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 [A Study on the ChunQiuJingZhuanJiJie of DuYu]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内容简介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左传》杜氏学的基本问题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新探索。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历代的研究简史
一 选题缘起
二 历代《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简史
第二节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现状
一 杜预生平与思想研究
二 杜预著述及《春秋经传集解》的整理与研究
三 《春秋经传集解》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四 《春秋经传集解》的经学研究
第三节 研究目标及相关说明
一 研究目标
二 相关说明
上编 经学编
第一章 杜预的生平与著述
第一节 杜预的家世、生平与交游
一 杜预的家世
二 杜预生平事迹考略
三 杜预交游考
第二节 杜预著述考
一 经学类著作
二 史学类著作
三 文学类著作
小结
第二章 《春秋经传集解》的成书
第一节 《春秋经传集解》成书的背景
一 《左传》在三国时期的广泛流传
司马氏重视经学
三 魏晋时期《春秋》三传的融合
第二节 《春秋经传集解》辨名与撰著年代新证
一 “集解”辨名
二 撰著年代新证
第三节 杜预“分经合传”的编撰方式探源
引传解经
以注附经
三 以传附经
小结
第三章 《春秋经传集解》注释释例
第一节 字词训释例
训单字例
训双字例
第二节 诠释章句例
第三节 引书例
明引例
暗用例
第四节 引《传》注《传》例
明引例
化用例
第五节 校订文字例
校订文字的内容
预校订文字的方法
第六节 推校历日例
《经》文之误
《传》文之误
三 《经》《传》必有一误
四 《经》《传》皆误
第七节 发凡例
……
下编 文献编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是从不同角度来发掘“集解”的涵义。陆德明、孔颖达主要着眼于《集解》对经传关系的构建。与以往经传分离的形式不同,杜预把经传集合作解,改变了《左传》《春秋》各自单行的状态,提高了《左传》的解经地位。而清儒精于小学,他们关心的主要是《集解》的注释。由于不满杜预的注解,他们把汉儒贾逵、服虔《左传》注做了辑佚整理,通过比对,发现杜注和现存的贾、服大多相同、相近。清人认为《集解》实集汉魏诸家之善注,然而皆没其名,杜预有攘善之过。我们认为,要弄清杜氏《集解》的名义,首先要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
集解之体当起于汉末。东汉后期由于今古文的斗争融合,学者们开始突破家法的束缚,出现汇集诸家之说的“集解”。所谓集解,就是集合各家之言,据己意加以选择取舍来解经。当然,这种解经方式也不全在选择诸家说,如果注者以为前人之注未善,再按己说。汉末郑玄《毛诗笺》和三《礼》注已经初具集解的特点。杨天宇说:“郑注《周礼》,除杂糅今古文著作以释经,还兼存郑司农(郑众)、杜子春、郑少赣(郑众之父郑兴)三位古文大师。郑《注》于此三家,或从或违,或增成其义。”④郑玄对三家《周礼》注有所抉择,已有了集解的意味。但郑玄并不以“集解”命名,显然,他作注目的是融会百家之善以成一家之学。较早尝试“集解”这种注释方法的,还有应劭的《汉书集解》。今日得见完整的集解体注释,有曹魏何晏编撰的《论语集解》。稍后,有东晋范宁《春秋觳梁集解》、刘宋裴驷《史记集解》等。《隋志》著录南北朝其他集解注释:1.经部:《集解尚书》十一卷,李颙注;《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顾欢等撰;《集解丧服经传》二卷,齐东平太守田僧绍解;刘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刘炫注;《春秋公羊传集解》十四卷,孔衍撰;《集解孝经》一卷,谢万集;《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集解论语》十卷,晋廷尉孙绰解;《集解论语》十卷,晋兖州别驾江熙解;2.史部:《史记集解》八十卷,裴驷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集解》一卷,姚察撰。可见,集解体在汉末产生后,主要施用在经史领域。
我们以为,《集解》为体重在集善,是注者通过选择前人或时人的注释来体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并不以个人的创见为主。今观何晏、范宁、裴驷诸书之序可知。《论语集解叙》:“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日《论语集解》。”①何晏《集解》重在选择前世诸家善注,有少许不安者,才下己意。又《史记集解序》:“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日《集解》。”②裴驷明言,《史记集解》是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底本,博采众家,时下已意。裴氏认为,自己的心得与前贤的贡献,“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是比较微渺的。裴驷此言十分谦逊,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反映出“集解”体汇集善解的本质。与何晏、裴驷稍有不同,范氏所集主要是“二三学士及诸子”的数家师友之注。相同的是,仍为集合诸家善解。《春秋毂梁传集解序》:“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凋落,二子泯没,天实丧予,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日《春秋觳梁传集解》。”③
……
前言/序言
