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内容简介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历，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崛起与传统韬略的运作不无关系，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面对全新的变局，传统的文韬武略屡经挫折，晚晴谋士陷入困惑，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成为新的主旋律。《韬略平天下：清代韬略》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角度，详细阐述了这一时期谋略的特点和运用。

作者简介

张建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社会经济史，出版有《湖北通史·明清卷》《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等著作。

闫富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

目录

第一章 清朝兴衰
清朝崛起与传统韬略
康雍乾时代的弛张之道
晚清谋士的困惑

第二章 努尔哈赤父子以小博大的智慧
奉明统而谋天下
告天伐明，“兵以义动”
仰承天命，以汉制汉

第三章 盛世的文韬武略(上)
储位之争
宽严相济，张弛交替
治人与治法
“满汉一体”

第四章 盛世的文韬武略(下)
恩威并用，靖国安边
羁縻与归流
“十全老人”的武略
嘉庆初政的谋略
以奏制奏的外奁

第五章 从“师夷制夷”到“中体西用”
从严夷夏大防到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以夷制夷的均势外交

第六章 晚清的阴谋和阳谋
太平天国的谋略
中兴将帅与传统军事谋略
祺祥政变与慈禧的算计
康有为托古改制

精彩书摘

　　《韬略平天下：清代韬略》：
　　清朝崛起与传统韬略
　　明清交替，曾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ric E．Wakeman，Jr)在其名著《宏伟的事业》(或译作《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开篇就引用了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的如下记述：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主，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则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不过，与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以及蒙古族入主中原相比较，清朝取代明朝，还是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其原因也涉及诸多方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满族，特别是其统治阶层，早在入关之前就较多、较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此外，许多“汉族合作者”的突出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族合作者”的主要作用和贡献正表现在大政方针、韬略的运筹方面。
　　据文献记载，清王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注意从汉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据说他从小就懂满、蒙、汉三种语言，能够阅读汉文、蒙文典籍，而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富有谋略故事的图书，这使他得益匪浅。努尔哈赤不仅是受益者，而且是传播者。就算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他都会给部下讲历史、讲兵法。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就聘请浙江人龚正六为师傅，让他教儿子们读书学习。起兵之初，也就是他有志于天下之始，他就深刻认识到文化知识、智慧对于得天下、治天下的重要意义。
　　皇太极是为努尔哈赤诸子中识字最多的一个，而重视汉文化、重用汉族士人、运用传统韬略方面，他比其父更为积极，措施也更为得力。这一点应该是他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大贝勒的重要差别所在，也是他在四大贝勒共治国政局面中得以提高自己地位、加强汗权并得以最终称帝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随努尔哈赤建功立业的过程中，皇太极愈益体会到不读书、不明义理对自己事业的危害，所以，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号召满人诸王、贝勒们学习，规定满族儿童必须读书，以明义理，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的尽忠朝廷、行孝亲老的观念。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
　　皇太极很重视，学习汉文化，并重用汉族士人。朝中设有满汉大学士、巴克什，帮助他学习文化知识并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更是在汉族士人的建议、设计下，完全依照明朝体制建立的。在各部又特别设有启心郎一职，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管理部务的诸王贝勒大臣们学习汉语，教他们掌握汉族官僚政治运转过程中的规章制度。皇太极还通过改革努尔哈赤时代创制的老满文来加强满汉文化的交流，以满文翻译了一大批汉文化典籍，其中著名者如《孟子》《通鉴》《三略》《三国志》《六韬》《刑部会典》《素书》《万宝全书》《大乘经》等等。
　　早期归附的汉族官僚和士人在皇太极时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胡贡明、马国柱、王文奎、雷兴、徐明远、朱延庚、刘清泰等，都是皇太极时代的智囊团成员，或者为皇太极的军国政事出谋划策。其中尤以范文程最受倚重，他对清王朝的创建贡献也最大。史称皇太极对范文程“倚重特至”“资为心膂”，所有军国大事，范文程无不参与。“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人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这样的记载也许不无夸张，却反映了范文程与皇太极的关系以及皇太极对他的信任。遇有关键性的决策问题，皇太极更是要与他反复商讨，甚至于范文程因病休养时，有不少问题难以解决，也就干脆不决，特地等到范文程复出后再行议定。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对范文程更为器重。因此，范文程更是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为清王朝服务。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身任内枢密院大学士的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南取中原的全面计划和策略，他认为：明王朝内政腐败，人民丧乱，又在“流寇”及大清政权的夹击下，失败已成定局，清军进取中原的机会已经成熟。