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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曾说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变局，更多的是政治上、国际关系上的变局，而最近几十年中国所发生的，才是真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它表明了国家的主要收入不是农业了，而是工商业，农业生产方式让位了。农业文明在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衣食住行、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变化，还意味着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根本性改变。
　　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视角，联系中西城乡，对这些变化进行学理性的深层解读：1.借助费孝通《乡土中国》为对照分析的框架和对象，既有对整体社会的理论分析，也有对具体社会变化的实际观察；2.承继《乡土中国》的风格，同时穿梭对照乡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以纵横结合的视角和宽宏的视野，最后落脚在对当下社会发展和运行的考察上；3.结合对传统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融合二者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建议。此外，作者的个人经历决定了其对“乡土中国”的深切感受和复杂感情，既有一丝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眷恋，也有对它无可奈何的变迁的同情，还有对它走向“契约精神”和“法理社会”的期待。
　　l各界重磅推荐：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写推荐跋，美国社会学学会前副会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林南写推荐语，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写推荐序。此外，《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新京报》《书屋》《东方早报》《齐鲁晚报》等多家媒体，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介。
　　l文本之美：这本书虽然是学术随笔，实际上是作者数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有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力作。
　　l形式之新：该书以经典名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为参照对象，对其进行适当的评说，同时把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与之作对比，进行学理性的分析和解读。这种形式很新颖。
　　l实践性非常强：本书的内容穿梭对照乡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以纵横结合的视角和宽宏的视野，最后落脚在对当下社会发展和运行的考察上，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些学理性的分析、解读和预测，能够给读者提供理解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些线索和启发，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l作者的影响力：陈心想先生是社会学学者郑也夫先生的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作者虽非社会名流，但是一直活跃于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在业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著作势必会引起国内外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关注。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分析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学术随笔，借助费孝通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进行对话，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的事例，从学理性的角度，解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变化。该书稿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和解释这些社会变化，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

　　陈心想，男，1975年生，河南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有多篇学术论文在《社会学研究》《读书》《法律和社会科学》《二十一世纪》《书屋》，以及Sociological Forum,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等期刊发表。出版著作有《明尼苏达札记》《第三只眼睛看教育》《让教育多一点理想》，译作有《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公共舆论》。

目录

序言：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郑也夫
前言
一 乡土本色：走出乡土
二 文字下乡：乡民进城
三 乡土文化传承：乡村精英流失
四 差序格局：双线运作
五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追寻同等的“爱”
六 聚居家族：独立家庭
七 男女有别：爱情崛起
八 礼治秩序：法治社会
九 无讼：信访
十 无为政治：自治组织
十一 长老统治：文化反哺
十二 血缘和地缘：两个世界
十三 名实的分离：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十四 从欲望到需要：从知识到工程
附录：《乡土中国》60年杂话
作者后记：缺席的对话
跋：“走出乡土”之后怎么办／许倬云

精彩书摘

　　《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 乡土中国》：
　　因此，追逐利润的贸易必然也是陌生人之间进行的。当然这种逐利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富裕起来必须进行的商业活动。《国富论》是关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是教个人如何挣钱的。这也许是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比当下许多经济学家伟大之所在。
　　不管如何，亚当·斯密的两本经典著作是一脉相承的，是讨论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即使是社会转型后，我们也离不开熟人社会，正如另一位经济学大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所说，一个现代人必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亲密情感的世界，一个是陌生疏远的世界；前者是因爱而形成的世界，后者是因价格和货币动机推动的世界。熟悉世界里的规则不能推往陌生世界，就如家庭的规则不能推广到整个社会。因此，父母官的说法在他看来是一个糟糕的现代社会的法则。当然，陌生贸易世界的规则也同样不能实施于情感亲密的熟悉世界。比如，商业行为原则不能移植到亲戚和朋友等熟人圈，这样做的人注定很难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

