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瑞·E.博伊特勒,帕洛阿尔托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曾任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主编,曾任APA临床心理学分会、心理治疗分会及两届国际临床心理学协会主席,曾获国际临床心理学协会杰出职业生涯奖等奖励。
罗纳德·F.利万特,美国阿克伦大学教授。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杂志主编,APA第51分会“男人与男性气质心理学研究协会”创始人,曾任APA及APA第43分会、第51分会等多个学术组织主席,曾获APA应用研究特殊贡献奖等多项奖励。
《心理学循证实践丛书·心理健康领域的循证实践:九大基本问题》: 2.科学、心理治疗与医理医疗 我们也来回顾心理学发展的那段平行的历史。临床心理学之所以拥有自身的专业地位,包括它从精神病学分离开来、受到第三方付款机构的信任,都是假设,它进行的诊断、治疗与预防过程,全建立在一系列实质性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但是,在19世纪末心理治疗诞生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检验。艾森克(Eysenck,1952)在研究了一些文献后,对心理治疗总有积极效应、总能优于自行缓解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这对心理治疗必定是个巨大的打击!当然,接下来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心理治疗开始面临第一代精神药物的竞争,这些药物包括锂的发现(1949年引入)、吩噻嗪类、丙咪嗪、眠尔通及其他苯二氮平类药物等。在此后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日子里,对艾森克的主要回击是,宣称心理治疗确实有效,但艾森克的研究过程本身有问题,他分析的研究良莠不齐,一些消极效应平衡掉了另一些积极效应,创造了一种没有改善的假象(Bergin,1966)。后来,心理治疗又用了25年的时间来发展新的元分析技术(元分析不仅能对数据趋势进行量化描述,还能使研究者将弱的效应聚合成强的效应)。通过元分析,研究者证明,在平均水平上,心理治疗确实比什么都不做具有更大的积极效应(Lispey and Wilson,1993;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l.,1980)。 艾森克的曝光及伯金(Bergin,1966)的反驳的一个积极影响是,研究不仅要证明心理治疗确实有效,还要能甄别增进心理治疗积极结局、减少消极结局的条件及技术(Bergin and Strupp,1970;Fiskeeta1.,1970;Garfield and Bergin,1971;Strupp and Bergin,1969)。在精神药物兴起的同时,心理治疗内部也变得更加复杂,新出现的行为疗法(Wolpe,1958)和认知疗法(Beck,1970),与更传统的精神分析及病人中心疗法之间开始了竞争。第一代行为与认知治疗者严格地采取临床心理学的科学修辞,开始系统地证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有效性(Yates,1970)。到了史密斯和格拉斯(Smith and Glass,1977)开始从事元分析的时代,人们发现认知一行为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比传统的领悟疗法(insight-oriented approach)更为有效。尽管有一些观察者从史密斯与格拉斯的研究中得出“每个人都赢了,大家都有奖”的结论(Luborskyeta1.,1975),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即使在史密斯与格拉斯的研究中,认知与行为治疗的效果量,也要大于精神分析与人本疗法的效果量(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1.,1980)。在接下来的年代里,认知一行为疗法逐渐变成心理治疗护理的标准。 史密斯和格拉斯的分析(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1.,1980)表明,心理治疗要获得足够的成功,就不能将目光局限于认知一行为治疗,很可能还需要允许精神分析师、罗杰斯主义者及行为治疗者等,同样享受良好的职业生涯。但是,随着健康维持组织及其他形式的管理医疗的兴起,职业的图景又不得不再次发生改变。不管治疗的效果如何,只要病人及其代理者相信自己正在获益,或者相信未来最终会获得某些好处,他们就会为自己想要的治疗而从口袋里掏钱。当第三方开始承担治疗费用(病人与治疗者为第一、第二方),对职业进行问责的强烈需求就随之而来,与其他医疗工业一样,心理健康护理对问责的需求同样巨大(Kihlstrom and Kihlstrom,1998)。结果是,管理医疗的需求,结合科学的修辞,在与认知、行为治疗及精神药物治疗竞争的过程中,催生了实证支持治疗(ESTs)标准(Chambless and Ollendick,2001;Task Force,1995),随后,又演变为更广泛的术语,形成了临床心理学中循证实践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