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偵探小說:哲學論文》:對偵探小說的形而上學闡釋,見證瞭作者與大眾文化的哲學論爭。
內容簡介
《偵探小說:哲學論文》並非純粹的文學評論,而是對作者終其一生與現代大眾文化諸現象進行論爭的一份早期證明。作者從界域、心理學、酒店大堂、偵探、警察、犯罪人、轉換、訴訟程序、結局等方麵拆解瞭偵探小說的構成要素,並將自己對"現代性"的思考引入瞭對偵探小說的分析。
作者簡介
西格弗裏德·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德國知名作傢、社會學傢、文化批評傢和電影理論傢。早年為《法蘭剋福報》的記者、時事評論員,因持續撰文對“納粹”進行批評,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後於1941年輾轉到達紐約。定居美國後,在紐約現代博物館任職, 從事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研究。
譯者黎靜,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譯有《從卡裏加利到希特勒》。
目錄
《偵探小說》導讀/ 因卡·米爾德-巴赫 001
引言 019
領域 023
心理學 049
酒店大堂 059
偵探 075
警察 093
罪犯 109
轉化 119
過程 133
結局 171
索引 179
譯者的話 195
精彩書摘
酒店大堂
教堂,其現實依賴於共同體的現實,在這裏,教眾完成連接之工,而單個人想必無法獨力完成。一旦人們踏齣教堂賴以創建的關係,這個地點徒留裝飾含義。如果教堂沉入無(Nichts),構建到極緻的文明社會或許因此擁有瞭證明其非實存(Nichtexistenz)的絕佳場所,正如教堂同樣證明瞭在現實中的聯結。誠然,社會對此毫不知情,因為它無法跳齣自己的領域去觀察,*同時,隻有審美構成物有可能指齣這一對應,它通過立形(Formung)令多樣性得以投射。在偵探小說中,酒店大堂一再露麵,它的類型特點錶明,酒店大堂被設想為教堂的對映形象,前提是,要在充分的普遍性中對兩種構成物進行理解,以將二者僅用於領域的確定。
在這兩個地方,人們以客人的身份齣現。不過,教堂被用於侍奉人們前去與之相遇者。酒店大堂則服務於所有人,這些人在此不為與任何人相遇。酒店大堂是這樣一些人的舞颱,對於那被不懈追尋的,他們並不尋找,也找尋不到,是以,在這包圍著他們並且唯有這包圍的空間裏,他們可謂是空間本身的客人。經理所代現的非人格性的“無”在此取代瞭“那不被認識的”(das Ungekannte),教區會眾即以後者之名集聚。當教眾為瞭充實關係而呼叫名字並盡心侍奉,散落於大堂的人們則不具疑問地接受東道主的隱匿身份(Inkognito)。他們斷無關係,他們必然滴入真空,置身於現實且緻力於現實的人們帶著同樣的必然從“無處”(das Nirgendwo)嚮著他們的使命飛升。
為祈禱和敬奉而齣現在教堂的會眾脫離瞭共同生活的不完滿,他們不是去剋服不完滿,而是心念不完滿並不斷將之吸納到緊張關係中去。他們的集會是對共同體那被定嚮生活的集中(Sammlung)和統一,這種生活分屬於兩個空間:由法則仔細思量的空間和超越法則的空間。在教會之地—— 固然不僅限於此—— 被分隔的進程相遇瞭,法則在此發生摺射卻未遭破壞,而當慣性的連續性時不時地被中斷,悖論性的分裂便在此被宣布為閤法。*通過對會眾的教化,共同體得以不斷地重新組建,對日常生活的擺脫保護日常生活自身免於沉淪。共同體嚮其源點的迴溯必須服從地點的和時間性的局限,迴溯由世界性的共同體傳導而來並在特殊假日裏發生,這些都隻是處在上界和下界之間的人地位可疑的標記,而這一地位迫使著人持續要求對在張力中被給予的或獲得的進行自主的固定。
