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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本书辑录了作家马原在同济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小说多为西方经典，如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霍桑的《红字》、加缪的《局外人》、马尔克斯的《六点钟来的女人》、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等。马原通过自己的阅读版图向大家展现出优秀文学作品的诱惑力，同时也散发出马原式的独特解读魅力。这些文章为首次结集，与读者共享阅读之美。

目录

经验
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哈谢克：《好兵帅克》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
霍桑：《红字》
加缪：《局外人》
马尔克斯：《六点钟来的女人》
纳博科夫：《黑暗中的笑声》
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痴迷于讨论的昆德拉
挚爱婚姻的欧·亨利
探寻对话的深处

精彩书摘

　　一、雨果：《九三年》
　　雨果写《九三年》，他一开始在设置这三个人物时，特别注意利用人类经验中最直接最可感的情感来做文章。他先划分革命者与叛乱者水火不容的阵营。朗德纳克是敌视革命的叛乱者。这时作家又设置了一个很“巧”的情节，在一次较量中，朗德纳克及其部下被革命军包围在一个塔楼里，戈万带领革命军步步逼近，要活捉朗德纳克，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朗德纳克居然侥幸逃脱，这就又埋下了巨大隐患，下次他还将卷土重来，对抗革命军。这时，在朗德纳克逃离塔楼、逃离戈万围捕之后，他突然发现塔楼上着起火来，而在火光中竟然有三个孩子的身影；远处又传来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在呼喊人们、呼喊上帝去救她的三个孩子。于是朗德纳克返回塔楼，从塔楼中救出三个孩子。正是由于他的返回，他被革命军抓获，成为戈万的俘虏。
　　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从来都是死敌(他们是同一代人)。朗德纳克被捕后，西穆尔登坚决主张处决这个革命的敌人。但是戈万不同，一方面他和朗德纳克是亲叔侄，有血缘关系。如果处决他，那么革命者是不是就不要亲情了呢?这是戈万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戈万的信念是革命是为人民，事实上朗德纳克不是作为革命的敌人在战斗中被俘虏，而是作为一个拯救三个孩子的老人走回来的。这样朗德纳克的被俘，就带上了自愿牺牲的崇高的悲壮色彩。于是戈万面临两难选择：革命和人道主义的两难。朗德纳克在返回塔楼过程中同样也陷入两难：他完全可以不去救那三个孩子，他很清楚，如果他去救，他肯定会被捕，那么他的军队、他的政治理想也将随之被消灭。与三个孩子、他个人的生命及整个阵营相比，朗德纳克确实很难选择。可以这么说，朗德纳克虽然是一个反动派，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最终他选择了作为一个人应该选择的方向。他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了三个孩子，同时他明确意识到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个人的生命和他整个的阵营都将因此而终结。相比之下，西穆尔登把戈万视作自己全部的希望，他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戈万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西穆尔登就是他的牧师。现在戈万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当西穆尔登在继续扮演家长和精神导师的角色时，他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还要考虑到戈万已经是革命军的领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朗德纳克问题上，西穆尔登仍然力主处决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并希望以他坚决的态度来影响显得为难和犹豫的戈万。
　　戈万更是特别为难。他想了一整夜，在黎明时分，天将亮未亮，戈万披了一件大氅，戴了大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来到押解朗德纳克的地方。因为戈万是司令官，看守卫兵当然就放他进了牢房。戈万见到被关的朗德纳克，两人有一场关于革命、立场、信仰等主题的热烈争论。这里暂且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一个穿着大氅、戴着帽子的人走出了关押地，过了好一会儿，当看守卫兵再进牢房的时候，发现里面留下的已不是朗德纳克，而是戈万。最终是亲情至上的人道主义战胜了戈万的革命立场，使戈万放走了革命的敌人。他自己则留在监牢中，等候处决。他放走朗德纳克这个事实足以导致他自己被处决。因为在放走敌人的瞬间，他自己就成了革命的叛徒。戈万最终确实被处决，执行处决的是有着坚定原则和坚定立场的西穆尔登，也就是由戈万的精神导师亲自来处决戈万。在处决瞬间，西穆尔登开枪自尽。
