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立足时间、人物、著作的考察，立论严谨扎实；

　　观照政治、学术、创作，多重维度研究，视野宽广；

　　论说擘肌分理，见解精辟；行文力量饱满，气韵生动。

内容简介

　　在综合观照政治、经学、思想、文学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认为两汉之际的文化精神发生了从“圣王”向“王圣”的转变。所谓“圣王”，指的是只有圣人才配称王，王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为万民造福利的圣德，其核心是保民而王、天下为公。“王圣”则是东汉权力阶层重塑的一个政治观念：帝王即为圣人，帝王不仅拥有上天赐予的最高权力，还拥有神圣的人格魅力，集政统与道统为一身。从“圣王”转向“王圣”，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局：“圣王”的文化精神承续先秦而来，在芜杂诞幻中涌动着以思想改造现实的冲动，其终结意味着上古文化精神的终结；东汉的“王圣”精神则开启了中古思想，思想家不再试图改造现实，而是努力地适应现实。

　　在前三章，本书历时梳理了两汉文化精神由“圣王”向“王圣”的转变过程，认为转变的契机在于王莽禅汉。王莽禅汉并非简单的外戚篡位，而是西汉元成以来儒学发展的产物。儒生在元成之际走上权力舞台，但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无法实现其礼乐改制的王道理想。改制失败后，儒生鼓吹宿命化的禅让，呼唤出了符合“圣王”理想的王莽，但最终造成了惨重的社会灾难。绝望的儒生在新朝大乱、人心思汉的时代情绪中提出了“王命论”，热情阐释三个命题：“孔为赤制”、“上天垂戒”、“火德承尧，虽昧必亮”，分别从圣、天、血统等方面阐述刘氏王命的正当性。东汉帝王则敏感适时地利用了“王命论”思潮，逐步将其纳入政治神话体系中，最终构建了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王圣”意识形态。

　　在后三章，本书从经学、思想、文学等几个侧面分析了“王圣”意识形态对东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经学领域，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在论争过程中积极向王权靠拢，最终失去了经世大法的品格，而变成了“王圣”意识形态的附庸。思想发展在“王圣”观念的制控下，呈现出平庸的格局。即使东汉末的批判思潮，也不再有西汉公天下思想的阔大气象。士人在“王圣”观念下处世趋于谨固内敛、苛求名节和明哲保身。文学在帝国强盛时颂王宣汉，后来在世道崩坏之际，逐渐开始表达个体生命体验。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批准号11&ZD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曲利丽，女，河南省洛宁县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及文献学，曾在《史学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知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目录

引论

第一章 西汉儒生“圣王”理想的破产

第一节 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

第二节 “禅让”：儒生为政失败后“圣王”理念之高涨

第三节 王莽禅汉：“圣王”理想的巅峰与覆灭

第二章 儒生和东汉帝王对王莽事件的初步反应

第一节 两汉之际的“王命论”思潮

第二节 东汉帝王对王莽事件的初步反应

第三章 《白虎通义》：“王命论”成为“王圣”意识形态

第一节 以权力意志正经学、谶纬——论《白虎通义》的意识形态性

第二节 论《白虎通义》的“王圣”话语体系及其言说策略

第四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的经学变迁

第一节 今古文经学论争

第二节 今古文经学论争中的东汉《春秋》学

第五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发展

第一节 王充对“王命论”的接受及扩充

第二节 王充的“疾虚妄”——宿命论下的知识兴趣

第三节 东汉末的批判思潮及其思想格局

第六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士大夫的人生转型及文学新变

第一节“王圣”意识形态下东汉士人的新处世法则

第二节“王圣”意识形态下的东汉文学新变

余论

附论：“知大体”——论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余 论

　　至此，笔者梳理完了两汉文化精神从“圣王”到“王圣”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笔者紧紧围绕着“王命论”这个思想命题来展开论述。正是因为士人的政治理念从公天下转向了“王命论”，才导致了两汉文化精神的演变。 “王命论”的思想史价值并不高，它充满宿命论的神秘意义，把人事归之于不可知的命运，消解了人类对王权的拷问权力。除了有利于维护现实帝王的权威，它对人类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终极目标贡献无多。可以说，由公天下到“王命论”是士人精神史上的一次倒退。倒退的原因何在？ 具体是怎么引起的？ 倒退又体现在哪些地方？ 这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追问的问题。

　　在本书的前三章，笔者梳理了士人政治理念由公天下向“王命论”的转变过程。 认为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儒生走上权力舞台后无法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礼乐改制失败后，儒生又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鼓吹宿命化的禅让，最终呼唤出王莽政权，制造了更为沉重的历史灾难。王莽失败导致儒生理想主义的消退和“圣王”理想的破产。 儒生们不能够清醒深刻地反思历史，而走向了神秘宿命的“王命论”，其核心是一家一姓之私天下观念。 后汉的权力者迅速发现了这股思潮宣扬维护刘氏王命的价值，将其打造成了以“王圣”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 总之，儒生政治理念从公天下向“王命论”的转变，起于代表公天下政治理想的王莽之惨败，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实现政治理想的客观途径及保障力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在后三章，笔者讨论了“王命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导致的经学、思想、士人人生形态、文学的一系列变迁。 具体来说，经学在今古文论争的发展过程中被深深地打上了“王命论”的烙印。一方面，古文经为立于学官，开始向权力者谄媚，宣扬其构建意识形态的功能；另一方面，今文经为保持其学术地位的优胜，也开始向权力靠近。最终，经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学者自娱的玩意儿。思想史在“王命论”的笼罩下走向平庸，王充将人生的穷达完全归之于命运，为颂扬时代圣明与自身坎坷沉沦之间的不和谐找到了合理解释。王符以后的儒法家虽然开始了批判，但是因为“王命论”的私天下观念笼罩，批判的格局甚为狭窄。士人的人生形态则在“王圣”的光环下，走向谦恭自守、追求名节、保身全家，人生理想逐渐从外王转向内圣。文学先是在东汉前期充当宣扬意识形态的功能，歌功颂德，后来在世道崩坏之际，逐渐走向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

　　在叹息东汉思想文化平庸卑弱的时候，笔者又不由自主地以西汉的思想文化为参照系。这是承自先秦而来的上古文化精神，以改造现实为其最高旨归。虽然西汉的士人有着历史理想主义的根本缺陷，但是其阔大的文化气象、追求理想的热情、批判的勇气与锋芒，在数千年文化史上异常耀眼。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原君”批判、“亡国”“亡天下”的辨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先秦到西汉的文化精神辉光重现。这种辉光，珍异卓绝，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毕竟太过稀少了。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叹：在面对政治权力的时候，中国士阶层过于脆弱，脆弱到不堪一击！尽管他们常常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自身的崇高目标和道义理想，但实际上能达致此功者寥若晨星。他们更多、更经常地充当帝王的臣妾、权力的帮闲。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具备道德勇气，事实上他们常常为了一个政治目标粉身碎骨，气势慷慨，惊天动地！脆弱的原因在于他们以道德来代替政治、以理想来裁压现实的思维模式，在于历史上的民众没有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客观性保障力量！

　　沧海桑田，斯人已逝，今天的读书人在感慨历史之余，又当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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