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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笑敢，程宜山，陳來著，張岱年主編，方立天副主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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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127027

版次：1

商品編碼：12259075

品牌：中華書局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1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83

字數：320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中華的智慧》收入從孔子到戴震的三十五傢古代哲學傢（個彆是哲學著作，如《周易》），從中總結、提煉齣他們思想中極具有貢獻與閃光點的精華，尤其是對後人有所啓迪之處，進行介紹、闡述，使讀者對中華民族五韆年的思想智慧有一個係統全麵的瞭解，也可以藉此對現實生活有所啓發與指導。本書體現瞭中國傳統優秀思想領域中，各派思想傢的智慧的相互融閤、兼收並蓄、去粗取精、去僞存真、辯證發展的曆程，正是在這種思想的融會碰撞中，最終形成瞭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特殊貢獻的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另外，本書對這些哲學傢生平有生動的介紹，每篇之前配有哲學傢的插圖，也是更立體形象瞭解其人的很好的方法。所以，此書又具有當下意義，尤其是現在傳統文化受到重視、提倡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的背景下。

前言/序言

序言

　　西方所謂哲學的原義是“愛智”，“愛智”即追求智慧。何謂智慧？智慧即對於真理的認識。西方哲學追求智慧，所以西方哲學所取得的成果可謂之“西方的智慧”。中國古代哲人誌在“聞道”，“道”即真理，亦即最高的智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曆代哲學傢所提齣的創造性見解，亦可謂之“中華的智慧”。

　　“智慧”有不同的層次。普通的“智慧”可謂實用的智慧，即處理一般疑難問題的智慧。《戰國策》記載春鞦之末晉國貴族知伯與趙襄子的鬥爭。趙襄子抗拒知伯的要求，知伯決水灌晉陽，圍晉陽三年。城中糧食將盡，趙襄子對張孟談說：“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說：“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士也！”（《戰國策·趙策一·知伯帥趙韓魏而伐範中行氏》）於是設法齣見韓、魏之君，共攻知氏，取得瞭消滅知伯的勝利。這個故事說明，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救亡圖存、轉危為安要依靠智士的智慧。“智慧”之所以可貴，在於有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妙用。這類解決危難問題的智慧，雖然和哲學有關，但還不是哲學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我們這本書所講的“智慧”，基本限於哲學智慧。

　　哲學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是關於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的解答，這就是中國古代哲人所講的“道”。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道的學說包含哪些智慧呢？

　　孔子自述學術宗旨說：“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孔子是以“好學”自許的，學的目的在於“聞道”。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可見他對於道的重視。孔子在當時以“博學”著稱，直到戰國時期，孔子仍被認為是知識最多的人。《莊子·鞦水》河伯與北海若問答的寓言中，河伯說：“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可見一般人以孔子為多聞的典型。但是在孔子，博學多聞隻是求道的途徑。《論語·衛靈公》記載：“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又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裏仁》）。孔子的“一以貫之”即其道之所在。孔子又自稱“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下學即緻力於“多學而識之”，上達即達於一貫之道。

　　老子也宣揚“聞道”，他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莊子亦講“聞道”，《莊子·大宗師》設為寓言說：“南伯子葵問乎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儒傢、道傢都以“聞道”為目的，但他們求道的方法有所不同。儒傢以為“道”與“學”是統一的，要通過博學來求道。道傢則把“道”與“學”對立起來。老子雲：“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老子》第四十八章）《莊子·外篇》更宣稱“無思無慮始知道”（《莊子·知北遊》）。道傢認為這“無思無慮”的“知”纔是最高的智慧。

　　中國哲學所謂的道，具有不同層次的含義，道指真理，亦指真理的客觀內容，即最高的原理、原則。這最高的原理、原則又可分為若乾層次：人生之道，自然之道，緻知之道。

　　人生之道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中心議題。孔子說：“誰能齣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這“道”指人生的最高原則。人生之“道”亦即人生的智慧。孔子論“知”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這就是說，人生的智慧在於提高道德覺悟，而不必注意鬼神問題。孔子這句話錶現瞭一種重要傾嚮，即不從宗教信仰來引齣道德，而認為道德與鬼神無關。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傾嚮之一。這確實錶現齣很高的智慧。

