会学回到经济学
四、集体行动理论
五、（多中心）治理与自主治理理论
（一）治理的兴起
（二）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
第二节 理论假设前提：理性农民
……

第三章 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
第四章 基于产权、乡村治理与政府支持的理论分析
第五章 影响农民自主治理因素的实证分析
第六章 农民自治组织初探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精彩书摘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自主治理：基于行为认知与合作组织的视角》：
　　一、理性农民假设之争
　　国外理论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而且一般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农民的。他们认为农民是自私、偏颇、保守、落后、缺乏理性的代名词。无论是在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中，还是在李嘉图的国民分配论中，都是没有小自耕农经济的历史地位的，他们都认为农民小生产者必将被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所吞没。这一点也为后来的马恩所继承，他们认为农民由于受剥削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变得麻木和愚昧，因而行为是非理性的，是需要改造的。
　　较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罗斯的恰亚诺夫（1996）。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农民行为也是不适用的。“农民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一种新的人类自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197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考察东南亚地区特有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农民不仅有强烈的互惠观，他们的经济行为也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并且，他们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以获取可能的较为稳定的产出为其进行生产抉择的标准，即使这种抉择以平均收益减少为代价，但只要能使家庭生计有所保障也在所不惜。同时，处于边际生计的农民，具有追求安全高于利益的偏好，当任何一项新生产技术既具有较高收益的期望值，又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时，农民总是选择风险小的生产技术，哪怕它的收益低很多。
　　不少西方学者不同意对农民非理性的指责，美国人类学家塔克斯（1953）认为农民对价格的反映是和资本家一样的，尽管他们的资本只有几便士。舒尔茨（1999）对危地马拉和印度等地进行详细的分析，认为过去人们所指责的传统农业中小农愚昧落后、经济行为缺乏理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幼稚的文化差别论。他进而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农民所种植的谷物的数量，耕种的次数和深度，播种、灌溉和收割的时间，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与简单设备的配合，等等，这一切都很好地考虑到边际成本的收益。农民在自己的小型、独立和需要筹划的领域里，把一切活动都安排得很有效率。也就是说，农民是在传统技术状态下有进取精神并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是相当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经济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如农民不接受摆脱贫穷的粮种等非理性行为，是由于这种良种对温度、湿度、土质以及技术的要求高，超出他们的掌握范围，可能其产出比传统品种还低。如果优良品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力同传统品种一样强，那么，农民接受新品种的能力和速度则与资本家一样。贝克尔（1995）则充分考虑了农民的理性行为是以家庭为整体表现出来的，因而最早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农户生产模型进行研究。
　　在国内，林毅夫（1988）首先对经济理性给予具体解释，他认为经济理性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质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也并不完全针对自己，利他行为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大于为此付出的代价时，理性的个人也会选择利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问题。当然，理性行为要受到外部经济条件、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主观认识能力的多重制约，因而“许多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秦晖（1996）也认为传统农民个人经济动机是理性的，但由于宗法共同体对个体的压抑，作为整体的农民经济行为表现出非理性；就现实而言，他认为：“与其说是农民的非理性，毋宁说是市场本身‘非理性’。”即市场本身固有的，尤其是它在农业领域中特有的局限性。黄宗智（1986）则在对明清时期我国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的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他认为满足家庭需要的农民农业生产会随着商品化过程被迫求市场利润的经营式农业生产所取代。农民也会从恰亚诺夫的“非理性”而过渡到舒尔茨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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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和重视增长质量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进程仍显缓慢。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大程度上也与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相关，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公共服务的设施配置与人均享有量在城乡、区域、群体中的供给并不均衡，尤其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农村中的农业劳动者、农村转移进城人口等这些最需要基本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尤其薄弱，部分设施人才支撑不足、服务水平偏低、运行效率不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这其中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当然，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维护问题（也就是作者所言的治理）也十分重要。从治理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就目前来说，还是较为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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