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如何行為：理性選擇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這樣的一種立場選擇也就解釋瞭他們在勢均力敵案件中的錶決行為，無論該案件是憲法性質的案件還是成文法性質的案件。由於這兩類案件涉及的憲法和成文刑法的文本內容差異巨大，因此按照法條主義者的邏輯，案件裁判的結果應當是取決於法律文本的內容。盡管這項研究隻是基於司法錶決而進行的，但它提供瞭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瞭意識形態對大法官的錶決行為是有影響的。
　　研究還發現，意識形態會影響大法官投票選擇哪些案件來進行審理。保守派大法官傾嚮於投票選擇那些較低層級法院所作齣的自由主義色彩的裁決，自由派則恰恰與之相反。意識形態對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案件列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其他的一些研究顯示瞭，在特彆重要的案件中，首席大法官在分配多數意見書起草工作的時候，更願意將這項工作交給與他有共同意識形態的大法官，而不是交給其他大法官。
　　作為對法官行為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引領者，政治學傢們對聯邦最高法院所做的研究要遠遠超過對其他法院進行的研究。在國傢的政治生活中，其他法院扮演的角色相對不重要，而要獲取並處理關於這些法院的數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些法院所受到的約束要多於聯邦最高法院所受到的約束，因此意識形態對這些法院裁決産生的影響也就相對較小（研究法院問題的政治學傢們的主要興趣點就是意識形態）。不過，要是你認為對於這些法院來說，意識形態或者其他非法律條文的影響因素是不存在的，那就錯瞭。從對聯邦上訴法院的關注開始，我們將修正這一平衡關係，本章也將強調對這些法院進行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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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值此《法官如何行為》一書的中譯本齣版之際，我很樂意為這本由政治學傢李?愛潑斯坦、經濟學傢威廉?M.蘭德斯與我共同閤作完成的著作撰寫序言。這本書是基於法律、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進路對美國法官所作的研究。盡管在美國的法律體係中，法官扮演瞭核心的角色（較之其他的法律體係更是如此），但是法官的行為，尤其是影響法官行為決策的因素並沒有很好地被律師、法學教授甚至法官自身所理解。部分原因在於，在我們的體製下，法官被允許以神秘的方式存在，而大多數法官也的確非常神秘。當然，這一定是有例外的。比如，可以參見William Domnarski，Federal Judges Revealed（2009），這項研究是基於大量聯邦地區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口述曆史而完成的。為瞭理解他們的行為，我們因此必須采用間接的方式。
社會科學傢（尤其是政治學傢，另外還有經濟學傢、心理學傢以及越來越多的精通社會科學知識的法律學術界人士）開始使用更為復雜的理論概念和量化工具來洞悉司法者的自利取嚮，超越法官對自身行為有限的理解，進而把對司法行為的研究建立在瞭科學的基礎之上。這一現象産生於半個多世紀之前並在近幾十年間得到瞭強化。然而，這些研究卻並不為法律界所很好地瞭解，以至於許多傳統法律學者發展齣瞭一套並不符閤實際，卻有著十分強大影響力的關於法官行為的理論，並且，這套理論得到瞭法官群體的支持。在他們的理論中，對名利的追求以及意識形態在司法決策中並不産生影響；與此同時，某些社會科學傢和新聞記者則持有另一種對立的觀點，即法官隻不過是穿著長袍的政客，這一觀念同樣也是不符閤實際的。
本書將藉助於勞動經濟學的概念，把法官模型化為某個勞動力市場（即司法勞動力市場）的參與者，進而反駁法律條文主義者對該模型的批評。我們將會解釋之所以要把一個法官看成是勞動力市場的參與者，是因為法官和其他類型的勞動者一樣，會受到成本和收益的激勵和約束。這裏的成本和收益既有貨幣的因素也有非貨幣的因素，不過主要是後者。非貨幣的成本包括付齣的努力、外界的批評、同事關係的緊張等，而非貨幣的收益則有閑暇、來自他人的尊重、社會影響力、自我錶現、名聲（也就是成為公眾人物）、被任命為更高層級法院法官的機會。法官的約束還會來源於職業規範和製度規則、公眾的預期以及“生産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生産函數”指的是勞動者在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如何使用這些工具和方法。
本書第二章迴顧瞭和我們這一關於法官的模型相關的經驗研究的曆史，並將其分為四個維度，分彆是：關於單一個體決策的研究（法官的意識形態、生活經曆、個性特徵等因素對他錶決行為的影響）；關於同事和其他群體影響的研究（例如陪審團的結構、異議規避以及首席法官對判決書撰寫工作的分配）；關於審級影響的研究（較低層級法院和較高層級法院之間的關係）；關於司法部門與政府其他分支之間關係的研究。
本書第三章至第五章列齣瞭針對聯邦法院體係三個主要層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以及聯邦地方法院）中的法官的研究發現。我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不同層級法官在進行決策時，意識形態因素和法律條文分析因素的相對權重關係。不過，我們還會量度一些盡管看起來比較俗氣，但在我們看來卻非常重要的影響法官行為的因素，比如惰怠（包括但不限於對閑暇的追求），這可以從我們關於司法激勵和約束的勞動經濟學模型中推導齣來。
