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罗荣渠文集之一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是对发今重大课题——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新成果。
《罗荣渠文集之一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从宏观史学视解,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以此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和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作了专题考察。
《罗荣渠文集之一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为一体,突破传统与西方的窠臼,阐发了许多精辟见解。
目录
上篇 现代化新论
序言
第一编 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
第一章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
一 “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应先正名
二 “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
三 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 西方的现代化思潮与现代化研究
一 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思潮
二 20世纪60年代——“发展”与“现代化热”
三 20世纪70年代——批判与反思
四 20世纪80年代——理论的修正与自我变革
五 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启示
第三章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 是一元单线,还是一元多线?
二 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
三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
一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
二 围绕现代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三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基本任务: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第二编 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
第五章 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一 社会变迁的几种形式
二 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三 “原初现代化”——大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
四 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
五 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
六 现代化几种基本类型和发展模式
第六章 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初探
一 何谓“第三世界”?
二 第三世界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
三 第三世界现代化浪潮推进的大趋势
四 国家在现代变革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五 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趋势
六 论“迟发展效应”
七 展望21世纪
第七章 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世界面临东亚的巨大挑战
三 对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新探索:三个重新估价
四 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动关系的变化
第三编 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1949年以前)
第八章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1860年代-1940年代)
一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
三 近世世界发展大趋势与中国选择时机的自误
四 清王朝的盛极而衰与鸦片战争的悲剧性
五 “中国中心”观的时代性错误:阻碍现代化的思想因素
六 自强运动——现代化延误的制度分析
七 向制度性变革转换的失败
八 共和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向与挫折
九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经济的依附性增长趋势
十 跨世纪的沉思
第九章 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一 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从“御夷图强”到“中体西用”
二 现代化意识的明确显示——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三 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从“中国本位”、“全盘西化”到“现代化”
四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争论
五 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
下篇 现代化新论补编
第四编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的崛起
第十章 “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
一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二 从“西化”到“现代化”
三 “现代”——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四 现代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一章 跨世纪的大变革与21世纪现代化前瞻
一 20世纪的三大特征
二 当代世界变革的主旋律
三 21世纪:现代化的第三世纪
四 戒骄戒躁,探索走向新世纪之路
第十二章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一 对东亚历史转型期应进行再认识
二 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形式
三 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
四 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五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功能
六 东亚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七 东亚发展的前景
第五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第十三章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一 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二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四重奏”
三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脉络:三次模式大转换
四 关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趋向问题
第十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年)
一 大折腾式的经济突进
二 “发展病”的政治历史根源
三 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四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第十五章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一 方法论问题
二 中国历史传统的基本特色
三 东亚应付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四 “中体西用”——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
五 转型期传统因素的转化
六 面向21世纪:会通中西,创新传统
编后记
精彩书摘
《罗荣渠文集之一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
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每一种生产力系统在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每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相对适应性和长期稳定性,以及自身的运动规律。这样,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但这绝不是说,历史发展是漫无规律性的,因为社会生产力限定了其发展的客观物质界限,而生产关系在大的方面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
如果以三大生产力形态来观察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就其与它所处的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而言,与其他杂食哺乳类动物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是狩猎者和采食者。人类学家认为,第一次大变革是工具制作的革命,即粗石器的制作,包括火的使用的发现。有了工具,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竞争才取得优越的地位,狩猎和采集的食物量开始大增,人类的生活区域扩大,迁徙扩大。这种生活方式大约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的时间。
第二次大变革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又称“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到八千年前,人类由于使用新石器而进入主动利用自然资源的食物生产经济,即驯化和饲养家畜并栽培农作物的定居生活方式,人口的增长也加速。但人类从早期原始农业过渡到真正锄耕农业大约经历了数千年时间,大约5000年前西亚地区才开始真正进入到第一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时代。早期城市的出现,专业化分工盛行起来,剩余产品的积累加速贫富的分化,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社会的不同人群过着条件完全不同的生活——逐步进入定居生活和阶级社会。个人和家庭所有制变得非常重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农业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由于基本财富(土地)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不同方式,区分出原始公社制、亚细亚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条件的特殊结合,构成具有明显等级结构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上述几种生产方式中,原始公社制是始发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是先后的、并行的或混合的。有的原始公社制可以直接过渡到封建制。这种农业生活方式的保守性和稳定性,使经济增长缓慢,它大约占去全部历史剩余的百分之一绝大部分时间。至于说到欧亚北部草原上的畜牧业生活方式,则是一种次生形态。它生活的流动性较大,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更加缓慢了。
……
前言/序言
我出生在一个充满忧患与动荡的时代。出生那年(1927年)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满10岁那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岁(1947年)那年解放战争打响。30岁(1957年)赶上反右斗争。40岁(1967年)正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进入高潮。50岁那年(1977年)“文革”宣告“正式结束”,形势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说,过了大半辈子,我才有可能真正安下心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历的艰辛心路历程。
我最大的幸运是年轻时代是在中国的名牌学校里学习的。初中在成都县中,高中在成都树德中学,都是第一流的中学。老师的教学质量很高,特别在文史方面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对我后来的志趣发生了很大影响。我爱读课外书籍,进大学以前,已经浏览了胡适、钱穆、萧一山、冯友兰、朱光潜、罗素等人的著作,有志于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1945年,我非常幸运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一年后学校复员,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这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第一次呼吸到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聆听到学术大师们的讲课。在学术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我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但我并没有完全因袭洋汉学的老路,而是重视理论的引导与对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
大学毕业那年,平津战役拉开战幕。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北大的50周年校庆也未能很好庆祝。胡适校长等人离校南下。1949年初,北大学生在东交民巷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入城。当时哪里还有心思写毕业论文。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匆匆进入了毕业生学习团,很快我就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那里一千就是7年,当时并未对抛弃专业感到可惜。因为听说是“已经坐上了新民主主义的火车”,心里甚是兴奋。
到1956年,一度出现了某种新形势。当时响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是我才想起了自己的专业,想回北大念中国近代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结果却是调回历史系当世界现代史教员。在解放以前,我国的西洋史研究的底子很薄,完全受英美的影响。我的西洋史根底也很差。但我有一个特点,喜欢博览群书,动脑筋,钻研不舍。自己一边学,一边教。我先后讲授过世界现代史、世界近代史、拉丁美洲史、美国史、殖民主义史、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共党史等通史或专题课。涉猎的面很广,杂七杂八,但也打下了宽广的基础,使我最后走上了开拓宏观历史研究的道路。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是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受到苏联的教条主义很大影响。一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才给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我很幸运,在80年代初就获得机会跨出国门,睁眼看世界。我刻了一方图章:“求知识于世界”。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并利用机会到各地访问,探寻美国兴盛发达的历史活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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