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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洋人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著名作家、学者汪兆骞、杨早倾情推荐、作序

　　★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之书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外交与海关，一直笼罩在世界列强欺凌的屈辱而漫长的黑夜里：风雨如磐、波谲云诡、苦难重重。

　　本书在反映这段苦难历程时，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捕捉大量经过考证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将世纪风云尽收笔底，构成有声有色、有筋有骨、有温度的历史现场。在这种历史话语的悲壮洞烛之下，展示出洋人撬动的中国的沉重、沧桑和悲怆的历史画卷。其间，洋溢着作家的爱国情怀与尖锐的追问冲动。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之书。

作者简介

　　吴煮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十年代末出生，八十年代末入伍，九十年代末解甲，本世纪初从中原到南国深圳。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帝国海关》《遗忘的历史》《江汉关史话》《反走私前沿地带》《历史的痕迹》，长篇小说《江城潜哨》《人面桃花》及数十部中短篇小说。

精彩书评

　　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之书。

　　——汪兆骞

　　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心存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

　　——杨早

目录

第一章　鸦片惹的祸

西方商人海上初来乍到

葡萄牙人最早向中国走私鸦片

英国人后来居上

道光皇帝说“大快人心”

对付英国人，琦善有两下子

谈判大臣“无知无畏”

家欢乐一家愁

第二章　倒霉的上海道台

英国人开始没看上香港

英国人在租界里设海关

与众不同的吴健彰

因“洋祸”得福

上海流行广东话

两个广东人的恩怨

才出虎口又掉入狼穴

被推上风口浪尖

第三章　洋人“到”大清国做官

广州人痛恨英国人

英国人忍不住了

两广总督成了俘虏

李泰国跑官要官

洋人要权

大清国唯一没有贪污的部门

第四章　外交、外交，还是外交

清政府没有外交，只有“剿夷”与“抚夷”

中国有了“外交部”

美国人任团长的中国使团

各国公使终于见了同治皇帝一面

中国人在外国“起义”了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一）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二）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三）

帮总理衙门摆平法、德、俄

美国的政策，在华英国人的主意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四）

“东南互保”保住了大清国的大好河山

第五章　洋人的中国海军梦

洋人中国海军梦的缘起

在英国采购军舰并不顺利

总理衙门“雄起”了

海军梦实现了又破灭了

第六章　洋人与“洋务运动”

上海“洋”起来了

1865 年的“改革”和“开放”

中国最早的西式学堂

中国菜从此名扬天下

李鸿章请旨嘉奖

中国也有了气象站

“大龙邮票”一印出来就珍贵

能让马拉火车已是进步

“洋务”随老李而去

第七章　洋人与辛亥革命

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之后

蔡锷将军先硬后软

中国的钱被洋人掌管了

孙中山也无可奈何

第八章　几个重要的外国人

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首脑—李泰国

当了半个世纪中国海关首脑的赫德

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安格联

从功臣到罪人—德璀琳

精彩书摘

　　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开始和中国商人做生意。那时，中国商人运到马六甲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丝绸、瓷器、麝香、大黄、珍珠和锡器等，换回香料、胡椒、肉豆蔻、丁香、生姜、香、枷楠香和金丝线等物品。这种接触，使葡萄牙人成为最早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欧洲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一些居心不良的葡萄牙人打起了歪主意，他们尾随中国商船，悄悄来到中国沿海，干起令人痛恨的海盗勾当。这些海盗赚不义之财不打紧，却严重影响了他们“葡国”的大事儿。

　　1517年9月，葡萄牙特使梅·皮雷斯衔命抵达广州，想和中国建立官方关系，扩大贸易。结果由于那几个葡萄牙海盗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恨“乌”及屋，官府对梅·皮雷斯也很反感。另外，马来亚苏丹（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也说了他们不少坏话（马来亚当时是大清中国的附属国，大清国的皇帝自然更相信他们），所以皮雷斯使团被召到北京后，又被打发回广州，作为政治犯，老皮最后死在广州。