　　这个故事写得特别悲壮，故事中三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面临着三重两难的抉择。戈万本是西穆尔登全部的希望，但是西穆尔登作为革命立场的代言人和坚决维护者，最终下令处决戈万，等于他亲手扼死了自己的全部希望。扼死的结果是他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不存在了。在这场较量中，就力量对比而言，戈万和西穆尔登所在革命军一方是强势，而朗德纳克叛乱分子一方是弱势。事实也是戈万和西穆尔登俘虏了朗德纳克，强势战胜了弱势。但有意思的是，最终能保留生命的不是戈万，不是西穆尔登，而是一开始就处于弱势的朗德纳克。这种故事设置就是特别典型地利用人类的情感经验，使人们都能理解、对至高无上的人类之爱的认同，而且利用了人类普遍的向善和人道主义的心理趋向、情感趋向，从而布局了非常有意味的一出戏剧。
　　二、海明威：《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是部世界名著，国内可以看到的中译版本可能已经有四五个，在出版界，这种书可以称之为“常销书”，因为它实在是经典。很早以前，这本书有一个中译本，书名译为《战地春梦》。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差不多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我重读这本名著(因为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还很小)，我还很嘲笑《战地春梦》这个译名，觉得很庸俗，当时我读的是林疑今的《永别了，武器》这个译本。从我最早读这本书到现在，可能有三十多年了，我后来慢慢体会，相对而言，译成《永别了，武器》比较文学化，而译成《战地春梦》则比较通俗，但是当我此刻站在讲台上来讲这本书时，我好像更倾向于《战地春梦》这个译法。因为我发现，说到底，这本书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而多年以前译者仅用了四个字，就将这两件事鲜明地点了出来。看过小说的同学可以想一想，这本小说不就是讲了这两件事吗——战地和春梦。战地是指战争，春梦当然是指凯瑟琳和亨利的爱情，而且对这段爱情来说，用“春梦”来解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们两个最初其实是从调情开始，后来酝酿为成熟的爱情，最后，凯瑟琳因为难产突然死去。那么对亨利而言，他和凯瑟琳的这段情缘，真是一场春梦，你还能叫它什么?所以我在读了它三十年嘲笑了它二十年之后，反倒更倾向于这个意译的名字。
　　海明威的小说是特别典型的那种——人在感情特别强烈的时候，反而会收缩。他那种情感方式是高度收缩和收敛的。我在很多场合都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永别了，武器》的结尾。一对历经千难万险的情侣亨利和凯瑟琳，从西班牙战场的炮火中逃出来，逃到瑞士，刚要开始安宁甜美的爱情生活，凯瑟琳却因为难产突然死去。真是枪林弹雨中都活过来了，却要在和平生活中意外面对死亡。谁都能感受到亨利当时一定是心潮澎湃、极不平静。海明威的处理很特别。海明威是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但是他描写亨利时有这样一段话，是亨利在凯瑟琳死前的内心独白：我坐在外边长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这段反反复复的独白，一般在小说中很少有这样的写法，何况海明威一向惜墨如金，可是，他竟写了这么一段简直可以形容为“啰唆”的“独白”。亨利处在这么强烈的情感之下，当他最后得知凯瑟琳死了，居然又冷静至极。他想进凯瑟琳的病房，护士说“你不可以进去”，他说“我可以的”，护士说“现在还不可以进去”，他对护士说“你出去”，又说“那位也出去”。作者事先没有告诉我们“那位”是谁，海明威的方式就是这样，非常简约，又让你一下子知道是什么事情。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病房里有两个护士。亨利把护士都撵走，这已经到了小说的最后，海明威写得简约得不能再简约，你简直都不能想象他会这样结尾。整个小说都是写亨利和凯瑟琳的爱情，但是当亨利真的见到死去的凯瑟琳时，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小说就这样突然结束了，照通常的观念，你真的可以说这是个简陋的结尾。在通篇的故事里，可以看到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能浇灭亨利对凯瑟琳的爱，而且在凯瑟琳即将要死去的时候，亨利还在拼命地祈祷。他从来不信上帝，在那个瞬间，他还是反复地祈求上帝祈求神灵。可是当亨利确信凯瑟琳已经死了，见到了病房中的尸体时，作家突然将所有澎湃奔涌的感情一下子戛然收住，这就是我所说的“克制”。但是，作家这样处理，仍然是利用人类的情感经验。亨利虽然不再多说什么，多做什么，作家也不再多描述什么，然而每一个认认真真将小说读完的人都会有情感的澎湃，会特别难受，久久不能平静。当你用心通读完小说，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简陋至极的结尾，却真的会在你心里产生巨大的美学冲击。
