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國際研究協會(ISA)年度著作奬作品 羅伯特·傑維斯、理查德·內德·勒博贊譽推薦
用全新的社會演化理論範式揭示國際政治體係變化的驅動力
內容簡介
《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基於一個原創性的“社會演化範式”,綜閤人類學、進化生物學和國際關係諸學科的知識,對人類社會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的發展進程、對國際政治的係統社轉型提齣瞭一種社會演化的詮釋。具體來說,《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闡述瞭三次曆史性的體係變遷的脈絡:在我們眼中理所當然的、汙穢和野蠻的霍布斯式/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是如何從伊甸園般的天堂演化而來;這個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樣在1648年到1945年間自我轉變成一個更加和平的防禦性現實主義世界;而1945年後,世界範圍內的一些地區又是如何變得更加規則化且更加和平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批判地討論瞭國際政治領域內所有重要的大理論,從進攻性現實主義到防禦性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以至建構主義,並且為這些理論之間的“大辯論”提供瞭巧妙的解決方案。
作者簡介
唐世平,長江學者,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獲得學位包括:古生物學學士(1985)、分子生物學碩士(1988)、分子生物與遺傳學博士(1995),而之後纔獲得瞭國際關係碩士學位(1999)。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涵蓋國際政治理論、製度經濟學、政治理論、社會科學哲學。他在這些領域都做齣瞭世界水平的研究,並且有廣泛的著述。2015年,唐世平憑《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一書獲國際研究協會(ISA)的“年度*佳著作”奬,成為首位獲得該奬項的亞洲學者和中國學者。
精彩書評
羅伯特·傑維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係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復雜性》作者):
“在富有洞察力的重要研究中,唐世平展示瞭國際關係到底是如何演化的。通過這一研究,他修訂並調和瞭許多我們所熟知的理論,並且重新精彩地闡釋瞭戰爭、國傢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一個真正氣勢恢宏的詮釋。”
理查德·內德·勒博(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院國際政治理論教授,達特茅斯學院詹姆斯·奧利弗·弗裏德曼校長榮譽退休教授):
“唐世平提供瞭社會演化視角,他的方法事實上就是一個好的思想:如果有好朋友的話,將促進國際關係的演化。”
目錄
中文版前言
序
導 論 為什麼國際關係學需要演化的方法?
一、睏惑的難題:得不到解決的“大爭論”
二、全書設計
三、核心定義
第一章 從生物演化到社會演化
導 言
一、關於生物演化的預備知識
二、關於生物演化的幾種常見誤解
三、社會演化作為一種現象
四、社會演化範式:核心原則
五、什麼不是社會演化的方法?
六、對國際關係學中演化性理論的批判
結束語
第二章 失樂園,得範式: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的誕生
導 言
一、對現有的戰爭起源理論的批判
二、伊甸園及其顛覆:一個新的理論
三、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的誕生:一般性的證據
四、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的誕生:子係統的證據
五、戰爭創造國傢/ 社會/ 我們,國傢/ 社會/ 我們發動戰爭
六、得範式: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的誕生
結束語
第三章 從米爾斯海默到傑維斯
導 言
一、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辯論
二、從米爾斯海默到傑維斯:根本機製
三、從米爾斯海默到傑維斯:三個輔助機製
結束語
第四章 一個正在展現的更為規則化的國際係統
導 言
一、一個新的國際製度研究路徑
二、地區和平製度化的三條道路
三、解決關於國際製度的現有爭論
四、國際製度與國際秩序研究的再定嚮
五、世界國傢:一個不可能的且危險的烏托邦
結束語:邁嚮一個更好的但總是不完美的世界
第五章 作為演化係統的國際係統
導 言
一、(國際)係統,而不是(國際)結構!
二、單是結構決定不瞭什麼!
三、係統對國傢的影響:五大渠道
結束語:係統,而不是行為體—結構!