此时此刻，清政权表面上虽然仍是对明王朝对抗、争取天下，但是，实际上的阻碍已转到农民军方面，清政权进取中原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老百姓和士大夫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个分析应该说是全面的，对清兵入关及定鼎中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清廷得到李自成占领北京，明王朝被推翻的消息后，摄政王多尔衮立即召见病中的范文程，咨询进兵中原的大计，范文程提出了“兵以义动”“统一区夏”的决策，史称“举国咸韪公言，大军遂发”，在为明宗室复仇、救百姓于水火的口号下，清军很快在中原立住了脚。“兵以义动”，简单的几个字蕴含了极高的谋略境界，这就是儒家谋国治国的仁术核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兵以义动，就是要改变过去以掠得人口、财富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从收拾人心人手，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得民，从而真正得国，实为定鼎之言。顺治年间清廷的作为及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范文程这一谋略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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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关于谋略，学术界不仅存在不同的定义，而且存在不同定位。论者或称之为“谋略文化”，甚或将中国文化视作一种谋略型的文化。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然而无论如何，谋略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当是不争的事实。上古经典《尚书》就有“询谋”“弗询之谋”的说法，《六韬》则有“智略权谋”之语，《三国志》更出现完整谋略概念，所谓“进同谋略，退为辅佐”。谋略之道的著述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战国策》《鬼谷子》《素书》《三国演义》等，为许多人奉为经典，熟读精研，历数千年而不衰，足以表明其魅力之大。在中国，《三国演义》几乎是家喻户晓，许多人都熟知卧薪尝胆、围魏救赵、合纵连横、挟天子以令诸侯、恩威并施、以毒攻毒、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的谋略故事，知道姜子牙、周公、孙武、诸葛亮、司马懿等谋略大师的名号。反之，“有勇无谋”则成为“莽汉”“匹夫”的代名词，是被人耻笑的对象……诸如此类，足见国人对略谋之道的向往和崇拜。难怪有人说谋略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甚或全面地影响到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
　　谋略在中国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不断总结，反复实践，历久弥新，愈益发达。同时，在不同时期又展现出不同特点，古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多彩且形态各异的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韬略谋划遗产，堪称大观。帝王为首的最高决策层有谋国安邦、驭臣牧民的谋略；武臣将帅有用兵行阵的谋略；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有处世交友、治家营生的谋略。
　　谋略有各种类型，可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不同的谋略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庄子说过，“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这是对智慧、智谋产生发展的历史总结，智谋在相争中产生，智谋在相争中发展。众所周知，人类自产生之后，就处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和肉体等以下错综复杂的矛盾世界之中，从特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排解这些矛盾关系的持续过程。与西方智慧重视向自然界开拓、追求征服自然、以求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平衡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哲们创立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如何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处理利益关系尤受重视。毫无疑问，调处利益关系需要有多方面的道德规则、要求和手段，而争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荀子所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智谋、谋略就是在这个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也就是说，谋略的实质目标是谋利，施谋的对象是人。因此，谋略大多表现为与人争利，是通过智慧的较量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割或者利害转化。如果没有利益可言，谋略也就失去了存在、实施的价值。谋略重在求取实用功利价值的实质，决定了谋略这种智慧的运作既具有一些观念文化的特征，又与其他观念文化形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以智谋胜勇力是谋略运作最显著的特点。中国历史上，最为人们称道的谋略运作实例，大多是以少胜多，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典型。与此相对，谋略之失误也大多导致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悲剧结果。智慧、谋略犹如选定合理支点的杠杆，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高妙手段。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对身处逆境而能奋发，以柔克刚等谋略运作的着意刻画，乃至于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说法。对于用智与用力的关系、差别，著名军事家、谋略家孙武持这样的观点：“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就是说，不通过角力相拼的战斗就能降服对手，才是最高明的选择；而最下之策才是动武角力。“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阊、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干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这是职业谋略家苏秦对谋略胜勇力的生动描述，虽然不无夸张，却也充分显示了智谋胜过勇力的巨大作用。