　　三、霍桑：《红字》
　　《红字》的作者霍桑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小说家。我接触到它很早，至少在二十年以前。那是一个很老的版本，一九五一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整整半个世纪之前，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我记得译者是侍桁。
　　我初读它时还很小，几乎没有任何文学方面的经验，我肯定是在小学或中学时就接触到这本书了。我当时极为震惊，在此之前我读过很多小说，没有一本书像它这样写，像它这样让我吃饭不香睡觉不实。于是我做了这一生里最初的偷窃：我先将它据为己有，之后到图书馆报失，赔付了双倍书价。我依稀记得书价是八角五分。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那时候，一元钱是很多的钱，一元钱是我五个中午的餐费。它不止一元，它是八角五分乘以二。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它成了我的一份私有财产。其后我初中毕业下乡，四年之后进入一所工科中专读机械制造专业，又两年之后分配到火车头单位机务段当技工，又两年之后入大学中文系，又四年之后赴西藏，一下七年。这本薄薄的小书一直跟随我走南闯北。我当作家写小说最初的十九年里，《红字》一直是我的至宝。我周围许多人都见到过它，其中许多人读过它，其中许多人像我一样推崇它。后来它又出了另一些版本，有旧译也有新译，这使得它不那么稀罕也不那么抢手了。但是它对我弥足珍贵，因为这是我作家梦之初的偶像，我钟爱它实在有我极特殊的原因。
　　在过去很多年里，我经常会反复地读这部小说。小说里始终充满了犯罪、赎罪、解脱这些问题，我一开始就以为这深深的、深深的罪孽是因为通奸。这次因为要讲课，我又重新细读，我才发现我原来的阅读有很大的误解。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通奸的故事，可是我现在发觉并不是这样，而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其实是欺骗。小说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欺骗的罪行更甚于通奸的罪行，欺骗更加不可饶恕。故事中三个当事人，充满仇恨的是齐灵渥斯，我们通俗的说法他就是戴绿帽子的这样一个角色。齐灵渥斯的仇恨首先当然是针对他妻子海丝特的，同时，他的仇恨也指向丁梅斯代尔牧师。我在详细阅读小说通篇(比我以往的阅读要细致许多)之后，发现齐灵渥斯主要不是嫉妒，他一方面是要向海丝特复仇，同时又要向牧师复仇。但是他对海丝特的复仇，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就没有效果，他对海丝特根本构不成任何意义的伤害，他真正能伤害的是牧师。我后来发现，在复仇过程中，他的仇恨更多是因为海丝特欺骗他。
　　小说中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我们看见他一直就把“罪孽、罪孽”这些话挂在嘴边，在他身上就一直回旋着罪孽的影子。那么他的罪孽在哪儿呢?他的罪孽应该是在于亵渎上帝，因为他犯了通奸罪，并且是以牧师的身份和他的教民通奸。但是在他所有的内心创伤之中，我还是没有看到他的痛苦和忏悔是因为他亵渎了主，亵渎了他神圣的宗教热情，我看到更多的是因为他欺骗了教民。他心里最大的煎熬就是他说不出——他总不能对别人说出他是奸夫。他自己觉得最大的罪孽实际上是谎言，这谎言肯定不是对上帝的，而是对公众的。之所以齐灵渥斯可以长期地对牧师实施复仇，像魔鬼一样压迫他的神经、压迫他的所谓灵魂，就是基于牧师一直想要说出他在对教民说谎，而教民却又从来都不认为他在说谎。所以我就发现这里面真正的罪孽是欺骗。
　　我们知道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叫珠儿，是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牧师的女儿。珠儿对她的生父也就是不能直面事实的牧师一直施压，珠儿对牧师全部的不满和恼怒就是，牧师总是不肯当着大家的面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她妈妈，不肯当众亲吻她。这一点也正是基于牧师始终生活在谎言之下，他不能正视珠儿是他的女儿，不能正视他和海丝特的奸情。他始终不能向任何人坦言他的隐情。
　　我们在最初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我们期望知道的人物关系，尽管作家从始至终都不去特别明确地把这话说透。但是实际上一个读者不用聪明，他只需要有一点耐心，把这小说读一下，他在把小说翻过十页二十页之后，他就已经能确定其中主要的人物关系了。至于接下去这个故事怎么讲，这里面有一个推动情节动力的问题，我索性就把它称为“情节动力核”，就是需要什么来将故事继续下去。
