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是李际均将军军事斗争和理论研究生涯的收官之作，也是其一生军事斗争和理论研究的结晶。因此，本书无论对于加强我军军事理论体系建设、指导当前极其复杂的国际军事斗争实践，还是提高全民族战略思维品质，提高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重从理论层面全面阐释军事战略思维，分别从战略文化与战略学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军事辩证法、战争与和平等角度阐释了军事战略思维的内涵、价值、研究领域，并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论述了中国的安全环境问题；下编侧重从军事战略思维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的战争历史及实践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考察，在此基础上，又从战略遗产的角度论述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及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我国的军事改革特别是陆军改革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做了具体的阐释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作者简介

李际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国内著名的军事战略思维理论体系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军人物，曾任第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兼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防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

目录

上编

第一章 导论：战略思维与军事决策

第二章 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

第三章 战略思维与战略学研究

第四章 战略思维与战争认识论方法论

第五章 战略思维与军事辩证法

第六章 不确定因素与战略战役主动权

第七章 战略思维与战争计划

第八章 战略思维与联盟战略

第九章 战略思维与国际战略控制

第十章 战略思维与新军事革命

第十一章 战争历史与军事理论

第十二章 战争的动因及和平存在的方式

第十三章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第十四章 国际战略关系与危机管理

第十五章 情报与战略判断、战争指导

第十六章 二战时苏美英“三巨头”的战略思维与战后冷战的开启

第十七章 战略遗产与国际安全

下编

第十八章 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国统一

第十九章 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是人民的最高利益

第二十章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遗产

第二十一章 军事改革与历史经验

第二十二章 中国陆军的改革与转型

第二十三章 正规化是军队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二十四章 强边固防，经略海洋

第二十五章 现代战役理论与战役指挥问题

第二十六章 战役军团在独立方向上作战的指挥与行动特点

第二十七章 战略战役行动与创造战场的历史经验

第二十八章 关于战役军团作战能力论证的方法问题

第二十九章 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

第三十章 军语规范与军事学术层次概念的区分

第三十一章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探源

第三十二章 《孙子兵法》战略思维与当代国际安全

第三十三章 中国传统军事文学与战争

第三十四章 中国军事史概论

附录：典型战略计划简析

精彩书摘

文摘一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国家利益是指确保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需求诸要素的集合。越是全球化，就越会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军事战略要求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民族生存至上、发展至上、统一至上。国家领土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即使是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同盟国内部、共产国际内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都以不丧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原则，同时尊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利益和信守国际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此，中国共产党曾明确主张：“他们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本国人民生存与发展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方面，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国家领土主权是世代相授、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斗争，谁也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与领土随便让与他人。不清楚这一点，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以致成为历史罪人。清末，封建没落的统治集团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民国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放弃东三省；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商讨战胜日本以后的安排问题时，蒋介石又放弃接收琉球群岛的权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放弃了接收香港和驻军日本以及接受战争赔偿的权利，还承认外蒙古独立，以致中国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但损失的领土面积却比战败国还大。评论中国历史，不能离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条最基本的原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先后同英法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领土主权、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的神圣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自卫反击作战，包括珍宝岛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以及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岛礁的作战，都是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的体现。

忧患意识是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战略思维的固有特征之一。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发展历程中都曾面临各种关乎自己兴衰存亡的斗争，包括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以及同自然界的斗争。忧患意识就是这种斗争的客观反映与实际需要。中国的战略思想历来强调忧患意识，尤其重视防患于未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古训，“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都是流传千百年的警世之语。中华民族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历史告诉我们，忧患是我们民族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外有恶邻，内有奸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被迫同外国侵略者订立那么多的割地赔款条约，也没有一个国家成为那么多列强宰割的对象。一个多世纪之久，中国人民仍然没有抚平心灵的创伤。中华民族的发展总是与各种忧患相伴随，在斗争中谋生存求发展。汤因比说，“挑战与反应”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机制。在任何历史时期，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文明都会面临自然的与非自然的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民族就会发展，文明就会进步。因此，挑战并不总是坏事，而往往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激励。只有当一个社会不能对挑战做出有力的反应，缺乏创造性、勇气与适应能力，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用这个理论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虽然不全面，但它能够从比较积极的角度强调忧患意识和奋发精神，也是战略思维所需要的一种品质。

