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情报术：间谍大师杜勒斯论情报的搜集处理》特色：
　　特色一：前中情局局长现身说法。作者杜勒斯被称为“中情局之父”、“情报界的莫扎特”，本书乃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就，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理解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特色二：书中案例丰富、可读性强。如猪湾事件、U–2侦察机被击落事件、德国潜水艇U–505被美军擒获事件、情报活动中的叛变和骗局事件等，读来精彩纷呈。
　　特色三：中文首部全译本。本中文简体版为版权人合法授权。中国大陆1964年曾译介本书，但有较多删节；此次依原著完整译出，如实展现原貌和精髓。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隆重推荐
　　★全球首次合法授权出版的完整中文简体译本
　　●中情局任期长局长、美国现代情报系统缔造者收官之作
　　●中情局情报官书架推荐图书，国家安全研究必读经典著作

内容简介

　　《情报术：间谍大师杜勒斯论情报的搜集处理》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着重阐述了情报的实用技巧——情报如何搜集和处理，以及形成的结果怎样为制定国家政策服务。具体而言，全书探讨了如下问题：
　　·情报技术的起源与发展，情报在战争中的运用；
　　·情报搜集的各种来源，情报搜集的实用技巧；
　　·情报传递过程中的种种常见障碍、挑战和克服手段；
　　·海量情报的处理，情报的合理与科学利用；
　　·情报人员的必备特质，情报团队的高效协作；
　　·反情报工作如何开展，巧妙瓦解对方情报网；
　　·情报机构与行政首脑和立法机关的关系；
　　·情报对国家安全的作用，泄密事件的威胁与科学防范；
　　·怎样招募间谍并安插到他国，如何使用敌国叛逃人员；
　　·世界知名情报机构、经典间谍人物、二战情报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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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术：间谍大师杜勒斯论情报的搜集处理》是“间谍大师”、中情局任期长局长、美国现代情报系统缔造者杜勒斯的收官之作，入选中情局“情报官书架”推荐图书，是各种情报类书单的必读图书。凭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情局的独特任职优势，他娴熟地将情报学知识、亲身经历和各种间谍事件与趣闻轶事有机融为一体，具备极高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一生为8位美国总统提供过服务。二战时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担任瑞士分局局长，负责对德情报，曾参与包括破坏德国间谍网、刺探德军战机与导弹情报等影响战争进程的行动。1953—1961年担任中情局局长，是该机构的首位非军人局长，也是该局任期最长（近9年）的局长，曾策划众多改变了世界史的重大行动。被认为是塑造了美国情报史的传奇人物和“间谍大师”——美国现代情报系统不可或缺的缔造者，中情局真正的创立者，冷战时期全球情报网的创建者之一。

目录

前言?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第一章 情报和间谍的历史
最早的情报案例与技术
间谍活动与社会演变
情报机构的发展

第二章 美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史
早期的情报活动
情报机构的设置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

第三章 美国情报工作的要求?
保守秘密
发出预警

第四章 情报搜集的任务?
公开搜集
秘密搜集

第五章 情报搜集——内情揭秘?
监听
代码与密码

第六章 规划与指导?
情报工作的规划和部署
指示与管理

第七章 劲敌——共产党情报机构
苏联安全机构的演变
欧洲卫星国与红色中国的情报机构
苏联情报官员
苏联人的手段——合法的与非法的
对党派的利用
圈套
苏联间谍活动形式的变化

