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工业启蒙：1760—1820年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系“科学文化译丛”之一，探索了英格兰在1760-1820年期间引领世界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过程。本书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科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本书基于记录马修?博尔顿的活动及索霍工厂的特别档案，由此揭示出西米德兰兹郡经历了一个有用知识与“技术诀窍”相融合的进程，自然哲学家与技术专家、企业家形成了一种亲密和高效的关系。本书适合于那些渴望探索18世纪英格兰经济变革的动力学的读者，也适合于那些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文化史有兴趣的读者。

作者简介

　　彼得·琼斯，伯明翰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1995年起任法国史讲座教授，研究专长为法国大革命，并对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的科学与启蒙、18世纪的旅行者和旅行写作、18世纪的法国农业史有深入研究。获2009年度沃兹沃思奖，以表彰其对英国商业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译者简介：

　　李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专长为18世纪英国科学史，对伯明翰月光社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目录

第1章 18世纪的知识经济

第2章 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

区域设置

伯明翰

马修·博尔顿和索霍

文化与身份

第3章 实验科学的传播和验证

市场中的科学

月光社

国际网络

第4章 科学和技术的接口

争论

学者和制造商

金属、热和燃烧

科学文化

技术转移

第5章 工业，启蒙与非国教徒

一种新教的伦理？

不遵奉国教与启蒙运动

骚乱带来的边缘化

第6章 混乱的书信共和国

自由的贸易

“科学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

朝向技术-科学

第7章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序言

　　本书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或许应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在1994年的夏天，伯明翰城市议会宣布，它支付超过100万英镑的经费购买并整理蒸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个人及家族的资料。在当时，这可能是地方政府购买历史档案所支出的最大一笔花费，但不难证明这项花费是值得的。伯明翰城市图书馆（City Library）已拥有一个特别的原始文献档案，记录了伯明翰索霍（Soho）附近的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与詹姆斯·瓦特的商业伙伴关系，这种商业合作关系形成于1775年。近年来该档案陆续得到了博尔顿家族的一些资料，并从詹姆斯·瓦特后辈远亲的家族中得到了瓦特遗传下来的大批资料。1995年初，我就从中选取了一些感兴趣的材料，并很快了解到这些材料的重要意义。博尔顿和瓦特档案的复原，为18世纪晚期城市的地方性学会的文化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前景。但是，受到另一项研究项目的召唤，直到2003年我才得以完全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索霍档案”（Archives of Soho）非常丰富的内容上。很显然，这些档案非常重要。

　　未曾有学者触及过索霍档案的说法看起来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20世纪，研究者曾经反复挖掘过索霍企业合伙人的家族所积累的堆成小山般的文件。甚至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贤传记的作者们，在探究博尔顿和瓦特的“卓越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们的道德目标。研究者通常关注索霍发生的智识，工业或者商业活动的其中一个方面，但却忽视了其他许多方面。这种做法造成了以下结果： 詹姆斯·瓦特在发现水的化合物性质中的作用得到了大力宣扬和维护；他和他的搭档博尔顿的发明“天赋”被认为是工业革命中最具生命力的神话；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共同努力构成了改进蒸汽机的传奇故事；经济史家强调合伙关系这一开创性的商业实践和索霍铸造厂（Soho Foundry）采用的集成生产的成功实验，等等。

　　因此，博尔顿、瓦特和索霍的历史总是被采用一种断续的、片面的方式来编纂，这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了。1919年，詹姆斯·瓦特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详尽审查他对蒸汽动力技术的贡献提供了一个时机，随后，按照预期在他诞辰200周年的1935年出版了他的传记。Dickinson， H. W. 1935， James Watt： Craftsman & Engine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译者注相反，关于马修·博尔顿的历史资料，则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还是从传记作者那里都所获甚少。瓦特的编年史家H.W.迪金森（H. W. Dickinson）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创作了一个关于马修·博尔顿的姊妹传记，但他表示，在该传记中，他并没有试图全方位地捕捉博尔顿的所有活动。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迪金森所了解的背景知识很有限，所以他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博尔顿的专业技术成就上。关于瓦特的资料，现在已经接受来自理查德·希尔斯（Richard Hills）的评估，考虑近期在伯明翰中央图书馆新建档案库。与此同时，在马修·博尔顿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的前夕，依旧在等待一个传记作家愿意并能够对他的一生做一个全面的记录。

　　学者们并没有对索霍的意义，对它的合伙人的意义，对吸引自然哲学家的著名社团的意义，对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地方性设置（Provincial Setting）的意义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解释，不难看出，为什么学者们都回避了提供这样综合性解释的挑战。到了1974年，现有的档案部分被拆分开来，研究更像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甚至在这之后，系统的研究依旧为不完整和不一致的资源所阻碍——这种情况在1994年瓦特家族消失时出现了暂时的恶化，以至于甚至没能形成一个基本的搜索指南。只有在2003年，在一个大范围重编和保护的项目之后，研究者才能充分和方便地获取资料。尽管学者没有权力去抱怨，但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却不可忽视： 第一，重编的索霍档案内容十分庞杂，就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现在已充满了一个小网球场面积大小的收藏室；第二，研究者希望比“通道”做得更多，那么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参考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来提供1760—1820年索霍呈现的所有创新和活动，同时，这一参考框架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工具。

　　如果仅从科学的角度看，难以指望当前研究为索霍奇迹提供全面解释，甚至无法提供一个马修·博尔顿的人物传记。不过我认为，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当前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索霍发生了什么的更为全面的图景，特别是那些与企业密切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按照过去的说法，博尔顿的角色是一位政治说客，是艺术的赞助者、商品供应商。但是，我要向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他事业的文化语境的全面解释，无论这个语境是地方性的、国家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我曾经逃避深挖这方面的问题，并忽视了很多原始资料，避免叙述或者描写这些材料。

　　在这一点上，利用科学的优势是很有帮助的。在18世纪下半叶，自然哲学家的追求成为当时最为典型的文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探索如月光社（Lunar Society）这样的团体活动，或者研究那些前来索霍制造厂（Soho Manufactory）的人的反应，会为整个时代的认知图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不仅能了解到西米德兰兹郡那些雄心勃勃白手起家的人是如何设法引入启蒙运动，而且还能够掌握，科学知识从应用于社会，到受控制以增加其功利目的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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