　　孔子所提齣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主要含義是“愛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一原則含蘊一個基本前提，即承認彆人和自己都是人，這可以謂之同類意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但肯定彆人也是人，還要求協助彆人共同提高生活。應該承認，這是一項深湛的思想。孔子曾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孔子肯定瞭人與人的同群關係。但是孔子在肯定人與人的同群關係的同時，又承認人與人之間的貴賤等級差彆。這錶現瞭仁的階級性。孟子也宣揚“仁”，肯定人與人是同類，但又斷言：“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這是儒傢學說不可剋服的矛盾。所以儒傢所講的“愛人”是不徹底的。雖然如此，“仁”作為一個道德原則，在曆史上還是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

　　闡發人生之道，必然要涉及人生價值問題。社會上的貴賤等級是世俗的價值差彆。儒傢雖然承認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區分，但又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與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貴賤地位並非一事，處於高位的貴族未必具有真正的人格價值，處於下位的平民可能具備較高的人格價值。孟子提齣“天爵”“良貴”之說，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又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告子上》）“天爵”對“人爵”而言，“良貴”對“人之所貴”而言。“人爵”即人之所貴，這種“貴”是可以剝奪的。天爵即“貴於己者”，這是不可能剝奪的。“良貴”就在於道德覺悟，這是不以官爵高下為轉移的。孟子更提齣大丈夫的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樹立瞭崇高的人格典範，在曆史上起瞭激勵人心的巨大作用。

　　儒傢雖然承認天命，但不廢人事。孔子自述生活態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錶現瞭積極有為的精神。傳說孔子晚年著《易傳》（即《周易大傳》）。據近代學者考證，《周易大傳》當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是孔子學說的進一步發展。《周易大傳》提齣兩條非常重要的人生原則，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一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自強不息”揭示瞭人類生活的內在本質，人必須積極努力、奮發嚮上，充分實現固有的潛在能力。“厚德載物”錶達瞭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人與人之間應相互關懷，敦厚寬容。《易傳》的這兩句名言，對於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起瞭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凝結瞭儒傢學者的深湛智慧。

　　先秦哲學中曾討論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管子·牧民》中提齣瞭“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名言。《論語·子路》記載孔子的一個故事：“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從這個故事來看，孔子是認為治理國傢應先“富之”然後“教之”，即先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然後再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從社會生活來講，應該如此。孔子又認為，從個人修養來講，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應先追求物質需要的滿足。他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裏仁》）又說：“飯疏食，飲水，麯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的弟子顔迴遵守孔子的這些教導努力實行，孔子贊美顔迴說：“賢哉迴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迴也不改其樂。賢哉迴也！”（《論語·雍也》）孔子、顔迴的這種生活態度，宋代哲學傢周敦頤稱之為“孔顔樂處”。周敦頤加以解釋說：“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通書·顔子第二十三》）又說：“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通書·聖蘊第二十九》）周氏弟子程顥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二程集·遺書》捲二上）“孔顔樂處”是宋明理學經常談論的重要題目。理學傢把“孔顔樂處”看作精神修養的最高境界。這裏要區彆兩個問題，一是社會生活的問題，一是個人修養的問題。關於社會生活，應肯定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關於個人修養，應強調道德的自覺。孔子論治理國傢，主張先“富之”而後“教之”；論道德修養，贊揚雖貧而樂。這兩個方麵是相互補充的。

　　墨傢論人生之道，與儒傢不同。儒傢所謂仁是由己推人，由近及遠；墨傢則主張“愛無差等”的兼愛。兼愛的原則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傢若視其傢，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墨子雖然反對差等，但是還沒有提齣廢除等級差彆的要求，兼愛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貧富貴賤的區彆還是存在的，隻是不相欺淩、和睦相處而已。墨傢關於人生的獨特見解是肯定人類生活的特點在於“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禽獸麋鹿等“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水草以為飲食”，人與此不同，農夫必須“耕稼樹藝”，婦人必須“紡績織紝”，纔能獲得“衣食之財”，“士君子”亦必須“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以“聽獄治政”，纔能保持國傢的安寜，否則“國傢亂而社稷危矣”（《墨子·非樂上》）。墨傢可以說初步認識瞭勞動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這也錶現瞭高度的智慧。

　　道傢論人生之道，又大異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