第八章 反情报?
反间谍活动的目标
双面间谍
监视
反情报活动的技术手段

第九章 提供信息的志愿者?
吸引志愿者
志愿者的有效使用

第十章 迷惑对手
欺骗策略的使用
干扰敌人

第十一章 怎样利用情报
情报的分类和处理
预测、分析与评估

第十二章 情报人员
美国情报人员
特工

第十三章 谎言、事故和离间者
谎言
事故
离间者

第十四章 情报在冷战时期的角色
共产党人的情报战
我们的应对措施

第十五章 自由国家的安全
损害国家安全的泄密行为
向英国人借鉴
美国的保密工作

第十六章 情报机构与我们的自由
中情局的运作机制
情报机构保护自由的职责

参考文献
英汉术语对照?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情报和间谍的历史
　　公元前5世纪，中国智者孙子曾在书中记录预知敌情是“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的原因。1955年，在递交给政府的咨询报告中，负责“第二届赫伯特·胡佛委员会”情报活动的专门工作组提出“情报涉及发起一项行动之前所有必须知晓的信息”。虽然这两种论断从时间上来说相距甚远，却都从与行动关联的角度，强调了预先搜集信息的实际用途。
　　预先获得信息的愿望毫无疑问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统治者会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下面会发生什么？我的事业如何才能兴盛？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的敌人有多强大？他们准备怎样反对我？自从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我们可以发现，不仅是个人，群体——部落、王国、国家，也都会从对自身处境和前景的关注出发，发出这类疑问。
　　在坚信人类生活受超自然力量干预的时代里，先知、预言家、神谕、占卜者以及占星家是情报最早的来源。既然神能够预先知晓即将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结局也就可以说是有了定论，那么，在圣哲的灵感中、在神谕的谜面中、在星辰以及通常在梦境中探寻神的意旨，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神话学和宗教史当中包含不可计数的例子来揭示神的意旨对人类的启示，有些是人类招引的，而有些则是自然呈现的。不过，其中与国家事务、军事冒险等等有关的启示并不特别多。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我把它们视作最早有记录的“搜集情报”的例子。
　　最早的情报案例与技术扫罗在最后一役的前夜，当他看到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军队，不禁感到“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藉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 。扫罗没有“内线”，却又很想知道在接下来的战役中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知道，他通过隐多珥的女巫召唤撒母耳的灵魂 ，从后者那里得知他将输掉这场战役，并且他本人也会死于此役。在后面的一章，我们读到大卫 直接向耶和华求问军事上的建议，得到了正是他所需要的情报——“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记录在《圣经》中的另外一次“情报活动”在时间上甚至更早些，那是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耶和华建议人类自己在现场寻找信息。
　　当摩西 与以色列人一起身处“旷野”时，耶和华让摩西在每一个以色列部落安排一个统治者“去窥探迦南地”——迦南地是耶和华指定给他们的家园。摩西给他们指引，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他们为了自己肩负的使命用去四十天的时间。返回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和亚伦 汇报土地的事：“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说的是葡萄、石榴和无花果。不过十二名执行这项任务的探子当中，有十人与约书亚 和迦勒 意见不合，他们报告说那里的人民比以色列人强壮。
　　他们“身量高大”，并且“城邑也坚固宽大”，“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耶和华因为这些子民不信他，说他们“必在旷野飘流四十年”。这些探子在一年中的每一日都在搜寻这片土地，却只得出怯懦的结论。
　　关于这个特定的情报任务，你第一次读到就会觉得其中颇有玄奥。首先，如果一个人想获得关于迦南地及其子民比较准确、公正的评价，那他就不会让政治人物去完成情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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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
　　我很早就开始对世界知识有兴趣，事实上，这兴趣始自于我的童年时代。我听着祖父的航海故事长大，他在131天的航行中乘坐一只帆船从波士顿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去那里做传教士。他差一点就因海难而死于航行途中。在我的少年时期，我经常和我的外祖父一起住在华盛顿。我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John W. Foster）于1892年任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内战结束之后，他晋升为将军，后来曾作为美国公使去墨西哥、俄国以及西班牙工作。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便是在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度过的，而我父亲曾在国外留过学。他们热议世界大事，我就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我最早的回忆与西班牙战争和布尔战争 有关。1901年，那时我8岁，我是外祖父和他女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热心听众，当时后者即将成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国务卿，他们激烈地讨论着英国人与布尔人各自的情况。我便写下自己的观点，当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拼写甚至有错误。这些东西被我的长辈们发现之后印制成小册子，它成了华盛顿地区的“畅销书”。我的态度更倾向于弱势的一方。
　　1914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从大学毕业，和大家一样，对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懵懂无知。我设法在世界各地看看，先是在印度、然后在中国教书，同时在远东做广泛旅行。1915年我返回美国，在美国加入一战的前一年，我成为外交部门的一员。
　　其后十年，我在许多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上待过。1916至1917年间，我在奥地利目睹哈布斯堡（Hapsburg）王权开始崩溃的端倪；接着是在瑞士，当时尚处于战争时期，我的工作是搜集德国、奥匈帝国、巴尔干的后方情报。我实际上是一名情报官员而非外交官。1919年，我被派去参加巴黎和会，会议主题是《凡尔赛条约》的谈判。我参与讨论了新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线问题、中欧和平协议，我们在会上还讨论了如何解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带给西方世界的难题。会议结束之后，1920年在柏林开启第一次战后任务的人当中就有我。结束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公务之旅以后，我在国务院近东分部（Near East Divi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的主管岗位上工作了四年。
　　到1926年，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虽然并未磨灭，却为阮囊羞涩所苦，我便到家兄担任高级合伙人的纽约法律事务所做起法律相关的工作。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期间我又回到政府工作，法律事务所的差事因此中断。我当时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国际联盟关于限制军备的会议。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见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李维诺夫（Litvinov）以及英国、法国的领袖人物。