　　故事开头，海丝特因为通奸罪被罚站在行刑台上示众，当时齐灵渥斯已来到新英格兰，他就在观看的人群中。海丝特和他都互相认出了对方，但都不声张。海丝特走下刑台之后，齐灵渥斯到关押处去看她，这时读者已经能够明白海丝特和齐灵渥斯的关系，同时作家也设置了我所说的“情节动力核”，就是他们订下了一个“契约”，一个“保密契约”。齐灵渥斯对海丝特说并不想对她怎样，肯定还是要让她活着。他问海丝特那个人是谁，就是问奸夫是谁，海丝特回答他永远不会说，只有在最后面对上帝时，也就是死的时候才会对上帝说。齐灵渥斯接着就告诉海丝特，他一定会找到这个人，他发誓他会找到。他跟海丝特就有了一个契约，海丝特已经对他不忠，但她要保密她和齐灵渥斯的关系，齐灵渥斯就再也不是白兰先生，或者齐灵渥斯从来都不真的是白兰先生，而海丝特·白兰也只是海丝特·白兰，这个契约就是更加明确地抹掉了他们俩的关系。并且契约更重要的部分是，齐灵渥斯不允许海丝特对奸夫说出他们俩的关系，如果说出来，他立刻就让那个人身败名裂。因为当时齐灵渥斯就直截了当地跟海丝特分析，海丝特之所以守口如瓶，那个人肯定是个声名显赫、为公众所熟知的人。他这么分析，这时读者再联系到之前丁梅斯代尔的种种言行，就已经能隐约猜到那个人就是牧师。
　　这个保密契约，是齐灵渥斯利用了海丝特的负疚心理，他为海丝特和她奸夫保密的同时，要求海丝特也为齐灵渥斯的身份保密，绝对不允许她告诉奸夫，当然齐灵渥斯没有点出来是丁梅斯代尔。这样一个契约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读到的整个小说的“情节动力核”。如果没有这个契约，整个故事就没法往下讲，因为契约解除之时也就是丁梅斯代尔解脱之时，那样故事就结束了。我们知道在故事最后，海丝特和齐灵渥斯之间有一场戏，海丝特要求齐灵渥斯放过牧师，而齐灵渥斯拒绝了，他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于是海丝特就说她要把这些事都告诉牧师，齐灵渥斯当时根本没意识到海丝特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个保密契约实际上是有非凡的约束力，它对海丝特的约束力特别强大，而一旦解除了这道有强大约束力的符咒，这个瞬间故事就会一下子被推到高潮,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保密契约成了推动整个《红字》这部小说、推动霍桑所讲述传奇故事的“情节动力核”。
　　四、加缪：《局外人》
　　我看《局外人》，看到两重读法。一种是读“里”，比如同学们刚才说从小说中看出“人生挺没劲的，人生是荒谬的”这些意思。的确，这是加缪特别伟大的地方，加缪发现人生是没完没了的纠缠，是枯燥无味的重复——这是加缪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认为人生就是荒诞就是荒谬嘛。但是这些都只是读“里”，我自己则更看重读“表”。读书这种行为是“表”“里”合一的，读书过程中，这本书的“表”和“里”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传达给读者的。问题在于今天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变得太理性化，总是去追溯结论，追溯本质，而经常忽略了这本书不仅仅传达了认识论、价值论或者是哲学上的精妙意义，它还展示了故事本身、叙述本身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一本书“微言大义”，能单刀直入一下子洞察“大义”，这固然不错，但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极其丰富极其感性的表面“微言”。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局外人》这部小说究竟为什么这样打动我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它的“表”“里”关系处理得特别妙，加缪从始至终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学者们总结的那些意义，这只是他们自己对小说精神本质的抽象。那么小说的“表”，小说的故事形态本身是什么呢?——是讲一个人杀人，而且他是在妈妈去世的几周之后杀了人，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一个杀人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为什么杀人。我前面已经特别讲到过，是因为太阳，是由一连串的偶然导致他杀人。这一连串偶然本来彼此没有必然联系，但有趣的是，经过已经陷入“逻辑泥淖”的现代人的一番分析，墨尔索就被认定是一个天生冷漠无情的杀人犯。这个“逻辑泥淖”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巨大的误解。法律、道德，这些本来是人自己规定出来的，但规范的结果反而把事实掩盖了。墨尔索唯一的抗辩——因为太阳——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那天刚下过雨，雨过天晴，偶尔有一丝浮云，凉风习习，墨尔索会杀人吗?什么都不会发生。所有的前因都存在，都不变，墨尔索这时也肯定不会杀人。在这样怡人的环境中，有阵阵海风，有鸥鸟在鸣叫，沙滩上有孩子在嬉戏，有穿着泳衣的妙龄女郎，无论是谁此时心情都会特别好，墨尔索也不会例外。墨尔索怎么会呢?绝对不会杀人。所以前面所有的逻辑实际上都是荒谬的，逻辑本身才荒谬。主控官对墨尔索全部的控诉和论证，整个就荒谬至极，但看上去它又实在太严密，太有力量了，丝毫不留余地，以至于让任何人都不能得出第二个结论，只能认定墨尔索杀人是必然的。就是因为他天生冷漠无情，他被判死刑也是死有余辜。这个逻辑我称之为“泥淖”，逻辑并不就是真理，甚至会是真理的反面。就像司马南说“眼见不一定为实”。在现代社会，现在中国也开始像美国一样了，有这样的趋势，就是律师越来越重要。一个律师就可以把死人说活，把活人说死，因为律师手里握有一套被公众认可的逻辑准则和逻辑序列，据此就真的可以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是倒过来，化神奇为腐朽。