　　后来，一些葡萄牙人跑到泉州、宁波赖着不走，官府也不客气，派兵驱逐，这些葡萄牙人不是省油的灯，竟理直气壮地干起海盗营生。为了自卫，他们也打击其他海盗。由于他们有了打海盗的功劳，广东官府允许他们在澳门暂住（此是后话）。

　　1564年，西班牙国王派米格尔·洛佩德·勒加兹皮率领舰队，侵占吕宋岛，并将吕宋岛改名为菲律宾群岛。一支由72艘船组成的中国海盗舰队去袭击他们，结果被打得大败—海盗舰队的船只被焚烧，海盗头子成了俘虏。海盗头子为了活命，同意带两名修道士去见福建政府的领导。其中，一位叫马丁·德·拉达的修道士，竟然能说中国话。两名修道士受到福建领导的热情接待，因为没有带国书，没让他们去北京见皇帝。尽管如此，这两名修道士却开创了西班牙与中国官方接触的先例。

　　16世纪中叶，成百上千的福建人到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淘金，引起西班牙人的警惕，他们采取征收人头税、流放、强迫信基督教等手段，实行高压统治，但中国人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多。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就惨无人道地屠杀了两万多名中国人。因为同样的原因，30年后，西班牙人又搞了一场大屠杀，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更多。

　　紧随西班牙人来的是荷兰人。1622年6月24日，荷兰人科·雷依耶斯佐恩率领一支由十六七艘船组成的舰队攻打澳门，葡萄牙人奋起反击，大败荷兰人。败下阵来的荷兰人狼狈地逃窜到澎湖列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驻扎下来，当起了海盗，拦截过往的中国船只。发了不义之财后，这些荷兰人脑子发热，以为中国人拿他们没办法，竟然去攻击福建沿海港口。当时的明政府忍无可忍，派出一支武装船队去收拾他们，他们见势不妙，逃往台湾。37年后，也就是1662年，郑成功才把他们从台湾赶走。

　　接踵而来的是英国人。1601年，英国派兰开斯托率领一支由5艘船组成的舰队，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建立贸易基地。刚开始，英国人还能相安无事；后来英国人越来越多，荷兰人就不高兴了，他们又将屠刀对准英国人，幸存下来的英国商人把目光转向中国。1637年6月，韦德尔率船队到达澳门，先入为主的葡萄牙人很不欢迎他们，韦德尔只好壮着胆子，带船队驶向沙角，准备和广州官府接触。广州的官府很不给面子，令炮台上的士兵向船队开炮。韦德尔也很生气，下令摧毁炮台，然后致信广州官府说：我们仅仅要求通商，没别的想法，你们用不着担心害怕。他们又赠送了一批贵重礼品，广州官府这才高抬贵手，允许他们做一阵子生意。可是英国人的生意做得很不顺，还发生货物被查封、扣押的事儿。葡萄牙人假惺惺地来调解（如果英国人能顺利地同中国做生意，葡萄牙人就无法垄断同中国的贸易了，所以说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英国人离开的）。最后，中方准许贸易，但韦德尔船长要承认他是因为无知而犯罪，还要答应船队离开后不再来中国。

　　英国人在广州碰壁后，到福建与郑成功建立了友好关系，向他出售武器，以支持他抗击清军。作为报答，郑成功准许英国人在厦门、台湾建立贸易站。这样，英国人在中国总算有了暂时立足的地方。

　　法国人也来了。1688年，一位名叫让·乔丹的法国商人派“阿姆菲特赖特”号船到广州和宁波做买卖，赚了一大笔钱。让·乔丹先走运后倒霉—之后又来了两次，赔得一塌糊涂。负债累累的让·乔丹和他的同胞，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再做“中国梦”。