文摘二

在人类全部实践领域中，军事斗争是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式，人类的智能与体能活动在战争中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战争实践是孕育哲学的源头之一。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军事哲学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之根太远，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中国的历代兵家思想较之其他思想流派，更多地保持着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人们只能在客观世界提供的条件下去了解战争，只能从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去认识战争的普遍规律，只能通过战争的偶然性去把握战争的必然性。而每一个时代战争学说所达到的高度，虽然只具有认识的相对性，却是认识长河中的一个阶梯和环节，包含着认识前进的绝对内容。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除了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外，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谕吉和神道教，在小布什的行动里，我们可以看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那般宗教狂热。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文化领袖。他在主张“脱亚入欧”的同时，还强烈主张侵略朝鲜和中国。他提出：“海陆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福泽谕吉思想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圭臬。1984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币值纸币把上面的圣德太子像换成了福泽谕吉像。这一改变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日本决心要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靠战争掠夺发展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恢复经济，再靠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达到干涉世界事务和向海外派兵的口的。日本是利用世界的每一次历史灾难(包括它给别国制造的巨大灾难)获取利益的国家。

小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右翼的基督教政治。他把对基督教的虔诚转变为排他性的国家政策，用基督教极端主义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斯说：“今日美国的基督教神学已经取代了逻辑，成为神权政治。”小布什开启了一个“躁动的帝国”时代，并亲手打开了伊拉克战争这个“地狱之门”。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进行反思。他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哲学广告，因而注定是短命的。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用的是最现代化的武器，打的却是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战争。正如美国学者威尔逊在《地球社会的征服》中所言：“我们用石器时代的冲动、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乎其神的科技，创造出星球大战时代的文明。”如此说来，不应是“历史的终结”，而应该是进行历史的哲学反思。

中国是最早产生军事辩证思维的国家，体现在《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两个高峰。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红遍全中国大陆，仅仅用了22年的时间。特别是1945年4月党的一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以后，到1955年这短短的10年间，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三场大战的胜利，横扫国内外1000多万敌军，建立了政权，击退了侵略，战胜了封锁，顶住了威胁，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国防。蒋介石从大陆撤退时带走了中国国库千百年积累的全部金银财宝。毛泽东接手的是一穷二白、支离破碎的旧中国，留下的却是“两弹一星”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贯串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军事哲学，即关于战争问题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哲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辨到思辨的经院式的军事理论教条。他不是用现成的规律自身说明自身。他强调战争规律存在于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因此研究战争问题必须从战争实践出发来解释和升华战争观念，而不是相反。从掌握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来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绝非偶然。毛泽东的确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包括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国化、最富于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部分。关于战争指导方面，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这就是既反对“唯武器论”，又反对“唯意志论”。第二，强调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补充、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如此循环往复于战争的全过程。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美国新军事理论所推崇的博伊德“OODA循环”定律，即观察一判断一决定一行动4个环节的反复，是对毛泽东上述战争指导原则的复述。博伊德强调的“切入敌人的循环”和“运行时间速度快于敌人”，对应的中国兵法术语就是“制敌机先”。第三，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应对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人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盖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第四，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第五，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辅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第六，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第七，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第八，把“创造战场”与战略预置作为夺取战略战役主动权的重要方法。第九，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第十，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来自战争实践的升华，是毛泽东留下的重要军事理论与实践遗产。

尽管毛泽东晚年也犯有错误，但他创造了伟大的时代和留下了光辉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历史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前言/序言