結 論
一、社會演化範式與作為演化科學的國際關係
二、政策含意:尋求安全——過去、現在與將來
附錄一 來自民族人類學的證據
附錄二 第二章的補充錶格
附錄三 戰爭降臨間接係統
精彩書摘
得範式: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的誕生
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是徵服與擴張的産物(和受害者)——戰爭是塑造人類曆史的*強大的力量之一(Keegan 1993;Diamond1997;Trigger 2003;Otterbein 2004;Hamblin2006), 無一例外。這樣看來,其中的一些國傢會産生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也就不足為奇瞭——畢竟人的思想不可能與其所處的世界完全隔絕(Marxand Engels 1846)。本節旨在闡述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的産生,以及我們(特彆是政治傢)成為進攻性現實主義者的社會化過程(相關總結參見本書錶2.1)。
(一)中國、印度、歐洲和近東所流傳的古典文本
中國、印度和歐洲這三大文明,都流傳下瞭以進攻性現實主義為治國理念的文本(相關的早期探討,參見Tang 2008a;2010a,第六章)。秦惠王的核心謀臣商鞅(約公元前390 年—前339 年)在《商君書》中首次闡述瞭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主張。商鞅認為,國傢的內在本質是進攻性的,而進攻僅受其能力所限,“今世強國事兼並,弱國務力守……故萬乘莫不戰,韆乘莫不守”(《商君書·開塞第七》)。在這樣的世界裏,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徵服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第三》)。因此,作為進攻性現實主義標誌的預防性戰爭不僅可取,而且正義,“以殺去殺,雖殺可也”(《商君書·畫策第十八》)。所有這些論述都明確反映瞭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學說(Tang 2008a;2010b,第六章)。
在古印度,成書晚於商鞅的考底利耶也在《政事論》(約公元前300 年)中鼓吹瞭相同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考底利耶認為,不將彆人的意圖設想到*壞,那就無異於自掘墳墓,故而就有瞭這句著名曼達拉(Mandala)的格言:“我的鄰居是我的敵人,而我鄰居的鄰居則是我的朋友。”(Boesche 2003,18~19)而一旦認定其他國傢本性惡毒,那就應該用盡一切手段去削弱它們,*終徵服它們。因而,並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政事論》中充滿瞭諸如用毒藥、美色、間諜,甚至祭司來實現徵服與捍衛土地的方法。古印度的另一部文本《摩奴法論》(Manusmriti,約公元100年—200 年)也宣傳瞭類似的思想:“尚未得到的,人主應該去獲得;已經得到的,人主應該去保護。”(Brenner 2007,99)
以古代希臘和羅馬為源頭的(西歐)歐洲文明,也産生瞭具有進攻性現實主義特徵的文本。雖然亞裏士多德(Aristotle 1998,捲一)提齣的“自然奴隸”概念也許體現瞭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色彩,但與其輝煌的藝術和哲學成就相比,古代希臘和羅馬對戰爭的探討實在是遜色太多。直到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歐洲纔齣現瞭明確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馬基雅弗利認為,隻要君主在進行徵服並維持徵服,那麼“他所采取的手段總會被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並將受到每個人的贊揚”[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八章,62]。對那些幻想著成為仁君善主的君主們,馬基雅弗利則明確警告:“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隻看見那些被認為吝嗇的人取得瞭偉大的事業,而其餘人全都失敗瞭。”[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六章,55]
在一定程度上,偉大的古代近東文明(即亞述、巴比倫、埃及和波斯)沒能留下一部完整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文本,堪稱一大謎題。但它們還是留下瞭反映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的隻言片語。*突齣的就是,從摩西(Moses)到大衛(David)再到所羅門(Solomon),《舊約》反復歌頌瞭取悅上帝[耶和華(Yahweh)]的戰爭。上帝命令摩西召集利未人,去屠殺那些嚮金牛犢祭拜的人(齣埃及記32:26~28)。上帝又命令摩西“徵服他們,徹底滅絕他們(‘都比你強大的七族’,即赫梯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齊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你不可和他們締約媾和,不能可憐憫饒恕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神柱,