由於低等區域的決定性特點是沒有張力,因此酒店大堂的相聚(Beisammen)不具意義。盡管在此也發生對日常生活的脫離,但這種脫離不會為共同體確保它作為教眾的實存,而是單純將人物們從奔忙熙攘的非現實轉移到這樣一個地方,在這裏,如果他們不僅僅是基準點,他們就將踏入空(Leere)。在大堂裏,人們發現自己與“無”麵對麵(vis à vis de rien),這裏是單純的空白,絕不像股份公司的會議室那樣服務於由理性設定的目的,這些目的必要時有可能遮蓋在關係中獲悉的指令。然而,在酒店的停留既不提供看嚮日常生活的視角,也不提供逃離日常生活的齣口,於是它製造的是一段與日常生活沒來由的距離,對這段距離的開發至多可能是審美式的——“審美式的”在此意即對非實存的人的確定,意即正定的(positiv) “那審美的”剩餘,這剩餘在偵探小說裏令非實存可供遷入。四下閑坐的人被一種對於自我創造著的世界的無利害愉悅感(interesseloses Wohlgefallen)攫住,人們察覺到這個世界的閤目的性,對於與之緊連的目的卻並無概念。康德對美的定義在此經曆瞭一次實在化(Realisierung),這次實在化認真地實踐瞭將美的定義與“那審美的”隔離並使這一定義不具內容;因為, 作為可與先驗主體相比較的、被閤理虛構的復閤體,在偵探小說被排空的個體們身上,審美能力事實上被排除在“那所有人的”實存性特徵以外,同時,它被去現實化為一種純粹的形式關係(Relation),這種關係對待自身(das Selbst)和對待素材(Stoff)一樣漠不關心。* 康德本人可以不考慮先驗主體這一恐怖的衝刺,因為在他看來,“那先驗的”(das Transzendentale)仍會非跳躍式地進入預製的主體— 客體世界。即使在審美領域,他也沒有徹底放棄“所有人”,這一點由他對“那崇高的”(das Erhabene)的確定加以證實,此即,將“那德性的”(das Sittliche)同時納入考慮,繼而嘗試將被肢解之整體的殘部重新接閤。*在酒店大堂,與崇高性無關的“那審美的”所得到的展現當然沒有理會這些嚮上求進的意嚮,而且,“無目的的閤目的性”(Zweckmäßigkeit ohne Zweck)的語式也將它的內容抽空。**正如大堂是不超越自身指嚮(über sich hinausweist)的空間,與之對應的審美狀態將自身設定為最後的障礙。隻要驅動突破的張力受阻,並且理性的木偶——不是人類——息瞭忙碌,這道障礙就拒絕被衝破。可是,終結於自我的“那審美的”就失去瞭根基;它遮蓋本應由它指明的“那更高的”(das Höhere),而它所意指的隻是本己的空虛(Leerheit),按照康德定義的字義,這種空虛是一種單純的力的關係。隻有當它有所侍奉,隻有當它投入與它自身無關的張力而不是要求自治,它纔能擺脫毫無內容的形式的和諧。如果人的自我定位超越瞭形態(Gestalt),美也纔可能成熟,是一種充實瞭的美,因為美是結果而不是目標——然而,當它被推選為彆無結果的目標,徒留美的空形式(Leerform)。無論酒店大堂還是教堂,對於在它們中錶達其閤法要求的審美意義都做齣瞭迴應;不過, 在教堂,美擁有的是一種用以自我指證的語言,在酒店大堂, 美兀自緘默,而且它明白,找不到他者。在品味高雅的俱樂部沙發裏,著意於理性化的文明走到瞭盡頭,相反,教堂座椅的裝飾源自賦予它們啓迪含義的張力。錶達侍奉之意的贊美詩於是翻轉為集錦麯,那鏇律助長純粹的虛無,而禮拜凝為愛欲, 這欲望沒有對象,四處遊走。
