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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對“農村改革何以可能”這一關乎中國市場轉型源流的重大議題，已有研究往往以“小崗典型”為原型，將其簡單地描述為農民自發推動、國傢順應民眾意願的過程。然而通過對安徽省農村改革早期實踐過程的曆史材料和地方檔案材料的收集、分析和互證，本書試圖再現農村改革初期的實踐邏輯和復雜麵相。

作者簡介

李潔，女，1981年齣生，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學院社會學係主任、副教授。先後就讀於安徽大學、清華大學社會學係，2007～2008年在美國加州伯剋利大學訪問，2009年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嚮為曆史社會學、傢庭社會學。曾在《社會學研究》《社會》《開放時代》等期刊發錶論文十餘篇。多次參與國傢及省部級重大研究課題。

目錄

第一章　引言：小崗故事的畫外篇
第二章　農村改革進程中的國傢與社會關係
　　一　對國傢-社會關係框架的反思
　　二　農村改革過程中的“國傢人類學”：劃分與聯閤
　　三　研究方法
　　四　生産責任製相關術語的界定
第三章　鄉土社會的集體化改造及其後果
　　一　鄉土社會成為國傢改造的重要目標
　　二　農民的應對與抗爭
　　三　陷入治理僵局的國傢
　　四　本章小結
第四章　轉變的契機：災害下的政策變通與村莊自救
　　一　災害、危機與國傢應對
　　二　分層的村莊記憶：對不同敘述文本的並置
　　三　分層敘述背後的權力關係
　　四　本章小結
第五章　從“試點”到示範：國傢改革派對農民意願的凝聚
　　一　試點的揀選：村莊行動進入權力視野
　　二　試點的確立：對群眾意願的調動
　　三　試點的阻力：來自國傢科層製內部的緊張與化解
　　四　試點驗收、示範與推廣
　　五　本章小結
第六章　改革的推進：作為事件與作為符號的小崗
　　一　作為事件的小崗：包乾到戶的順勢而生
　　二　作為符號的小崗：國傢閤法性轉變的重要意象基礎
　　三　本章小結
第七章　兩種邏輯的相互投射與構成
　　一　安徽省農村改革的進程
　　二　生存邏輯與治理邏輯的互構
　　三　農民自身對轉變賦予的意義
參考文獻
附　錄
後　記

精彩書摘

　　《生存邏輯與治理邏輯》：
　　但是在市場轉型的進程中，特彆是作為市場轉型的第一步，打開製度性缺口的農村傢庭責任製的試點，卻具有與上述試點不同的性質。它不但沒有獲得當時中央文件的支持，而且直接與當時的文件規定相抵觸。也就是說，這種試點並不具有國傢政策允許的閤法性基礎，那麼它一定要另外尋找一種支持性的力量。這或許是為什麼民眾的意願在這一過程中被賦予如此之大的重要性。民眾集體意願可以說是除國傢中央政策文件之外，政府行為具有閤法性的另一個有效來源。然而在實際情形中，恰恰不能迴避的是，改革開放之前的農村並不是一個沒有分化的整體，而是存在由生産方式、勞動分工、傢庭結構、世代經曆等不同原因造成的農民之間的分化，以及以此決定的農民對包産到戶的不同態度和反應。三十年集體化話語的宣傳和曆次政治運動的上演也讓農民對觸碰“包産到戶”這一政治禁區有所忌憚。因此吊詭的是，為瞭打破集體化時期形成的製度和話語桎梏，改革派領導者反而需要運用土改以來逐步形成的類似“工作隊下鄉”“政策宣講”“群眾發言”等社會動員技術，纔能讓普通民眾的聲音得以錶述並嚮上傳達；但是這次“試點”的目標已經與之前曆次嘗試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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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希望的田野還是鄉愁之地
郭於華

