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全面了解毛泽东

客观反映历史，细节还原真实

追寻273位亲历者——搜集他们走近毛泽东的观察与描述

梳理226万字实录——力求编写一部堪称经典的领袖传记

翻开本书，作者将带你重温毛泽东在1927—1945年间崛起挽狂澜的峥嵘岁月，领略其统筹全局、高瞻远瞩的非凡风采，进而体悟到伟人的人生阅历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智慧。

本书作者利用全面、客观、翔实的史料，铭刻浴血荣光，细说毛泽东的坎坷崛起，讲透他这段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和重要事件，告诉我们在领导秋收起义、开创农村根据地、指挥反“围剿”、来自“左”的排斥、领导长征、延安整风等事件中，毛泽东究竟做了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毛泽东的老师、同学、战友、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以及外国领导人、驻华大使等273人的回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

本书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详细深刻的记录，从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以及当事人的亲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观生动的写照，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本卷为第2卷，由胡乔木、谭震林、习仲勋、杨成武、程子华、徐海东、何长工、埃德加斯诺讲述1927—1945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创农村根据地、指挥反“围剿”、来自“左”的排斥、领导长征、延安整风等事件。

作者简介

李捷

《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参加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著作《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国史静思录》等。

于俊道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交往录》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目录

　第三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二、非凡的创举

　　三、“红旗跃过汀江”

　　四、“横扫千军如卷席”

　　五、来自“左”的排斥

　　六、伟大的历史转折

　　七、“三军过后尽开颜”

　　八、迎接抗日救亡高潮

　第四编“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统筹全局

　　二、养精蓄锐

　　三、高瞻远瞩

精彩书摘

兵权被夺

　　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在宁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和决议，只有一份由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朱、王征求意见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我们从《简报》和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宁都会议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和批评“积极防御战略”，在政治上讨论临时中央长信指示和红军行动指示电，在组织上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从“左”倾盲动的“积极进攻”战略出发，总结这年二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工作，对几次战役作出错误估计，并错误地批判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和红军主力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

　　关于攻打赣州问题。在宁都会议前8个月，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曾部署红1方面军主力攻打赣州，毛泽东一开始讨论时就不赞成。后来知道前线红军久攻不下，后被敌人援军反包围，伤亡严重时，他又顾全大局，中止休养，抱病下山，建议起用红五军团，并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在红五军团的猛力进攻下，红军主力安全撤围。攻赣严重受挫，事实已经说明，夺取强敌防守的中心城市的“进攻战略”是错误的。宁都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该攻打赣州。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并非战略、战役方针有错，“攻赣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这样，把未攻克赣州、反受严重损失的责任，归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上了。

　　关于如何估计攻克漳州问题。赣州之役结束后不久，1932年春，周恩来在长汀组织领导、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红军东路军攻克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漳州。这一仗打乱了蒋介石调动粤军进犯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筹集了大批款项和物资。实践证明，打漳州是正确的。可是，中央长信指示却说：“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宁都会议主要从战略方向上提出指责，如《简报》所说：“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关于发展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早在3月中旬赣县江口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就主张，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方志敏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而会议未予采纳。但毛泽东仍坚持这个发展战略方向，后来在给项英的信中曾提出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批评。项英在讨论中揭发批判了这个问题，一些人也指责这是“向偏僻区域发展”、“上山主义”、“东北路线”等。会议《简报》是这样写的：“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7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

　　会议还批评前线同志从实际出发，在取得乐安、宜黄胜利后不硬攻南城而改为发动群众的正确部署。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责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批判毛泽东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开始讨论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指示电时，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结合前线实际作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的报告，解释前方致后方的电报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的基本观点，这是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前线客观情况的。事实上，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也是在4个月以后的事。

　　但是，后方来前方开会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说他的报告连“积极进攻”的字眼都没有。后方同志更集中地反对毛泽东的所谓“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指责他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并且把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斥之为“守株待兔”，会议“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也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作会议结论：中央局全体会议“一致接受中央指示信”和“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出：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敌人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后方同志“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但“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会后，后方同志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不满：“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问题。

　　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后方同志以“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为由，“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议取消“最高军事会议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上，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会议经过相当困难的讨论，因大多数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方案。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周恩来去看望即将离开前方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将去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并说：“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开完才几天，苏区中央局依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就改变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10月12日，由中革军委发出通令：“红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这样，就解除了毛泽东在红1方面军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尽管不断受到指责、排挤和打击，但仍坚持正确原则，不赞成“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询问时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可见，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进攻路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于是，临时中央把毛泽东坚持正确原则提高到路线上来批，并进一步从组织上剥夺他的一切工作权利。11月发的《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中尤其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一套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加以批判，要“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把执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指挥员和干部指责为“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要加以排挤和打击，以扫清推行“进攻路线”的障碍。“指示”还特别明确说：“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否则“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这就是说，临时中央不仅否定宁都会议决定毛泽东“必要时到前方”助理军事指挥，而且又否定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撂在长汀福音医院里闲了起来。

　　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会同苏区中央局一起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采取既使用又批判的方针，即“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局的领导之下，担任负责的工作。”对于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他们采用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办法，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3年6月上旬，博古在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也可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认为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恰恰是受猛力攻击的“训令”中预定战场上取胜的，于是在会上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被否定，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又一次病倒。宁都会议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路线，进一步打击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党、政、军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3〕

　　在被解除军职的日子里，毛泽东度过一段受压抑的岁月。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战争年代，离开部队，不能将已经初步形成的一套独创性的战略战术贯彻下去，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十分痛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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