方韬博士的专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即将付梓刊行,嘱予为之序,并提前惠寄全书定稿,使我先睹为快。通读全书,受益匪浅,感慨良多,仅就著述行文的法度略陈己见,作为该书的序言。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春秋》《左传》学术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它的研究已经推出许多重要成果,继续拓展有较大的难度,但仍有多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综观方韬博士这部专著,作为全书核心部分的第三、四章,集中探讨《春秋经传集解》有关凡例的论述和运用,可以说是切中肯綮,触及问题的要害,研究对象具有高品位的学术价值。作为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能否在解读、阐释原典的过程中,提升到梳理凡例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检验学术能否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之一。章太炎先生对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对他们在义例发凡方面未能建立起体系而感到遗憾。俞樾作为章太炎先生的业师,则在这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他的《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是自觉地建构凡例体系的成功之作,在学术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完整周密的凡例体系的建立,并非容易之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有的领域甚至不是单独个人能够完成。继俞氏的《古书疑义举例》之后,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诸位先贤,又相继推出《补》《续补》《核录》《增补》等力作,在建立凡例体系方面功不可没。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自觉地建构发凡体例的完整体系。他不但梳理出《左传》解释《春秋》的“五十凡”,而且还撰著《春秋释例》十五卷,同时,他对自己所作注释的行文也建立起凡例体系,以句末“他皆放此”加以标示。所谓的凡例,指的是从事著述、进行表达的准则、法度,所涉及的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因素。而学术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从个别、特殊的对象中,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就此而论,对于著述行文的法度进行研究,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方韬博士这部专著把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对凡例的研究,是高起点、高难度的学术抉择,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魄力。
通常情况下,对单独个人的学术著作进行研究,要对著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上编第一章“杜预的生平与著述”,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叙述杜预生平的重大建树时,提到他参与完成《晋律》的修定。杜预还严格区分“律”和“令”两个概念,使西晋的律法更加清晰而富有可操作性。因此,杜预注解的《晋律》一直被南朝所遵奉,号称杜律。这部专著还提到杜预受诏制定官员考核制度,首倡谅同的丧服制度,还向朝廷上奏《二元乾度历》。杜预的著述则有《丧服要集》《律本》《杂律》等。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杜预虽然不属于法家人物,却是一位法度之士,做事讲求章法、规则。由此看来,他注释《春秋》《左传》,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凡例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他崇尚法度的理念在著述中的体现。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关注人的理念如何转化为精神产品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形态。比如,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人物,他的文章不仅思想内容渗透法家观念,而且行文也有森严的法度,遵循既定的规则。可是,人们对韩非所作的文学研究,习惯于探讨文章所表现的法家思想,沿袭的是从人物思想到文章思想进行描述的理路。而韩非法家理念向行文法度方面的转化,则往往被忽略。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已经注意到杜预对法度崇尚的一贯性,第二章的相关介绍,为后几章对杜预建构凡例体系所作的论述作了铺垫,客观上展示出杜预的法度理念转化为著述行文法度的轨迹。
杜预梳理出《左传》解释《春秋》的“五十凡”,同时,他所作的注释也建立起凡例体系。这又提出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即研究对象有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化研究者。研究对象看似处于被动状态,但是,它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者,使对方按照研究对象的形态、属性打造精神产品。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凡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方韬博士的这部专著,是否也在建构凡例,在著述中是否有法度可循呢?这需要对他的专著进行多角度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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