在對聯邦司法體係的所有三個層級進行瞭考查之後，我們將探究與組織理論中“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概念相關的選擇效應（select effect）。在例外管理活動中，那些簡單的問題在決策層級的最低端就可以被解決掉瞭，而隻有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要留待最高決策層級去解決。就聯邦司法體係而言，這就意味著，當案件的審理層級逐步由地區法院上升至最高法院的時候，意識形態在司法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就越來越重要。
我們也將關注聯邦最高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發錶不同意見的現象。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避免發錶不同意見”現象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這一現象指的是一些法官會不大願意公開地錶達不同意見，即便他們不認同同事們的決定。我們發現，法官避免分歧齣現的現象顯著地存在於聯邦上訴法院層麵，但是在聯邦最高法院層麵，這一現象並不明顯。我們把這種差異一方麵歸因於審理上訴案件法庭的人數規模，另一方麵的原因則是工作量，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的工作量相對較輕。我們的研究錶明，法庭的組成和司法工作量成為影響法官發錶不同意見行為的成本和收益的因素。
在許多職業領域中，對職位晉升的渴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激勵因素。聯邦地區法官經常（但不必然）有機會到聯邦上訴法院任職，而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則很少（盡管也會有）有機會晉升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我們要檢驗的是，法官是否會因為心存職位晉升的渴望而改變他們的行為以增大晉升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他們是否會為瞭被任命為較高層級法院的法官而成為“海選競爭者”（auditioner）。一方麵通過比較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正屬於可能獲得晉升的人選範圍之內時的行為與他們在隨著年齡增大之後晉升機會減少時的行為，另一方麵通過比較他們與那些從未有機會獲得晉升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行為，結果發現那些可能的海選競爭者確實會為瞭增大被提名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機會而改變他們的行為（這是在平均意義上的結果，並不是每個個例都是如此）。這就很好地說明瞭利己主義在法官效用函數中的角色地位。
我們希望本書能在以下幾個方麵對法官行為的研究作齣貢獻。其一，我們以實證的方式提齣並檢驗瞭一個法官行為理論，這個理論比起傳統的法條主義理論或者主流的政治學理論都要更加符閤現實狀況。其二，我們更正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數據庫（覆蓋瞭1946年至2010年這一期間）以及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數據庫（覆蓋瞭1925年至2002年這一期間）中關於聯邦最高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裁決的意識形態分類的錯誤。其三，我們大量使用瞭迴歸分析的方法，而不隻是簡單相關分析，這是因為我們的模型預期影響法官行為的變量並非是單一的，因此需要通過迴歸分析來區分每一個單獨變量所産生的影響。
此外，我們的分析範圍比現有大多數的研究要來得廣泛，這與我們這一法官行為模型的全麵性是相關的。以往的研究幾乎都是關注於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個體的錶決情況或者案件的裁判結果；在某些時候也關注聯邦上訴法院的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會檢驗與上述法院法官錶決行為相關的假設，不過同時我們也研究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行為。並且，我們對於法官行為的觀察視角還會延伸至司法意見書的篇幅長度、被引用的情況、不同意見的發錶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言詞辯論環節的發問等。例如，我們假設存在以下情況：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的決策行為反映瞭他們對閑暇的偏好，反映瞭他們更希望收獲好的名聲，而不是影響公共政策。為瞭檢驗這一假設，我們觀察瞭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所作的4000項駁迴動議的裁決。這些都是初審法官們最常作齣的裁決，但在很大程度上被社會科學傢們忽略瞭。（要知道，Ph.D.項目中並不包含關於民事訴訟程序的知識！）
理查德?A 波斯納201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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