李潔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研究專著《生存邏輯與治理邏輯》就要齣版瞭。在當今農村社會的睏境與其社會關注程度不成比例的情境下，這樣一部著作或許不會成為吸引目光的暢銷書，但一定是重要和值得人們思考的學術成果。
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轉型時期，而當代社會轉型是從農村開始的，或者可以說農村改革是整個中國改革的發祥之地。李潔博士的研究以轉型社會學的視角，運用口述曆史方法，通過與農村改革親曆者們的互動，以深入細緻的田野工作獲得第一手寶貴材料，為讀者講述瞭一個安徽農村改革發端期的故事。
長期以來，有關中國農村改革的結構性因素、動力機製、各層級之間的關係和張力等始終存在諸多不同的看法和爭論：國傢與農民誰是農村改革的真正推動者？分田到戶、實行“聯産承包責任製”究竟是底層農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各級領導者抑或頂層的設計？市場經濟到底姓“資”還是也可以姓“社”？一個社會主義的農業大國之轉型，無疑是一個錯綜復雜充滿變數和偶然性的艱難曆程,如果沒有結構-過程互構的視角，沒有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探索，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閤的研究是難以迴答上述問題的。
李潔博士的研究通過對中國農村改革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安徽省農村改革實踐的分析，試圖迴答這樣一個關乎中國市場轉型的源流問題：農村改革何以發生？如何發生？研究再現瞭集體化末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復雜麵相與農村改革初期國傢-農民關係的實踐過程，力圖恢復“曆史”本身的多重麵貌，緻力於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曆史，並從中洞悉文明運作的邏輯。從她的論述中讀者可以獲知，中國農村改革並非簡單的國傢巨手推動抑或農民自下而上地發起，事實上，在各種權力關係與曆史話語框架互相嵌套與掣肘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推進整個改革進程。在某些情境下，國傢與農民甚至需要藉助對方的話語和邏輯，以實現政策層麵的靈活變通與國傢統一治理的協同與自洽。
本書的齣版會進一步豐富我們對中國鄉村社會權力運作邏輯和中國農村改革深層結構的理解，其意義不僅在於認識曆史，也有助於理解現實並尋求農村發展的路徑。
當年改革初期的鄉村變遷與今日農村的社會結構狀態及農民的齣路有著內在的關聯。改革開放是舊體製走到盡頭、不得不進行變革的行動；時至今日變革的腳步仍在行進之中。換句話說，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村的齣路何在一直是睏擾我們的難題；農村社會的轉型步履維艱，仍是橫亙於人們心頭的思慮。不知起自何時，懷有鄉愁，記住鄉愁，成為已經城市化的人們的一種情懷，然而，思念寄於何鄉何土卻已然成瞭問題與睏惑。在中國語境下，所謂鄉愁，既有人們對故土田園生活方式的懷念，更有對農民睏境和鄉村凋敝的擔憂。
在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人們一邊驚異於城市麵積和人口的急劇擴張，一邊又感嘆著鄉村精英的流失和鄉村社會的凋敝，悲哀著鄉愁無所寄托，並時常將其歸因為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農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問題越來越突顯，且似乎的確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齣現的。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一點並用結構性視角去看待分析這些問題，就無法迴避這樣的思考：今日鄉村的睏境包括老人自殺率上升、兒童認知能力偏低、傢庭生活不正常等僅僅是由於人口流動、青壯年勞動力外齣打工造成的嗎？
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嚮現代，通常是一個“農民終結”的趨勢。“農民的終結”曾經是法國及其他西方國傢的命題，而今天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命題。我們不妨先看一下《農民的終結》的作者是在什麼意義上講“終結”的。他所說的終結並非指農村消失瞭，農業不存在瞭或居住在鄉村的人不存在瞭。其書再版時（1984年）法國正在經曆作者所言的“鄉村社會的驚人復興”，錶現為：（1）農業人口的外流仍在繼續，同時鄉村人口的外流卻放緩瞭。1975年以後流動方嚮發生逆轉，有些鄉村地區的人口重新增加瞭。（2）農業勞動者在鄉村社會中成為少數，工人、第三産業人員經常占大多數。（3）傢庭與經營分離，從事多種就業活動的傢庭經營成倍地增加。（4）通信和交通網絡進入鄉村係統。（5）鄉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他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瞭（70年代完成的）。“法國社會的這個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國傢中都看不到：鄉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瞭，但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彆仍然如此之大，以至於城市人一有可能就從城裏溜走，仿佛隻有這一點纔賦予生活一種意義。”傳統意義上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瞭，當前在農村中從事傢庭經營的是以營利和參與市場交換為生産目的的農業勞動者，這種傢庭經營體從本質上說已屬於一種“企業”，但較工業企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的運行機製。永恒的“農民精神”在我們眼前死去瞭，同時滅亡的還有傢族製和傢長製。這是工業社會徵服傳統文明的最後一塊地盤。於是“鄉下人”成為化石般的存在物（孟德拉斯，1991）。
相較於其他國傢的城市化過程，中國所麵臨的現實是農村趨於凋敝，而農民並未“終結”。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嚴峻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麵加以錶述。
其一是城市化製約。長久以來製度安排形成的結構性屏障限製瞭城市化的正常進程，農民作為國民人口的大多數、糧食商品率穩定在35%以下，是持續已久的現實。直到2011年底，中國城鎮人口纔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比例達到51.27%。而農民進入大城市的製度瓶頸依然存在，並且已經城市化的農民在就業、生計、保障和後代可持續發展方麵也依然存在睏境。已故的“三農”問題專傢陸學藝先生曾經批評：“城市在擴張過程中需要綠化美化，在農村看到一棵大樹很漂亮就要搬到城裏去；連大樹都城市化瞭，卻不讓農民城市化。”
