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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又作子敦，号寄簃，是清代著名法学家和立法专家，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依法治国理念的首倡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贵连潜心研究沈家本近四十年，堪称国内法史学界和沈家本思想研究的大家。本书即为其对沈家本中外法治的论说、修律实践以及法治改革理想的系统论述。本书之出版在沈家本研究领域将会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古今之皋陶，取申韩法治精神务去其毒；不愧古今儒者，习马郑经生事业而会其通。”法治，是沈家本的梦，他主持法律改革，追的就是这个梦。1913年春，在枕碧楼闭门养病著述的老人做了一个梦，梦中吟诗一首。醒来后他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名之《梦中作》。这是他逝前的心境写照，我们后人观之，亦可了解这位老人，同时，也感受那个时代。全诗如下：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竟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璧能完否？范蠡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

内容简介

19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出现一个新词，Rule of Law。这个词什么时候与中文“法治”对应，迄无可考。但是，这个“法治”与先秦以来的“法治”判然各别。20世纪初年，清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按照当时仿行立宪的立宪清单，主持新法律的起草。他用“泰西法治”来表述新出现的西方法治，并把中国的富强梦寄托在这种法治上。王元化先生于20世纪末反思“五四”，认为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论断值得探讨。因为这两个概念，当时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沈家本的法治梦，与此相同。它在五四赵家楼烈火燃起以前就破灭了。

作者简介

李贵连，1969年于湖北大学法律系（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李贵连教授潜心研究沈家本近四十年，堪称国内法史学界和沈家本思想研究的大家。李贵连教授“沈家本研究系列”著作有：《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沈家本传》《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沈家本年谱长编》《沈家本评传》。

目录

引言
第一章中西法治宗旨之异
第二章移植外国法，建构“现代法治”法律制度
第三章删除援引比附，确立罪刑法定
一、土生土长的中国罪刑法定
二、用土还是用洋：改革中的争论
第四章废除恶法，推动人权保障
一、法律科学化：薄刑恤民
（一）废除重法
（二）削减死罪条目
（三）废除刑讯、笞杖
（四）死刑唯一
（五）明刑改隐刑
二、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废除奴婢律例
三、禁止杀奸
第五章融合中西，推行审判独立
一、司法独立，刻不可缓
二、法律职业：专门之学，专门之人
（一）法官独立审判
（二）确立律师制、陪审制
（三）法律学堂，法学研究
第六章采用西法，建构新式监狱和制度
结束语铁如意击唾壶歌

精彩书摘

　　《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
　　二是指出西方各国司法独立具体做法的不同之处，强调司法独立必须合于一国风土人情。这是一种对古今、中西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论证。通过这种论证，肯定了采用西方司法独立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看似矛盾的现象，是改革阶段，尤其是初期阶段的常见现象。改革就在这种遮遮掩掩、跌跌撞撞中破土而出。但是，这种论证方法是双刃剑：它可以使国人比较容易地接受这种新制度，也容易使国人对新制度产成误会。百多年来，他的追求落空，可能也与这种论证方法有关。
　　司法审判独立还涉及秋审问题。让高级行政官僚参与对死刑案件的直接审理和覆核的秋审制度，本质上与司法独立根本矛盾。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它在司法方面的意义，是皇权至高无上性的表现。晚清的司法独立，是皇权之下的独立，所以，秋审不能废除。面对这种情况，沈家本从慎刑的角度，首先指出秋审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秋朝审一字增损，动关生死，未可以以寻常文牍薄之，不宜遽停覆核之制”。接着，话锋一转，“推原会审定例之初意，本为严杜拘陷锻炼之弊。现法院编制法既行，法官之资格皆由慎选而来，并设三审之阶，广通呼吁；行合议之制，博采舆情；此外如律师之辩护，鞫问之公开，凡为被告人谋利益者无微不至，详慎至此，实无深故之虞”；“国家政令不宜首尾两端”，秋审实与皇帝谕旨所规定的“划分司法权限，令行政各官不准违法干涉”，即司法独立相矛盾；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司法之重寄，而分任夙未涉猎之人，已非循名核实之意”，所以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办法为“嗣后秋审人犯，外省径由按察司或提法司审勘，缮具招册后尾，咨呈法部核议，其督抚布政司会审之制即行停止。
　　……

前言/序言

序
1978年，我幸运地考进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师从张国华教授 ，攻读中国法律思想史。进校大概一个学期，张师就明确告诉我，硕士学位论文以沈家本法律思想为题。
那是一个知识饥荒的年代，沈家本这个名字，即使在法学界，知道的人也并不太多。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夕进入大学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我只能用“闻所未闻”来表述我当时对沈家本的认知。我的研究就在这种状态下开始。斗转星移，迩来已近四十年。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以《沈家本的法律思想研究》为题。但是，在阅读沈氏的著述后，经张师认可，改为《清末修订法律中的礼法之争》。1981年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张师希望我在教学之余继续沈家本的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做出这样的研究计划：编一本沈家本年谱，写一本沈家本传，汇集一套沈家本修律资料，写一本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草成《沈家本年谱》《沈家本传》《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三种。《沈家本年谱》以初编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沈家本传》交某大学出版社，在打好纸型后，该社将纸型交给我，停止出版。没有今天通行的赔偿，我也没有和他们争论。按刘广安教授的建议，把《沈家本传》改名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将纸型交北大印刷厂，用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书号自费出版。至于沈家本的思想研究大概写了七八万字，因种种原因既未发表也未出版。时过境迁，现在已无与读者见面的必要了。
书虽然出版了，但我并不满意，粗疏讹陋之处所在多有（正是这个原因，才有20世纪90年代《沈家本年谱长编》和21世纪初年《沈家本传》《沈家本评传》的出版）。但是，大概是当年知识饥渴的原因吧，它们的社会效果还不错。台湾的黄静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研究薛允升的专家。《沈家本年谱初编》面世不久，我就收到他的来信，讲述他在日本东京东丰书店看到《沈家本年谱初编》的惊喜，以及他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因此书缘，我们成了忘年交，并由此开启了海峡两岸法史学的交流。
从20世纪80年起，我陆续在各种刊物和各种场合，发表多篇有关沈家本的论文。但是，受传统研究思维的影响，我对沈氏思想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民国杨鸿烈先生的认知上。2003年，湖州市开会纪念沈氏逝世九十周年，我被邀请并作主题发言。为此我重新思索，在反复查阅当年追悼会上的挽联中，我觉得多付以“共和法治国”“法治开先河”为题的挽联，实在是对他晚年修律的盖棺之论。联系《寄簃文存》中他对中外法治的论说，以及他的修律实践，我对他的现代法治的改革梦理解清晰了。由此而有《法治（Rule of Law）：晚清法律改革者的理想——沈家本逝世90周年祭》的大会发言。后经多次课堂讲授，形成今天这样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既是2003年思路的继续，也是我20世纪80年代宿愿的了结。
作为一名法史研究者，忠实历史是我的职责。“法治主义为立宪各国之所同，编纂法典实预备立宪之要著。”这种对法律价值的认同，不是我的臆断，是白纸黑字留给我们的证据。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行文多引原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李贵连于京北寓所
201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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