砍倒他們的木刻,焚毀他們的雕像”(申命記7:1~5)。上帝命令掃羅(Saul)“去攻擊亞瑪力人,徹底消滅他們的所有,不可帶有一絲同情;將男人、婦女、孩童連同未斷奶的,以及牛、羊、駱駝和驢一盡殺死”。當掃羅執行瞭上帝規定的大部分暴行,卻給瞭亞瑪力王亞甲(Agag)和上好的牲口一條生路時,上帝便後悔將他立為以色列王(撒母耳記上15:1~3;也可參見撒母耳記上13:2;撒母耳記下12:31)!縱觀整部《聖經》,上帝的追隨者們將屠殺和殘害謳歌為上帝的傑作。諸如鮮血、流血、殺人、摧毀和“用刀劍、飢荒與瘟疫,來懲罰/ 復仇”等字詞短語,在《聖經》中隨處可見。這應該並不令人感到驚訝——猶太國傢所在的古代近東一直是殘忍血腥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
(二)政治傢和我們之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
在曆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進攻性現實主義一直是政治傢的指導理念。這也同樣不應該令人感到驚訝——除非政治傢成為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將他的國傢也轉變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國傢,否則他的國傢不會存活太久。公元前1000 年,地球上約有10 萬個政體,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沒能存留到近現代(約1500 年)。
亞述國王阿淑爾納西爾帕二世(約公元前883 年—前859年在位),生動描繪瞭他在戰爭中的殘忍與暴行——石頭上雕刻著“毆打叛亂的首領,將俘獲的男女都活活燒死,在戰敗者的城市四周展示屍體、斬下的首級和被打得皮開肉綻的頭領”等場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公元782 年的一天下午,在與撒剋遜人的戰爭中,查理大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將4500名繳械投降的撒剋遜人全部斬首”。他還撰寫瞭歡快的詩歌,來慶祝屠殺和奴役瞭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數韆名阿瓦爾人(Lebow2008,231)。對於成吉思汗而言,“人*大的財富,就是追逐和擊敗自己的敵人,掠奪他的所有財産,讓他的妻妾痛哭哀號,騎上他的坐騎,讓他的女人成為睡衣和枕頭”(引自Sanderson 2001,318)。藉用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一位大臣的話來說就是,“停止擴張就會開始萎縮”。對於1799 年的法國而言,“隻有軍事進攻纔能讓國傢實現防禦的政治目標”(均引自Jervis1978,185~186)。
從19 世紀到20 世紀,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常常化身為地緣政治學和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啓發的種族主義。“一戰”前後的各國政治領導人,對這些被認為是科學的理論深信不疑(van Evera1984;Schweller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國這三個典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國傢,都熱情擁抱瞭以地緣政治學和種族主義的麵貌而齣現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Lebow 2008,第八章)。*後,對道格拉斯·麥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來說,“僅憑自身就能創造和開化一個國傢的好戰精神,對於國傢防衛和民族永生而言絕對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世界降臨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自幼就被教導,為共和國的軍事服務是至高榮耀,他應該終其一生都懷有這個理念,當個人的犧牲能讓國傢得以生存並完成使命,那就是死得其所”(引自Sanderson 2001,318)。
在人類曆史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與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防禦性現實主義被政治傢(及其國傢)普遍拋棄,“和平主義”的學說就更不值得一提。在春鞦戰國時期,雖然存在孔孟一派的和平主義,但由商鞅和韓非子提齣的以無情的權力鬥爭為核心的法傢(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獲得瞭諸多君王的垂青。因此,當孟子宣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還嚮魏(梁)襄王鼓吹“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時(《孟子·捲一·梁惠王上》),結果隻能是碰一鼻子灰。在春鞦戰國時期,孔孟學說連一個追隨者都沒有(Hui 2005)。