　　我和我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并不只是在法律事务的工作中才有密切合作。虽然他比我年长五岁，我们少年时期许多时光却是一起度过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只要时间允许，每年夏天哥哥福斯特·杜勒斯便与我在乡下住处聚首，地点就在安大略湖东南岸边的亨德森港口。世纪之交以前，外祖父沃森·福斯特就开始在亨德森港口办家庭营会，部分原因是他相当喜好垂钓黑鲈鱼（我哥哥和我对这一特征都有所继承）。不久，我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来与外祖父团聚，我哥哥是五个孩子里面最大的。老福斯特先生的女婿罗伯特·兰辛与我的阿姨埃莉诺·福斯特·兰辛也都会过来，这样子三代人都到齐了。
　　在这种欢欣的氛围中，我们不仅沉迷于垂钓、帆船以及网球，也热衷于对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讨论者当中包括前国务卿以及一位将在1915年之后上任的国务卿，由于他们的加入，这些讨论自然变得具有一定的分量与权威性。我们这些孩子最初是听众和学习者，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也变成这些国际辩论的热心参与者。在这种场合下，我哥哥福斯特·杜勒斯经常是小辈们的发言人。
　　1908年和1909年我们兄弟俩都在巴黎，当时福斯特·杜勒斯在索邦大学（Sorbonne）攻读学位，而我则在阿尔萨斯学校（Ecole Alsacienne）为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做准备。我们俩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并不在一起，我那时去做环游世界的旅行，后来便去维也纳从事外交工作。不过，我们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得以聚首。我们俩的任务并不同，他的工作是解决事关和平的经济、金融问题，而我主要致力于政治和新国界的问题。这样的合作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在其后多年里我们保持了这样的合作关系。1953年，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原先我服役于杜鲁门总统麾下之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此时我获得提升，被擢拔之后我担任中情局局长。因此，我们又开始并肩作战。
　　福斯特重点关注我们身处的时代出现的那些基本问题，比如在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两次兄弟相残的战争悲剧，因此，他很早就看出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隐含着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对于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他表示坚定支持这一机构的工作。对于总统和他面临的问题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他想以他自己和他的国务院同事们的印象来加以验证。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资深律师，他总是很希望看到争论双方的观点中合理的东西。他并非呆板地执行外交政策，对每次危机形势中集中出现的要素做出的情报评估，他总要寻求验证自己观点的机会。将情报评估提供给总统与国务卿正是情报人员的职责。
　　福斯特和我早期在从事法律、外交以及国际事务的工作过程中，都深受伍德罗·威尔逊的影响。他对巴黎和会能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他首要的目标是建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来维持世界和平，这一点让我们激动不已。尽管威尔逊总统尽了所有的努力，凡尔赛谈判却并未能够给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都尝到了挫败感。我哥哥反对条约中那些不切实际的赔偿条款，他在美国和平代表团中的同事都对此表示反对。当时我也在设法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划定边界、在我看来几乎同样不得人心的领土决议。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当时只是依稀看到问题，而后来它们正是造成希特勒权力崛起、1939年欧洲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
　　1941年，战争威胁到我们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召集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上校（后来他成为少将）到华盛顿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组织人和局长，我觉得他当之无愧是美国现代情报机构之父。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让我过去一起工作；直到对付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为止，我一直都在战略情报局与他共事。
　　……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过去的六十多年中，该情报机构为顾全国家利益立下汗马功劳。本书作者艾伦?杜勒斯（1893—1969）于1953年2月26日至1961年11月29日期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他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在1961年年底卸任之后，开始用文字记录他职业生涯中的所见所思所闻。读者面前的这本《情报术》便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初。此书以“情报”为题眼，内容洋洋大观，涉及间谍史、谍报技术、情报搜集方式、情报利用等；杜勒斯认为“情报机构是现代政府结构至关重要的元素”，他从这一点出发，在书中包罗对情报事业各个方面的论述，也就显得不枝不蔓、层次分明了。
　　诚如本书前言所述，杜勒斯本人在情报领域工作多年，阅历丰富，亲身见证了美国现代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他在这本书中对美国情报事业史做了相当系统的梳理，也花了很大篇幅对西方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溯源，足见其视野之开阔。当然，此书毕竟写成于半个世纪之前，书中的一些人与事现在或许已得到了新的评价，作者所讨论的尖端科技在现今看来也许都不足为奇，但是这些应该不会成为读者在当下语境进行阅读的障碍。客观而言，不论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士，抑或是对这一领域充满好奇的普通读者，都可以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杜勒斯在本书写作中体现出的冷战思维。考虑到杜勒斯写作此书的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本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作者的偏见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他通过大量案例来揭示前苏联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情报行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间的对峙，可以说是从情报的角度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描摹，但是敌我之间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使得书中出现颇多情绪化的表述。对于这一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当有所甄别。
　　我国的群众出版社曾在1964年译介过杜勒斯的这本书，不过当时并未展现原书全貌，有较多删节。我不揣浅陋，翻译此书乃是根据杜勒斯本人对1963年第一版进行修订过的版本，翻译过程中对于作者有失公允的表述也都尽量依原文译出，试图让国内读者一窥此书原貌。限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译和误解在所难免，唯望读者指正。
　　最后，我要向金城出版社的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在细致阅读译稿后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感谢他们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陈秋慧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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