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十个主题，开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新阶段

随着一系列通史著作的出现，中国摄影史写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著名艺术史家巫鸿教授基于现代学术方法，用十个个案进行细致的研究，挖掘中国摄影的多元传统，大大推进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深读和广度。

★ 外国摄影师怎么拍“中国”？

清朝末年，美国摄影师米勒拍摄了大量人物肖像，被认为是真实人物的写实照片，而巫鸿教授察觉到了其中的疑点，例如：一个贵妇为什么会穿着全套命服去影楼拍照？这套服饰在其他人身上不断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在这些疑点的背后，关系到的是外国摄影师如何利用这些影像，努力将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的视觉叙事传统。

★ 剪辫子：中国人如何看自己？

从普通人的发辫合影留念，到鲁迅等人的“断发像”，直到溥仪决心剪掉自己的辫子，摄影在展现近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本身的视觉文化。

★ 中国摄影的未来

1840年代开始，摄影就让中国处在全世界的视野之中，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艺术家已经可以用更积极的姿态看待摄影和世界，从古代艺术和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多样的视觉素材，在世界艺术史的图景中做出独有的贡献。

内容简介

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于1839 年诞生，随后第*次鸦片战争爆发，这项新发明便随着殖民扩张一起来到中国。从西方旅行家*早的摄影记录开始，到“*革”后的实验摄影，摄影在中国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变化，生发出了丰富多元的内涵，或者与瞬息万变的政治社会情势相关，或者表现个人的心灵世界，抑或以此为媒介直接与艺术本身对话。

巫鸿教授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选取十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探索中国摄影表现的多重历史，在对事实进行仔细检验的基础上，他通过对摄影形式、图像、技术和社会语境的研究，结合近距离视觉分析和广泛的跨学科阐释，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摄影师及其作品，开掘中国摄影的多元视觉传统，并探讨这些影像如何参与并构成了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者简介

巫鸿，著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现任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斯本德杰出贡献教授”，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及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国际交流，策划众多重要展览，包括《瞬间：20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1998）、《在中国展览实验艺术》（2000）、《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2002）、《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国新影像展》（2004）、《关于展览的展览》（2000、2016）、《中国当代摄影40年》（2017）。

代表著作有《武梁祠》《礼仪中的美术》《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废墟的故事》《走自己的路》《作品与展场》《荣荣的东村》等。

目录

引 言

第一部分　以影像表现中国与自我

一　创造“中国式”肖像风格：以弥尔顿·米勒为例

二　摄影征服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照片的一部“宏伟影集”

三　剪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

四　关于摄影的摄影：金石声和他的内部空间

第二部分　重访多元视觉传统

五　寻觅仙山：中国山水摄影的美学和源流

六　“老照片热”与当代艺术：精英与流行文化的协商

第三部分　摄影当代性的建构

七　莫毅：一个城市民俗学者

八　刘铮和他的《国人》

九　荣荣：废墟中的自传

十　缪晓春的时空之旅

精彩书摘

照片中的人是谁？

在19世纪中后期前往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中，米勒以擅长拍摄官员、商贾及妇女的肖像而闻名。对许多收藏家和摄影史学者而言，他的作品是珍贵的艺术和历史影像，不仅见证了摄影师本人的高超技术造诣，同时也揭示了相片中人物的个人性格，在有关中国的早期摄影作品中可说是相当罕见。以他为一位老妇拍摄的照片为例（图1.1），她身穿清代品官夫人命服，包括精工刺绣的锦袍、背心与长裙，但其木无表情的面孔与盛装和花冠却形成了强烈对比——与其说是喜气洋洋或端庄肃静，不如说老妇脸上的皱纹显示的是她郁郁寡欢的一生。这幅肖像的视觉效果既微妙又直接。被摄者直对镜头，上方投下的光线集中在她的身体和脸上，将人像从朦胧的阴暗背景中凸现出来，在视觉效果上大大加强了人物的立体和真实。这种视觉上的直接感和对老妇的个性化表现，使观者直觉上将这张照片视为一幅“肖像”，也说明米勒所拍摄的这类照片为什么会被认为是“19 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

然而这名老妇究竟是谁？她真的像照片英文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位“鞑靼将军夫人”吗？这位鞑靼将军又是谁？这个朝廷贵妇为什么会身穿全套命服去米勒的影楼单独拍了这幅肖像？——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主要是因为照片的自然主义风格使人们马上相信这是为一个真实人物所拍的肖像。然而在2006 年洛杉矶盖蒂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仔细观看这张照片和米勒的其他一些摄影作品之后，发现了其中有些蹊跷之处。一个费解的地方是，老妇穿戴的服饰在米勒其他作品中不断出现，由其他女性反复穿戴。这些“其他女性”中包括一位年轻女子，肖像上的英文标签将其称作一位广州官员的夫人。

沿着在盖蒂研讨会中所发现的这个线索，我对米勒“中国肖像” 中的主体人物、服饰、布景和道具进行了详细比较，尝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比较，我发现了这些照片之间许多明白无误的关联：那位年轻女子既有单人照又有和她“丈夫”的合影； 这位“丈夫”又与他自己的“母亲”及“弟弟”拍了合照；他的“母亲” 不是别人，正是上面提及的“鞑靼将军夫人”；而这位老妇又与另一些妇女一起照了相。通过建立这种联系，我最后鉴别出十一张有着密切关系、享有共同因素的照片，其中身穿不同服饰的同样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影像里。而且，虽然人物的组合不时调换，但是这些照片均在同一地点以同一风格拍摄。至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组具有相关对象和高度一致的摄影手法的照片应该是一项“拍摄计划”的成果，极有可能是米勒1861年在广州逗留时的作品，拍摄地点应该是米勒的广州影楼。在进一步考虑这批影像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视觉分析。

辫子之死

也就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作为交换条件，他和他的小宫廷被允许继续居留在北京紫禁城中的北半部。当时他年仅六岁，皇室事务由父亲载沣（1883—1951）和皇太后隆裕（1868—1913）主持，具体事宜则交给宫廷内务部料理。残存在高墙之间的这个清代朝廷，被许诺以每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高额补贴，成为存在于封闭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活体历史遗迹。这种“悬浮”状的时间性又一次由头发的样式得到最清楚的显示：尽管男人留辫在新国家中被全面禁止，但是在紫禁城中，它继续保护和证明着幼年皇帝和其臣下业已不存的清王室身份。

这个孤立、虚幻的空间偶尔会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接触。在1919年这样一个时刻，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一位牛津大学出身的英国前外交官，被任命为已经13岁的溥仪的老师。庄士敦的官方职责是教授溥仪英文。但他所做的远超于此，以至于不到五年，他便成功成为退位皇帝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典范和化身。半个世纪后，溥仪在回忆录中谈起自己与庄士敦的关系时写道：“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

庄士敦通过与溥仪的日常交往建立起了这样的权威。他带给这个十几岁末代皇帝外国杂志里一战时期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照片，并为溥仪讲述了这些现代武器的功能与不同产地。他带给溥仪的东西还包括欧洲的糖果，进而解释生产它们的化学知识，此外还教给溥仪英国上流社会的茶会礼仪。这些循循善诱的引导逐渐为小皇帝打开了一个诱人的世界，但更为重要的是，使溥仪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传统英国绅士”，而不是一位满族皇室的继任者。溥仪自己这样回忆道：

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交谈……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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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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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摄影史的书不多，这是我第一本关于中国摄影史的书，不过好坏，我相信作为对我的启蒙，都会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