與之類似,布羅迪(Brodie 1973,第六章)曾指齣,雖然羅馬帝國的斯多葛學派哲學傢[如西塞羅(Cicero)]提齣瞭反戰思想(遠遠晚於古代希臘的荷馬、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發展的歌頌徵服戰爭的文化),但在西方曆史上,它對真實的國傢行為影響甚微(也可參見Mueller 1989,17~52;Lebow 2008)。事實上,一些所謂的“反戰”思想其實是鼓吹世界帝國的理念[如羅馬治世、教會治世和亨利四世的“大藍圖”(Grand Design)],它們都完全反映瞭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中的預防性戰爭。
更重要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古代進攻性現實主義體係內的國傢都踐行瞭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核心教義——“*好的防禦就是進攻”。在早王朝時期(約公元前3200 年—前2575 年),埃及軍隊“定期入侵其鄰國,讓他們軍心不穩,分散敵軍的集閤”,這樣埃及便可免遭破壞(Wenke 2009,243)。與之類似,戰國時期的中國各個大國為爭奪霸權也一直進行著長期激烈的生存鬥爭(Hui 2005,第二章)。
自有曆史記載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人類社會都是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而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也已深深地紮根於我們的文化遺産之中。故而這個謎題也就解開瞭——為什麼現當代的國際關係學者會把“霍布斯世界”視為無政府的內在(自然)特性,而非人類祖先所創造的結果(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參見Wendt 1992)。如果霍布斯式無政府的形成遠遠早於荷馬、孫子、修昔底德、商鞅和考底利耶所處的年代的話,那我們也無法指望後來的國際關係學者能走齣曆史的巨大陰影,並忽略這門學科的奠基者的權威洞見。難怪早期的現實主義理論傢基本都是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從馬基雅弗利的野心,到卡森(Cousin)和赫爾德(Herder)的“有機國傢”,再到豪斯霍弗爾(Haushofer)的地緣政治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前,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支配瞭整個現實主義學(Schweller 1996,92~101)。
*後再簡單補充一點。作為文化傳承的一部分,戰爭記憶已將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討論國際關係時都徹底社會化成瞭“幼稚的/粗糙的( 進攻性) 現實主義者”(Ross and Ward 1995;Robinson et al. 1995;Drezner 2008;Kertzer and McGraw 2012)。對我們中的許多人而言,(進攻性)現實主義是自然而然的!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過去的許多年裏,我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寫成的。這主要是因為我認為,中國自宋代以後對世界就幾乎沒有貢獻過太多有用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而在一韆多年之後的今天,也許是中國為世界貢獻一些普世性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時候瞭。但是,我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國讀者願意讀我的東西,我的研究成果與中國讀者見麵的時間反而會比和英語讀者見麵的時間要晚。這並不是我不關懷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我始終都知道,我的研究對中國有現實甚或未來的意義。但是,我也同樣始終堅信,要想貢獻一些普世性的社會科學知識,中國隻能是我研究中的一個——但永遠都不能是唯一的——觀察點或者數據點。因此,我希望中國讀者能夠理解我的齣發點和苦衷。
如果說我的第一本英文專著《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禦性現實主義》是一部純粹的國際關係學作品的話,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製度變遷的廣義理論》就已經是一部覆蓋整個社會科學的作品。而現在您手中的這本《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國際關係學作品,因為它的支撐點和我的《製度變遷的廣義理論》的支撐點一樣都是“社會演化範式”。而我將在下一部英文著作《論社會演化》中詳細闡述並宣稱,“社會演化範式”是社會科學的終極範式,就如同達爾文的演化論是生物學中的能夠溶解一切的“萬能酸”(universal acid)一樣。不僅如此,《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試圖解決的一些實證和理論問題,特彆是戰爭的起源及其對人類社會演化的深遠影響,其實也是人類考古學的核心問題之一。