其二是農民工睏境。與城市化問題相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形成的農民工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相關統計數字顯示，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395億，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這支流動大軍的主體。我們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例，所謂“新生代”並不僅僅是年齡或代際概念，還是揭示瞭一種新的生産關係和新的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世界工廠”時代的勞工群體。與其父輩相比，他們自身鮮明的特點摺射齣“新生代”作為製度範疇，與鄉村、城市、國傢、資本所具有的不同於上一代的關係。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不願認命，有著更強烈的錶達利益訴求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們所麵臨的似乎無解的現實卻是融不進的城市，迴不去的鄉村。
難以化解的矛盾錶現為新生代與舊體製之間的衝突：“舊體製”是指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並延續瞭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産體製”，其中一個重要的麵嚮就是“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産製度”，其基本特徵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産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養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們所在鄉村地區的老傢去完成，而城鎮和工廠隻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維持”的成本（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2013）。這種特色體製造成並維持瞭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睏境，以及與之相伴的留守兒童、老人、女性的悲劇和每年“春運”的獨特景觀。
上述睏境讓人無法不思考的問題是：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誰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什麼？政府主導的城鄉一體化格局如何實現？顯而易見，隻要人手不要人口，隻要勞力不要農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人們常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為農民、農村和農業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大最難的問題；人們也常說，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並非同義反復的強調，而是說所謂“三農”問題僅僅從農村和農業範圍著手是無從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須在整個社會的結構和製度中去思考和解決。
從農民的概念齣發，我們很容易理解，中國農民從來不是作為farmer存在的，他們不是農業經營者或農業企業傢，而是作為peasant 的小農，他們從事的隻是傢戶經濟。農民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區彆根本上不是從業的、職業的區彆，而是社會身份、地位的差彆。在中國語境下，無論將農民放在社會分層的什麼位置上——工人階級最親密的同盟軍也好，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也罷，中國農民都不是勞動分工意義上的類彆，而是社會身份和地位上的類彆。
從中國農民的結構位置看，農民在曆史上一直處於被剝奪的位置，在特定時期甚至被剝奪殆盡。長久以來，他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農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對象——勞動力、農産品、稅費、資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遠被利用、被開采、被索取，沒有投入，沒有休養生息，隻會越來越貧瘠。不難看齣，農村今日之凋敝，並非緣起於市場化改革後的勞動力流動，農民作為弱勢人群的種子早已埋下：傳統的消失，宗族的解體，信仰的缺失，地方社會之不存，這些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經注定。
經曆瞭長久的城市與農村的分隔狀態，所謂城鄉二元已經不止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成為一種思維結構。剝離瞭農民的權利所進行的城市化，是缺少主體及其自主選擇權的城市化。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的權利被忽略或被輕視，農民被作為喪失瞭主體性，自己過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決策的弱者群體。解決農民問題，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必須給農民還權賦能（empower），即還他們本應具有的生存權、財産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此，一些底層群體的悲劇，農民和農業的睏境，以及鄉村社會的頹敗之勢是否可以避免呢？
從已經走過三十多年的農村改革進程開始，梳理社會轉型的曆史脈絡，李潔博士的努力對於我們如何從社會結構和製度層麵思考解決農村問題乃至中國問題當有所啓發。

2017年10月18日

參考文獻
孟德拉斯，1991，《農民的終結》（1964/1984），李培林譯，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2013，《睏境與行動——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民工生産體製”的碰撞》，載《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六輯，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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