　　对于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原理，著名思想家老子运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作过生动、辩证的解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就如气无所不能入，水无坚不能摧，至柔之物不可折一样。“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强兵易骄，骄兵必败，又如树木，粗大之干在下，柔弱之枝条反而在上，而树大必遭伐折。水之柔弱，几于无形，且流往低处，似乎无争，但却可圆可方，怀山襄陵，聚散变化多端，因时因地而宜。而委曲才能保全，屈枉才得直伸，卑下方能充盈。历史上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终于报仇雪耻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果清王朝之创立者努尔哈赤不能委曲隐忍于明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之中，恐怕早就被明军作为“钉子”拔掉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具备强大的力量就不能取胜。不过，以强胜弱、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智谋的作用、意义就远没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场合那样显著、重大了。即使如此，力量强的场合也不能轻视谋，更不能无谋，须知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等正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谋略求之不得的适时“东风”。
　　灵活实用、辩证理性是谋略运作的又一重要特点。高度明确的谋利动机、目的，驱使谋略的运作很少顾及知识的精确性、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甚至几近于急功近利。谋略之设计、运作，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判定一个谋略之高明与低劣，标准也只有一个。为了能够实用，必须灵活。谋略之运作，关乎天、地、人、事、智诸要素，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固定的模式的套用，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必须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方能实用。犹如武功之运用，练熟一招一式乃至全套路数，未必算得上高手，真正的武林高手并不墨守所学套路、招式，甚至没有套路、招式，而是随机应对，随心所欲，顺手拈来。军事史上多少熟读兵书、满腹阵图的将帅惨遭败绩、身败名裂？赵括败于长平，损兵40万。马谡丢失街亭，致使诸葛亮痛失伐魏良机……纸上谈兵而不实用为兵家、谋略家的大忌。
　　在谋略家的眼里，天地人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的，因此，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坚与柔，胜与败等等，都是可以转换的，这些都是为实用而灵活的必要条件。参天大树与小草相较，谁强谁弱？谁优谁劣？在谋略家的思维中，比常人更多地考虑到了狂风暴雨之时，大树常常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而此种状态时的小草却往往得以安然无恙。前述老子的谋略思想中就充满了辩证、灵活的色彩，以无为而无不为，以不治而无不治，可谓博大精深，丰富而且变化无穷无尽，可知中国讲对立统一之传统源远流长。
　　非公开性是谋略的另一重要特征。正如前面所讲过的那样，谋略之实质在于谋利，谋略运作的环境是争斗，在争斗中运用智谋把谋的对象击败，而不是用力。争斗是双向的，相互的，你在与对手争，对手同时也在与你争，你在用计谋，对手也在用计谋，取胜的关键是看谁的计谋更高一筹。所谓计谋的高下，实际上就是你蒙蔽了对手还是被对手所蒙蔽。要算计对手自然不能让他知道，这就使计谋或者说谋略具备了隐而不露的特性。古代有“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谋未发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之说，充分表明了谋略需要隐秘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谋略之谋多为“阴谋”，它就是要让对手上当受骗，目的是为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孙子对兵道之本质直言不讳：“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虚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为了隐秘，必要的场合必须制造出假象，迷惑或者误导对方。因为，对于争斗的双方而言，相互间用谋已不存在公开、平等的必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不一定称不上“阳谋家”。
　　中国的谋略无疑受到诸子百家智慧的影响，尤以儒法道为重。儒家智慧的深远——谋人心，法家智慧的强势——谋法术，道家智慧的聪明——谋自然，在历史上的谋略思想及实践中随处可见。至于谋略的优劣可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应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去糟粕，存精华，创新境。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中国社会在外国势力侵入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所有这一切，给清代的韬略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同程度地留下有古今中西交混的烙印。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逐步统一建州女真、女真各部、蒙古各部进而取代明王朝的过程中，传统的韬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次以少谋多、以弱胜强谋略的典型。与前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中原地区的王朝有所不同，满族统治者吸取汉族先进文明成果更多、更早，这也是传统韬略得以较早地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集之大成，韬略也不例外。当然，在韬略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必然带有自己的满族特色。晚清数十年，清廷内外交困，传统的中国谋略在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时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新的思想、对策却难以一时确立，更难以很快奏效。但是，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尤其皇族的争权夺利以及反复镇压农民反抗的过程中，传统谋略仍在广泛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