一些細心的讀者可能也已經發現,我*近的許多研究已經不再是國際關係瞭。事實上,我正在逐漸“淡齣”國際關係學界,因為我認為這個領域中*為根本性的宏大理論和實證問題已經被我解決(不管你們同不同意)。而我未來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將集中於:比較政治學(現代化、族群衝突、政治轉型)、製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的製度基礎)+産業政策、社會科學哲學和方法論。事實上,我已經齣版瞭一些有關以上領域的探索性作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我的個人網頁下載或自行查閱。
許多人會問,我為何要這麼做——“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從來都不是一個褒義詞。我的迴答是:當一個領域內*令我激動的問題已經被我解決之後,我就會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去另一個領域尋找*令我激動的問題,即便那個領域可能是我一開始不太熟悉的領域。我相信自己可以駕馭幾個不同的領域,而且這纔是真正本色的我。
記得10 多年前,我曾經和一位朋友說,我將是這個世紀*為重要的社會科學傢之一,他覺得我是在開玩笑。也許他仍舊覺得我是在開玩笑,我卻從未這麼想過。無論是否能夠達成這一目標,我一直在試圖證明,我至少很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目標。
自西方到來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傢(以及文學、曆史、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學者)除瞭在中國自己的故紙堆裏有點兒自信之外,在現代社會科學領域幾乎沒有任何超越中國或亞洲的學術野心和追求,當然也就沒有世界視野的學術自信。這使得我們的大部分學生也同樣沒有任何超越中國或亞洲的學術野心和追求,當然也就沒有世界視野的學術自信。我的努力確實是想證明,隻要我們努力,中國其實完全可以産生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這不是“科學民族主義”,而是我們每一個科學傢都應該追求的境界.
說到這裏,我還想特彆指齣,我的努力並不是想在彆人麵前證明自己,我隻是想在自己麵前證明自己:我想看看,我的努力到底能夠讓我走多遠。我不知道這種心態從何而來,但我大緻知道從我10 歲的時候就開始有瞭。我很幸運,它一直在我心中。
2005 年年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給學生上課的時候,我許下“豪言壯語”——在10 年內寫齣4 本英文專著。當時上我的課的學生大概也覺得我是在開玩笑。很遺憾,直到2016 年年末我纔寫完我的第四本英文專著(當然,這期間我寫瞭許多獨立的研究文章,工作量恐怕不比寫一本書少)。但是,大傢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截止日期”永遠是被推後的——我的也一樣。
在下一個10 年裏,我將再寫齣4 本英文專著,第一部將會是《經濟增長的製度基礎》。我仍舊抱有希望,這一次,我的截止日期不會推後得太久。
本書的英文版非常幸運地獲得瞭2015 年“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 的“ 年度*佳著作奬”(Annual Best Book Award),而我是第一位獲得這一著作奬項的中國及亞洲學者。
本書中文版的齣版是建立在許多人無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衷心地感謝董傑旻和硃鳴願意承擔這項煩瑣的“(翻譯)活兒”。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這本著作和中國讀者見麵的時間恐怕是未盡可知的。對於他們的無私奉獻,我無以迴報,隻能盡我*大的能力和他們一起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而奮鬥。他們是我學習的榜樣。
其次,感謝中信齣版社的編輯,他們是本書能夠與讀者見麵的*重要原因之一。
*後,感謝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傢務,照顧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夠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後*重要的靈感和鼓勵的源泉。她還通常是我的中文書稿付印前的*後一位讀者。我還要感謝我的兒子瀟雨,他隻用瞭兩年多的時間就教會瞭愚鈍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時光。這絕對是一個奇跡!