　　美国人终于来了。1784年2月，一艘名叫“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载着40吨人参，从纽约出发，绕过好望角来到广州。卖了40吨人参后，又买了茶叶等货物回美国卖掉，赚得盆满钵满。从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

　　俄国享有陆上边境贸易特权，所以朝廷禁止他们从海上与华通商。

　　当时洋人来华经商，船上能带的货物有限，而且还要带现钱(主要有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银圆、威尼斯金币、法国克朗)；中国则以银两计价，使用银锭时，需要测量纯度和重量。

　　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令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这其实是个马后炮式的命令。早在他下令之前，洋人就集中在广州了，因为他们在厦门和舟山等地做生意时，不能讨价还价，中国商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在广州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广州在洋人心目中是贸易的天堂。当时，广州是中国最大、人口最密集、最富有的贸易中心，也是西方船只来华的最近港口，洋人们十分乐意到广州做生意。对朝廷来说，把洋人都赶到广州去，是因为广州离北京更远，可以断绝洋人见大皇帝的念头。

　　除俄国外，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条约关系。尽管如此，清朝政府仍不许俄国人到广州做生意。

　　那时的广州，没有官方承认的外国政府代表。清朝政府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万国应该来进贡。他国人可以作为进奉的使者来华，完成任务后，可自行离开，或者经过皇帝的恩准再离开，而且使者不能与中国官员平等往来。其实，老早以前在华就有外国领事，只是大清国从来不承认。1699年，一个英国人拿着国王委派他为总领事的文件来到中国，但大清国并不把他当回事儿，弄得他在他们的同胞面前很没面子。1776年，法国国王任命一名商人为广州领事，以照顾法国人在广州的商业利益，但大清国对他同样不予理睬。

　　大清国承不承认是大清国的事儿，但有领事身份总比没有好，所以外国商人对领事身份还是很看重的。1786年，一位英国商人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公会发生矛盾，大班公会想强迫他离开中国，他拿出普鲁士国王任命他为中国领事的文件，说他是普鲁士王国的领事，要对方客气一点儿，大班公会顿时没了脾气。其他商人看了，觉得当领事可以带来好处，所以会千方百计地弄一份某国领事的任命文书，带在身上，以应不时之需。这样，一些商人就“成为”热那亚、波兰、奥地利、丹麦、西西里等国驻广州的领事，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而不是去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那时，领事不必由本国人担任，比如瑞典领事有时是瑞典人，有时是英国人。

　　这些“领事们”无论怎样宣称自己代表某个国家、某个政府，清政府就是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只把他们看作是某一家贸易公司的头儿，与大班的地位一样。通常情况下，来广州的外国船上，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大班或商务代办，这些人作为公司的代表，安排所运货物的出售，购买能盈利的货物。一位能干的大班，必须具有商业才干，并且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

　　外国人多了，就会生出许多是非，甚至命案。不过洋人之间的纠纷，大清国官府一般懒得搭理，但洋人又总来鸣冤。实在没办法了，清政府才很不情愿地过问。如果是命案，无论怎样审、怎样判，都免不了一死。清朝官府秉承的司法理念是杀人偿命，并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1773年，英国人司各特因杀了一名中国人，在澳门被起诉，葡萄牙法庭判他无罪，但移交给大清国官府后，立即被处死。1780年，一名法国人杀死一个葡萄牙水手后，赶紧躲藏起来；葡萄牙人来告状，大清国官府不得不发通缉令，这名法国人实在躲不过去了，就去自首，大清官府立即把他绞死。1784年，“休斯夫人”号商船上的炮手放礼炮时，意外地炸死几个中国人，这个炮手立即藏了起来。大清国官府没有拿住他，就把船上的大班骗下船，扣为人质；为此，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美国人与英国人一起抗议。再多的人抗议也没用，甚至还适得其反，因为大清国官府常把聚众与造反联系起来。大清国官府很不高兴，并传话给他们，如两天内不交出炮手，就不再供应食品，而且要停止贸易，并进行有力还击。洋人很无奈，只好交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怜的家伙被绞死。即使不是故意杀人，清朝官府也坚持以命抵命的司法原则；如果没有捕到真凶，就要找人代受刑罚。

