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了“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习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同年7月，《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不知‘中产阶级’为何；2000年中产人数达五百万；2016年两亿两千五百万；2020年预计中国中产人数将超过欧洲总人口。急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改变了中国。”2017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产阶级支撑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建设进步并不大，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力量。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过去的日本如此，当今的中国亦然。同日本新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尤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读来有种“时空错置”感，它像一面镜子，藉由日本观照了我国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变迁，涵括家庭、经济、社会生活、教育与文化等方方面面。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基于这项研究，傅高义于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该书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仍是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从幼儿园入学起就面临激烈竞争的学子，全时照料家庭与孩子的母亲，养家但“缺席”养育的父亲，殷盼孩子穿过考试的“针眼”、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这是《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傅高义特地为此次的中文版撰写序言，讲述他眼里中日中产阶级的异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作导读，回顾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日本新中产阶级》译本基于英文版五十周年纪念版（二〇一三年），包含了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撰第十五章和威廉?赖?克里所撰前言，他们对日本社会的新近观察对主体研究作了及时而到位的扩充。

内容简介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和育儿。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如今，新中产阶级成功的兴奋为某些焦虑所取代，他们渴望新活动、新生活、新乐趣和新意义，寻找更宏大的目标。

　　《日本新中产阶级》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从学术角度看，该书的研究方法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拥有了解当代生活的独特的立体视角和纵深感。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也成为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作者简介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人们公认，“傅高义不但一再显示出把握席卷亚洲的主流趋势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激发大多数读者想象力的方式刻画并反映这些趋势。”
　　傅高义于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还在日本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傅高义凭借此书从社会学领域转身，涉足日本和中国研究，后来他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东亚研究的扛鼎人物。他于1979年发表《日本第yi》，1988年日文版出版，反响轰动。随后陆续出版《重振旗鼓》（198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日本还是第yi吗》（2000）、《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和《朴正熙时代》（2011）等社会学著作。
　　2013年，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14年，傅高义获福冈亚洲文化奖。

精彩书评

　　★本书的关注点在于，在战争和失败以及随后的工业快速发展的巨大影响下，现代日本因何而改变，又有哪些方面并未改变。对于关注如何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展现现代城市生活的人类学学者、教授当地日本社会文化课程并在寻找好的文本的老师，以及任何对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变革感兴趣的读者，我们都强烈推荐本书。
　　——《美国人类学家》

　　★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书，充满细致入微的观察、评论和阐释。
　　——《美国社会学评论》

　　★书中的研究着眼于控制日本公司各层级的快速增长的“新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家庭，值得被广泛阅读。
　　——《年鉴》

中文版序
导读：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前言：回眸一本前瞻之书
致谢
第一部工资的重要性
第一章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第二章透视科层制背景
第三章通往工薪族之路
第二部家庭与其他社会系统
第四章消费者的光明新生活
第五章家庭事业中的政府
第六章社区关系
第七章基本价值观
第三部家族的内部
第八章 “家”之理想的式微
第九章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第十章家庭内部的权威
第十一章家庭团结
第十二章育儿
第四部 M町大观
第十三章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
第五部重返M町
第十四章薪资之外
第十五章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
后记
附录田野研究报告
注释
参考文献选目
索引

精彩书摘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
　　1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
　　2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
　　3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accuracytothecompany’s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
　　4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5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与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社会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一七年春
　　*　我要感谢译者周晓虹教授和他的两位学生。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读中，他出色地追溯了我的学术生涯，交代了我对日本新中产阶级兴趣的由来。他也讲述了我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话。——傅高义
　　【后记】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我非常感谢马克 ·塞尔顿的建议及出版安排，以及威廉·赖·克里撰写的序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因此我愿意相信，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代日本家庭生活的描述迄今依旧益处多多。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基本复原，而其人民正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并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标准提升至西方国家水准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当时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辆汽车。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 ·霍尔 ·沃格尔不但获得了她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而且已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因为博士论文的缘故，加入了一项有关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指导者是社会学家弗洛伦斯 ·克拉克洪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 ·施皮格尔。我和苏珊娜在访谈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诸多训练。在我尚未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弗洛伦斯就推荐我去了解其他文化，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珊娜此前都没有跨出过国门。我们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立即就着手准备起来。另一位同事威廉 ·考迪尔，曾在日本研究过精神病学，建议我去那里。虽然我那时在日本研究上一点背景也没有，但逻辑上似乎说得通。虽然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 —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年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语言学习。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威廉·考迪尔联络了他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他立即为我们在自己家的隔壁租了一处房子。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曾在堪萨斯的门宁格精神病院接受过训练，后来以《依赖的剖析》（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一书闻名于世。土居健郎和妻子八千代将我们视为学生，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性格中的微妙与精深之意。我们则成了他们怀满渴望的学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调查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 “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 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 salary man”（工薪族）—日文单词 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傅高义作品系列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