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個作者看到自己過去的作品總想做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瞭維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內容一緻,我盡可能地剋製瞭自己的這種衝動。部分原因也在於,再讀本書的時候,我認為本書的基本內容依然成立:我現在也不會對本書做任何大的修正。(當然,我必須承認,我再讀這部作品時,確實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寫齣瞭這部作品,因為寫作的過程是異常艱難、漫長和痛苦的。我們總是說,寫書如同“十年磨一劍”。這本書是真的寫瞭10 年!)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確實有以下幾點微略不同:
1. 一些注釋、用詞和排版上的錯誤得到瞭修正,而這些改動都被標記齣來瞭。當然,這些修正絲毫未改變本書英文版中的原意。
2. 對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齣版時還未齣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瞭更新。
3. *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瞭一些新的注釋(“作者中文版注”)。本書的譯者(特彆是董傑旻)也同樣加入瞭一些新的注釋(“譯者注”)。而這些“譯者注”都已經過作者本人的審定。這樣做是為瞭利於讀者考察作者的理論思考的演進。同樣,這些新的注釋絲毫未改變本書英文版中的論點。當然,書中存在的錯誤仍舊都是作者本人的責任。
唐世平 2017 年於上海
《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一部關於人類社會組織形態與權力格局演變的宏大史詩 本書並非對特定國際事件的流水賬式記錄,也不是對某一位政治傢的傳記式描繪。它的核心在於,揭示並解析自人類文明曙光初現,直至我們所處的當下,再延伸至未來圖景中,國際政治這一復雜概念如何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不斷經曆深刻的社會性演變。這是一部以社會學視角審視國際關係的史詩,它關注的不是“誰做瞭什麼”,而是“為何如此組織”,以及“這樣的組織如何塑造瞭我們認識和互動的方式”。 從部落聯盟到城邦興衰:文明早期權力的萌芽與擴散 本書的起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類從狩獵采集轉嚮定居農業的偉大變革。這不僅僅是生活方式的改變,更是社會組織形式的顛覆。當人們開始聚集,土地和資源的分配成為新的挑戰,早期村落、部落聯盟隨之形成。這些初步的社會單元,雖然規模有限,卻已經孕育瞭權力分配、資源協調乃至對外衝突的雛形。本書將深入探討,在這些早期社會中,領導者如何産生,群體內部的閤作與競爭機製如何運作,以及當兩個或多個村落發生互動時,最早的“跨區域”關係是如何形成的。 隨著農業生産力的提升,人口增長,更大的社會單元——城邦——應運而生。這些城邦,如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城邦、古埃及、古印度河榖文明,它們不僅是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更是最早的政治實體。本書將分析城邦政治的核心特徵:領土的初步界定、統治階級的形成、法律和宗教在維持秩序中的作用,以及城邦之間在貿易、聯盟和戰爭中的復雜互動。我們將看到,早期的“國際關係”並非基於現代主權國傢的概念,而是更多地受到宗教、血緣、軍事實力和地理環境的影響。權力結構呈現齣一種相對分散但又相互影響的狀態,貿易路綫的延伸和軍事徵服的擴散,是連接這些早期政治單元的重要紐帶。 帝國崛起與文明碰撞:早期全球化與權力整閤的嘗試 曆史的車輪滾滾嚮前,進入瞭帝國時代。從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到漢朝、馬其頓帝國,這些龐大的政治實體,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統一的行政體係和發達的經濟網絡,深刻地改變瞭當時世界的麵貌。本書將重點分析帝國如何通過徵服、同化和建立復雜的官僚體係來實現對其廣闊領土的統治。這種統治,雖然是強製性的,但同時也促進瞭區域內的文化交流、技術傳播和經濟一體化,某種意義上,它們是早期“全球化”的先驅。 在帝國體係內部,權力的運作邏輯與城邦時代截然不同。最高統治者掌握著絕對的權威,法律體係更加完備,稅收和資源調動能力空前強大。然而,帝國的擴張和內部的治理也帶來瞭新的挑戰,如邊疆的防禦、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融閤、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本書將探討,帝國如何通過意識形態的建構(如“天命”、“普世之王”的觀念)來閤法化其統治,以及其崩潰和瓦解所帶來的地緣政治重塑。 同時,本書也關注帝國與帝國之間,以及帝國與未被徵服地區之間的互動。這些互動,既有貿易和文化交流,也有大規模的衝突和徵服。本書將分析,這些早期文明的碰撞,如何塑造瞭不同文明的身份認同,以及它們對“他者”的認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遙遠的古代,不同政治實體之間的力量對比、資源競爭和意識形態差異,已經構成瞭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 民族國傢興起與主權時代的奠基:現代國際政治的曙光 隨著中世紀的結束,歐洲逐漸進入瞭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民族國傢的興起。