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内容简介

　　套书简介：（共12种，此次出版11种）
　　谢冕：《1898：百年忧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
　　杨鼎川：《1967：文学的狂乱年代》（待出）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这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这套书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
　　这套书的主要作者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学者。
　　该套书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百年文学发展史的格局，以代表性的年份为书写核心，用回到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的写法，把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还原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环境。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这套书初版于1998年，之后几次再版，现早已成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也是许多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的必读书目。

新版序言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绪论
暴日侵略下的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失败——1928年的上海——“死去了的阿Q时代”

一、1928年的文学生产
上海：文人的归趋——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新书业与现代文学生产
二、中国新文学的裂变
“无产阶级的‘五四——“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红色的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创造社和 “语丝派”的论战——文学的重新定义——1928年的文化界
三、“革命的浪漫谛克”
“东亚革命的歌者”——“革命与恋爱”的公式——“革命的浪漫谛克”——“革命与浪漫谛克”——殷夫的“红色抒情诗”
四、“钱杏嘟理论之清算”
“新写实主义”的输入——“钱杏邮理论之清算”——“文艺自由论辩”
五、“民族魂”——鲁迅
“死”——“在钟楼上”——“中国的Don Quixote”——从论争到“转向”——后期杂文——“故事新编”
六、周作人和小品文
“自己的园地”——“十字街头的塔”——“凡人的悲哀”—— “载道”与“言志”——小品文
七、沈从文与“京派”
“倾斜的塔”——“京派”与“海派”——“京派”的形成——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沈从文的小说世界
八、现代主义的发生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现代”的“无轨列车”—— 新感觉派的文学想象——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戴望舒与“现代派”诗歌
九、长篇小说的高峰
茅盾创作思维的特征与形成——“革命的浪漫谛克”的那一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严谨的构思和宏伟的结构

年表（1925—1936）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4．“死去了的阿Q时代”
　　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1902年在中国现代化最初的自觉追求中，梁启超便说：“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20世纪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时代。文学，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革命和反抗的，1928年，在中国形成了革命文学的鲜明主题。当1928年“革命的浪漫谛克”的文学在上海爆发流行的时候，巴金也在法国完成了《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灭亡》。1928年至1930年，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之中反而出现了革命文学的高潮。胡也频等许多左翼作家就是在这时完成了他们的思想转向的。“30年代文学”不是有闲阶级和学士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成了最迫切、最英勇的生命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30年代作家有时就是职业的革命家，比如柔石、胡也频、殷夫，他们的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艺术，他们的死是为了人类的解放。“30年代文学”是浴血的文学。1931年，当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集体屠杀后，鲁迅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中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30年代文学”的天空是广大和崇高的。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作家巴金说：“固然人说生活是短暂的，艺术是长久的，但我却始终相信着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对于艺术的蔑视和亵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倾向。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视艺术的时代达到了艺术创造的高峰，“30年代文学”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逾越的最高成就。在30年代产生了茅盾、巴金、老舍、李劼人等长篇小说的大家。1933年，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离婚》的出版标志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上的成熟。与此同时，曹禺完成了话剧《雷雨》，使中国现代话剧走向艺术的高峰。从1928年开始，戴望舒开始了对20年代新月诗风的反叛，树立了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典范，从而使象征主义和自由诗在新的艺术高度上重新展开。“30年代文学”培养和产生了张天翼、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萧军、萧红等文学新人，培养和产生了新的文学思维方式。
　　茅盾曾经在《读《倪焕之》》中指出，鲁迅小说“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没有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呐喊》是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1928年的革命文学明确地提出了“尖端题材”和“前卫的眼光”的时代性要求，革命文学自觉地摄取时代漩涡中心的斗争生活。都市成为了“30年代文学”的重要背景，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表现了都市，一种是以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和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所代表的“都市风景线”，丧失了自我和历史意识的迷乱分裂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一种是以茅盾的《子夜》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必然没落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也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了农村。一种是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以堕落的都市／淳朴的乡村的反现代性编码方式所进行的对于农村的重新阐释与发现；一种是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王统照的《山雨》和叶紫的《丰收》为代表的以“父与子的冲突”体现出来的新的农民形象和农村觉醒。“30年代文学”所表现的文学世界同“五四”文学所表现的文学世界有了巨大的以至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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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新版序言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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