……
在酒店大堂,平等建基於與無的關係,而不是與上帝的關係。在這裏,在無關係(Beziehungslosigkeit)的空間裏,環境的更替不允許留下目的性的所為,而是因自由之故為其加上括號(einklammern),這自由隻能自我意指並因此沒入放鬆與冷漠。而在教堂,人的差異降格為暫時現象,差異又被嚴肅拆穿,在這嚴肅麵前,定義的確然性卻步,如果一段沒有指嚮的逗留沒有發齣任何呼求,它就會引齣單純的遊戲,這遊戲剛好將不嚴肅的日常生活推升為嚴肅事物。齊美爾(Simmel)將社會定義為“社會化的遊戲形式”*是完全有道理的,隻是,這個定義僅止於描述。這是在酒店大堂裏現身的人物們在形式上的一緻,意味著一種平等,意味著排空,不意味著充實。自奔忙中抽身,人纔真正贏得與“本真”生活之特殊之間的距離, 然而又不用服從某個自上而下對那些固定(Fixierungen)的效力範圍進行限製的新使命;於是,在不確定的“空”裏,人無助地消散為“徹底的社會環節”,這個環節多餘地站在一旁, 一旦開動,又麻醉不止。可見,本已是非現實性的相聚這迴的失效非但沒有把現實拉上來,反而嚮下滑入無差彆的原子們更加不現實的混閤物,顯象世界即由這些原子構築。如果在教堂齣現的造物明白自己是共同體的承載者,那麼從酒店大堂齣來的就是沒有本質的基本要素,閤理性的社會化本源就要追溯至此。要素近於“無”,它的形成相類於抽象的和形式的一般概念,逃脫瞭張力的思考錯以為可以藉著這些概念領會世界。這些抽象物(Abstrakta)是在關係中接收到的一般概念的倒像(Kehrbild):它們從“那無法理解的被給予的”那裏奪走可能的內容,沒有通過歸位於在上的固定而將這內容舉入現實;它們與被定嚮的所有人無關,後者將世界握在手中,與它們迎麵對立;說得準確些,它們由先驗主體設定,後者令它們分沾無能,這無能正是先驗主體因僭稱創世而陷入的無能。隨性飄蕩的理性隱約意識到瞭它的製約性,盡管它接納瞭上帝、自由和不朽的概念,卻與它所發現的那些同名的實存性概念並不相同,而範疇律令當然不是源於道德判斷之指令(Weisung)的替代物。無論如何,這些概念交織成瞭體係,這事實確證,人們不想排斥已經遺失的現實性;隻不過,人當然沒有握住現實,因為人用以尋找現實的手段是已經宣布與現實脫離關係的一種思考。隻有當理性除下麵具並衝入不再是在上固定之保護色的任何抽象物的空,隻有當它放棄誘人的協調且自身也渴望概念,理性的孤絕方得圓滿。對理性而言,一直作為“那無條件的”就唯有如今得到公開承認的“無”,在“無”之中,理性自上而下地極力創建它不再有力挽留的現實性。對於處在張力中的人們而言,上帝成為創造的始與終,全然走入歧途的智性於是用“零”(Null)製造齣形象充盈(Gestaltenfülle)的錶象。如果智性有意從最接近“零”的“那無含義的—普遍的”(das Bedeutungslos-Allgemeine)手中奪走世界,“那無含義的—普遍的”就從“無”中脫離齣來,以應導齣某物(Etwas)的必需。至於世界,隻有得到真正被經驗到的“那普遍的”(das Allgemeine)的解釋,世界方纔是世界。令“那多樣的”得以貫徹的諸關係被智性歸為能量總概念,稀薄的一層幾乎無法將這個概念與“零”區分開來;或者,智性盜用曆史發生的悖論並將“被平準的”(das eingeebnete)理解為單嚮度時間裏的進步;又或者,它狀似違心地將非理性的“生活”升格為實體的尊嚴,以從所有人的存在所釋放的剩餘裏重新獲得限定,並最大廣度地衝破這些領域。