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到大國競爭的加劇,現代國際政治的基本框架——主權國傢體係——開始確立。本書將深入探討這一轉變的深層原因,包括宗教改革對教會權力的削弱、封建製度的瓦解、中央集權君主製的加強、以及早期資本主義的興起。 民族國傢的齣現,意味著政治權力不再分散於教會、封建領主,而是集中於擁有明確領土和獨立主權的君主或政府手中。本書將分析,主權原則如何成為國際關係的新基石,國傢利益如何成為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以及權力平衡理論如何在各國之間發揮作用。我們將看到,歐洲列強的擴張,不僅帶來瞭殖民主義,更將主權國傢的模式傳播到世界各地,重塑瞭全球的政治版圖。 這一時期,國際法的雛形開始顯現,國際組織的概念也逐漸萌芽,盡管其效力仍然有限。本書將審視,在國傢利益至上的邏輯下,國際閤作與衝突如何此消彼長。民族主義的興起,既是國傢凝聚力的來源,也成為驅動民族國傢之間競爭和戰爭的重要力量。 全球化加速與挑戰:兩次世界大戰後的權力重構與國際秩序的演變 進入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破壞力,徹底改變瞭國際政治的格局。本書將分析,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包括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帝國主義的矛盾、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軍備競賽的螺鏇。戰爭不僅帶來瞭巨大的生命和財産損失,更催生瞭新的國際秩序理念,例如集體安全、國際閤作和對戰爭的普遍譴責。 戰後,國際聯盟和聯閤國等國際組織的建立,標誌著國際閤作機製的進一步發展。本書將深入探討,這些組織的建立背景、目標、運作方式以及其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麵的成效與局限。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即冷戰,更是塑造瞭長達半個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本書將分析,意識形態的對抗、核武器的齣現以及代理人戰爭,如何將世界置於持續的緊張狀態,同時也催生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本書還將關注,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如何改變瞭全球政治的參與者構成,以及發展中國傢如何在國際舞颱上爭取自身權益。全球化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加速,跨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信息和資本的流動突破瞭國界,這些都對傳統的國傢主權構成瞭新的挑戰。 21世紀的復雜性:非國傢行為體、全球性挑戰與未來的不確定性 進入21世紀,國際政治的演變呈現齣更加復雜和多元的特徵。本書將重點分析,非國傢行為體——如跨國公司、恐怖組織、非政府組織(NGOs)和大型科技公司——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它們的影響力有時甚至超越瞭傳統國傢,挑戰著以國傢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 同時,本書將深入探討,一係列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 pandemics(疫情)、網絡安全、大規模移民、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如何超越國界,需要前所未有的國際閤作來應對。這些挑戰不僅考驗著現有國際體係的有效性,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國傢、主權以及全球治理的內涵。 本書還將審視,地緣政治的重塑,大國競爭的復燃,以及技術進步(如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對未來國際政治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它會探討,在信息時代,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 resurgence(復興),以及虛假信息的傳播,如何影響公眾輿論和國傢決策。 超越曆史,展望未來 《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並非僅僅是一部曆史教科書。它試圖通過梳理漫長的社會演變過程,揭示國際政治中權力、組織、利益和觀念的相互作用。它邀請讀者思考,我們從過去吸取的教訓,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並為未來的國際秩序的構建提供啓示。這本書強調,國際政治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不斷演進的社會過程,它的未來,將取決於人類如何理解和應對我們共同麵臨的挑戰,以及如何塑造一種更加公正、和平和可持續的全球社會。它是一次對人類集體生存軌跡的深刻反思,是對我們未來之路的審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