前言/序言

　　序言：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记者来电话邀我写篇文章。我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我不是费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且对他晚年的思想观点和道路选择颇有些不同看法，说这些显然不是时候；此刻要么有独家材料，要么说点场面话。你找朱学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盘与费先生谈话的录音。
　　以后我一直想找机会谈谈费先生。不期久久地沉浸在个人智力生活的某些兴趣中，当然是纠结于社会历史，一晃竟是十年了，真不知从何说起。这当口，接到陈心想兄的邮件，他刚完成这部与费孝通对话的书稿，要我写篇序。这无异于赐我谈论费孝通的机会。如何破题？好比两位学者切磋学理于斗室，敝人碰巧闯进，若引为同道，何必寒暄，径直加入讨论好了。
　　一、文字下乡：需求与供应
　　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节中说：有些人因为乡下人不
　　识字而认为他们愚蠢，而文字下乡难是因为在“面对面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陈心想反驳：他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来解释为何乡土社会缺乏文字，不免过于片面简单了。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真的不想学习
　　文字？首先，乡村里认字的人身份上就不一样，在大家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技不压身”……阻碍文字的下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另一方面是缺乏教授文字的人才，即使有些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得起，也找不到老师。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创造了需求。
　　陈说“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言重了。我一向反对当事者自以为在认识自身事物上比外来的研究者有优势。况且费孝通此说，是有经验根据的。他在以
　　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中说：学校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
　　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如果你在村里走一走，就可以看见到处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还不到10岁。……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收入做出的贡献大。（《江村经济》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三章）
　　费的根据出自一个小时空，而《乡土中国》虽为小书，却意在概括一个大时空的特征。书名即可证明。乡土当为中国空间之大半；作者未设定时限，就是说他要概括漫长历史中延续、积淀成的乡土社会特征。内容更可证明：差序格局、礼治、无讼、长老、名实分离，均为大时空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之概括。不幸，20世纪30年代江村的那个小时空中文字与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时空的特征。此前不是如此，此后的情况亦不同。
　　清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私塾遍布城乡。费孝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开弦弓村看到村民生产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求，是个事实。而宋元明清中国乡村私塾中分明弦歌不辍，是另一个事实。后一事实说明，那里曾经有教育，它不是帮助生产生活，而是服侍科举功名。1905年废除科举。费孝通1910年出生，1916年入吴江县第一初等小学，1920年
　　举家迁居苏州，入振华女校。1936年他入吴江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科举已经废除31年，很可能那是该村落历史上文字最衰微的时刻。26岁的费孝通看到了这一幕，且从自己十岁
　　前乡村生活记忆中，调不出私塾时代文字学习的印象。年长费孝通35岁的齐如山1955年在台湾撰写《中国的科名》时慨叹：当年科场内外无人不知的一些行话，如今连研究者都搞不明白。说明当时中国人对当下的关切压倒了对昨天的记忆，故有了《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难”的原因推断。但另一方面，细节可以不知，历史大线条怎能不晓。吴江属于苏州，苏州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科举重镇。讲吴江乡村的文字遭遇，不该忘记此地当年私塾的繁荣。
　　费孝通的隔代学子陈心想在透视文字下乡时提出了一对概念（当然不是首创）以求深化这一讨论：需求与供应。审视需求，显然费只看到了生产生活的需求，忘记了在乡村中曾与城镇同样旺盛的科举需求。用供应来审视，则一言难尽。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强调需求，认为是需求造就了供应乃至全部的生产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始，以吉尔德为代表的供应学派提出，供应也可以造就需求。自此，需求与供应的互动被广泛接受。他们讨论的对象基本属于经济领域，供应者为商人，即商人的天才创造和推销可以造就出需求。其实，供应不囿于市场和商人，在现当代社会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最大供应者。在“私塾—科举”的教育模式中，应该说，需求在先，供应跟进，不乏其他商品供求关系中每每呈现出的弹性。而政府作为供应者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需求—供应”的关系。特别是在不受制衡的集权政体下，政府的供应可以无视需求方的愿望和利益。于是，在不同阶段，分别造就了政府供应与乡村需求背离、供应名存实亡、供应过剩乃至一些专横强迫的供应四类现象。其一，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法，即《壬戌学制》规定：所有儿童接受四年基础教育。但科举的目标没有了，而新式教育的内容与农村的现实严重脱节，乃至出现了费孝通所观察到的：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注册的100名学生平时只有20人来上课。笔者不清楚，那时候乡村办学的费用谁出。其二，1949年以后的几乎半个世纪中，城乡教育呈现极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国家出钱，农村则村民集资，即乡村的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其三，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行高校扩招政策，在校生数量大大高于社会工作岗位的需求，让考生们饮鸩止渴，日后大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其四，2001年教育部在农村推行撤点并校政策，强迫小学生离家到镇和县上读书，增加了家庭负担，破坏了农村文化生态。
　　陈心想在农村读书期间，正值义务教育名实不符，即政府“不供应”农村教育的阶段。他对此有切身体会，故难以接受费孝通“文字下乡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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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里的学生买的，多关注国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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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挺好的，很适合，下次继续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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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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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出版，必属精品，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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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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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错，作者也是我认识的，算是打赏他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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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好，活动力度大，总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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