自序

一

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求索与解决。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串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身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由对立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技术力量剧烈碰撞而激起的战争浪涛，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精英，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生命牺牲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应让它像沙滩一般浪过无痕。要让用生命和鲜血写在天幕和大地上的历史留下来，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后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事后认识的浅显道理在当时的实践中却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历史是反思，哲学是对反思的反思。如果事后仍然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那么未来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专家学者都在寻找不知芳踪何处的和平世界，各国的思想者也忙着给新时代下各种定义。从军事角度遥望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在隐约可以看清的轮廓后面，是浓云重盖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之初，超级大国就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四面出击、一意孤行，推行单边利己主义的国际政策；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日本虽然没有产生过让人信服的世界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但却总是不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右翼政客；一位被称作患了“政治狂犬病”的日本高层官员，怀着仇视中国的心理，断言“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事情就是这样严重：人类一个世纪的战争苦难和劫后余生的智慧，既没有感动也没有教会怀有野心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懂得在何处止步。石油柔似棉，核弹亮如金，都沉默地等待着玩火者。中国人民既然已经看透了西方大国“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的真面目，就不得不认真思考并切实准备如何对付更严峻、更富挑战性的未来。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智慧上的竟争更趋激烈。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或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冷战后，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与和平演变两手图谋霸业的观念。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文件中说：“也许现代战争的一条经验，就是战争再也不能被称为战争，而美国无须取得任何明确的一致意见或正式的法律授权，就可以稀里糊涂地卷入战争，稀里糊涂地打完战争，稀里糊涂地退出战争。”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想打就打，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其实那几场战争都是以技术的高超和道德的低下而载入史册的，其消极后果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酵。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战略、战术与技术的界限可以轻易跨越。美国B-2轰炸机从本土起飞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战略级的决策、战术级的行动。同样，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在抵抗侵略时，如果能造成对方难以承受的伤亡或指挥系统的瘫痪，其作战手段可能是战术性和技术性的，而其作用和影响则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既然战略与战术、技术的门槛能够如此轻易迈过，决策艺术就更要知彼知己、慎之又慎。

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明确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二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从建军伊始，我军就是在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奋斗过来的，其中最突出的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东北抗日联军等，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争迎来了又一次历史的辉煌。

不寻常的年代是历史的浓缩版，聚集着亿万人民创造的翻天覆地的伟业。同时，它又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经过那个时代历练的人，都会有一种无法磨灭的爱国激情。回望60多年前烽火未熄的1950年，那是新中国开国以后最复杂、最艰难的第一个年头，但也是比历史上所有社会巨变都更耀眼的年份。且不说新生的共和国面对包围和封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单是军事上的大事就是和平年代几十年都难以遇到的，而那个年代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特别是显示出了国家领导者的战略智慧、胆识与魄力。毛泽东在1950年亲自起草的指挥军事斗争的近300份电文中，就包括：建设海军和空军；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准备登陆台湾作战；建立东北边防军，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突变；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和越南人民军围歼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布置闽浙和桂粤湘剿匪；进军新疆；巩固华东防务，准备对付美蒋可能的登陆进犯；部署昌都战役和进军西藏（此时美国正阴谋策动“西藏独立”）；特别是果断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直接指挥决定朝鲜战局、把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的震惊世界的战争行动。这些大事，每一件都是一部鲜活的史诗，都够得上立一座丰碑。

每当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的时代，便是呼唤和产生大战略思维的时代。如今面对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敌视、干扰、围堵甚至威胁时，如果我们在战略思维与举措上只能做出它们预测评估内的反应，或者降低目标，那么就会丧失主动地位。驾驭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维护并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对战略能力的考验。在扑朔迷离的国际斗争中，迷失方向的军事理论比没有理论更危险，例如对中国安全威胁的判断是“非国家行为体、非武装集团、非战争行动样式”，显然是一种误导。不能把相对和平状态固定化，排除国家利益冲突激化的可能性，更不能淡化我国领土、岛礁被侵占和蚕食的现实，特别是不能无视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敌视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企图以武力侵犯中国领土，阻挠中国统一的严重性。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绝不可以弱化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防范，避免主次颠倒，误导军队建设，转移军队根本职能和涣散战斗意志。

军事理论的探索水远是未完成的。军事斗争的客观逻辑决定本书内容的主观逻辑，即通过对军事历史和战争现象的研究，试图揭示其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形成军事哲学、战略思维、战略文化、战略遗产、战争动因、军事变革、战略控制等概念及其内容。把以往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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