　　所以，当时洋人在广州做生意，风险很大。

　　……

前言/序言

　　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杨早

　　与吴煮冰先生素未谋面，只是看了《洋人撬动的中国》的书稿，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愿意写几句话。

　　这部书洋洋廿万言，从鸦片战争写到辛亥革命，中间有无数有趣的细节，围绕着书名提出问题：洋人如何撬动东方的老大帝国。

　　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其实是同步的。从最初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到人才输入与派出，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老大帝国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地变成了“世界”的一员。洋人撬动中国，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而中国近代史，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

　　撬动中国，首先要撬动的是中国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焘、李鸿章，可以说是“洋人撬动中国”的支点与抓手，后者如奕譞、倭仁，则是阻力与障碍。

　　撬动中国的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洋人国家利益的政府与商人，一类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人（其实还有一类—传教士，不过书中主要关注政商领域，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这两类洋人，在撬动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与中国政府的屡次交涉中，基本规律是：如果由通晓夷情或愿意通晓的人来主持，谈判就不至于吃大亏，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西洋列国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诱之，以利乱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然而一旦中国政府以保住面子为最要，而西洋列国又联合起来，离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就不远了。

　　近代中国“被撬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时候，按洋人的法子办，中国吃的亏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国政府的尊严何在？书中没有写到的1912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想向四国外交团借款，用于遣散内战军队。四国外交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每月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方可开支；第二，中国政府不是说借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吗？那不管在南京还是在武昌遣散军队，一定要有外国武官在场监督，“每一兵缴械之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收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监督条款”。

　　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果是经济团体之间的纯经济行为，这些条件不一定无理。它建立在四国银行团对于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能力的极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因为关系到国家财政主权，那么，去找不附加这些条款的国家借钱，但联合起来的外交团又不允许。事实上，没有监管的中国近代政府，借款用于贪污挥霍的事例不在少数。

　　要维护主权，又要改良技术与制度，“雇用洋员”就变成“师夷长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华任职洋人的本国利益与其职业操守之间的矛盾。任用洋人经管中国海关、税务，本是不得已之举，这帮洋人办事又确实更有效率。怎么看待这一点，也是很挠头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有金日磾、折家军这种忠诚的反例，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一旦本国利益与职业操守相冲突，这些洋人很难说会站在哪一边。在华任职的洋人里，有李泰国这样的飞扬跋扈者，也有赫德这样的兢兢业业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门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务派，其对赫德始终饱含戒心。赫德在任总税务司的数十年中，为中国出谋划策不可谓不尽力，但也同样有他的私心。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相反，到现在这仍是一个不断在现实中浮现的困境。

　　近代，洋人的确撬动了中国。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存有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我们老家有句话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累断腰”。

　　有来有去，当洋人不再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不再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中国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或许是：洋人撬动了中国，那么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我一直说，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72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申报》的创办。《申报》虽然是洋人创立，但中文大众日报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远非从前可比，标志着公众知情权质的变化。另一件是留美幼童开始派出，开启了中国绵延百余年的留学大潮。

　　留学潮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国任职，也会习得中国官场的各种弊端，留学归国，并不保证能出污泥而不染。两大文明“结婚”，并不见得就“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梁启超，1902）。与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国架子大，包袱重，难于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条定律：

　　先行者制定规则，后来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运用规则，才有可能打破规则。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中国从不得不融入“世界”的那天起，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追赶者。在没有全面赶超西方之前，中国很难有资格制定规则，即使制定了也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可。

　　所以一百年来，一百年后，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改变自己，让自己融入规则，善用规则，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确立自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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