　　我个人觉得《局外人》这部小说伟大，是因为它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两套价值体系，而这两套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一套是主控官的价值体系，这是公众的社会的；另一套是墨尔索的价值体系，是他真实的心态，这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这个故事的“表”，其中主控官的“逻辑泥淖”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但是墨尔索的逻辑却经常被人忽略。墨尔索的逻辑其实才是真相，才是真实。所以我说这个小说的“表”特别丰富，使得小说充满了可能性。可能性一直是我最看重的。人活在世界上，最有魅力最吸引人的就是可能性，而不是别的。正是因为有可能性，才让我们津津有味地活着，并且对生活充满各种向往。我认定最好的小说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可能性。萨特说，文学的语言不仅有一层意思，应该有第二层意思，而好的文学语言应该还有第三层乃至第四层甚至更多的意思。萨特虽然很聪明也很努力，他也只能写出两层意思来。但是最好的小说真的可能有许多层意思。几层意思的“层”，我觉得用“重”这个字可能更加准确。一个作品或者一个事件，它提供越多重的可能性，它的意味无疑就越丰富。《圣经》是很典型的例子，它看上去这么简单，人家读起来都没有障碍，但同时它确实又这么丰富，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而《局外人》无疑是《圣经》方法论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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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送货速度快，是正品，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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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读大家这个系列丛书是因为毕飞宇的小说课知道的，那本书实在是醍醐灌顶，感觉评论说这本没有那本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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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不错，买了苏童和张炜的。这本是马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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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等到423，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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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教我歌唱的大师”，原诗出自叶芝。这本书是诗人王家新对数位曾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特朗斯特罗姆、洛尔迦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评述和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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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熙五十六年，清王朝的战略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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