如果有以上對“那現實的”(das Wirkliche)最外在的還原(Reductionen)作為基礎,人—— 齊美爾的生活哲學所確認的人—— 就獲得瞭一幅有關在上領域地之診斷的諷刺畫,此畫之無所不包毫不亞於在“上帝”或“精神”等字詞的傳揚中得到的那幅畫。不過,與濫用已然無法被理解的範疇相比,動用空的抽象物明確地宣告瞭脫離張力的思維之事實的立場(faktische Position)。被耗空的術語將差異逐齣零的單調, 與這些術語對應的是酒店大堂的訪客們,他們令個體消失在社交麵具的外圍式平等之後。訪客們寄身於禮服之中,藉此取消瞭不確定的特殊存在,而在教堂,特殊存在讓位於站在上帝麵前的人們的那種不可見的平等,以此平等為齣發點,特殊存在完成對自我的更新和確定。人們的交談沒有目的地指嚮虛無的對象,因此人們在交談的外部性中相遇,交談之平常瑣碎隻是對祈禱的反映,而祈禱是嚮下指齣人們在不經意間規避的。酒店大堂對於保持安靜的強製要求並不遜於教堂,這錶明兩個空間裏的人們都自認在本質上是平等的。《威尼斯之死》(Tod von Venedig)* 對此大概是這樣描述的:“房間裏籠罩著莊嚴的寂靜,那是大酒店纔有的抱負。正在服務的侍者們腳步輕柔地在四周走動。茶具的碰撞聲,隻言片語的交談,這便是人們聽到的一切。” 這成為慣例要求的寂靜毫無內涵的莊重並非齣自也許處處可見的彼此體諒,而是效力於消除差異;這樣一種寂靜脫離瞭製造差彆的字詞並強製人們進入麵對著“無”的平等,交織著空間的聲音或許就在這平等中被嚇跑瞭。反之,在教堂裏,緘默意味著冥想被張力綳拉的自身,對人說齣的字詞被抹去隻是為瞭解放彆的字詞,這彆的字詞,無論是否已經被說齣,都超越指嚮人之外。
……
前言/序言
引言
偵探小說,在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看來,隻是無關文學的粗製濫造,在租書鋪裏討生活綽綽有餘,漸漸地,它已上升到瞭一個聲望與含義不容輕議的地位。同時,它的形態已經吸納瞭諸多堅實的輪廓。在其堪稱典範的作品中,偵探小說早已不再是由探險小說、騎士紀事、英雄傳奇和童話故事的下水匯流而成的麵目渾濁的雜燴,而是一種確定的風格類型,它堅定地以特有的審美手段展示著一個特有的世界。埃德加·愛倫·坡或許對此發展有著明確的影響,他的創作頭一次高純度地析齣瞭偵探的形象,並有效地錶現瞭善思的旁觀者。沿著他所指引的方嚮,要提到的大約隻有若乾名字,柯南·道爾的夏洛剋·福爾摩斯小說,加伯黎奧、斯文·埃爾維斯塔德、莫裏斯·勒布朗和羅·羅森海因的小說;以及圈外的奧托·索伊卡、弗蘭剋·海勒、加斯頓·勒魯。* 盡管側重、內容和審美各有偏嚮,然而,細究之,他們的作品屬於一個含義層麵並且聽從相似的形式法則。將它們全體捆紮又鑄上印記的是它們所證明的以及它們由之産生的理念:全盤理性化的文明社會的理念,對這個社會,它們進行極端片麵的把握,風格化地將之體現在審美摺射當中。它們感興趣的不是逼真地再現那被稱為文明的實在(Realität),而是從一開始就翻齣這實在的智性特徵;它們嚮文明物事執起一麵變形鏡,一副其鬍作非為的諷刺畫從中與之對瞪。它們呈現的圖像足叫人驚懼:它錶明社會的一種狀態,在其中,無所拘係的智性已經贏得瞭最終勝利,人與事僅止於外在的雜處並置讓人感到慘白而繚亂,原因則是,這幅圖像把被人為阻斷的現實扭麯成瞭怪相(Fratze)。與偵探小說所意指的這個社會的國際性相對應的,是偵探小說國際性的效力範圍,與這個社會在不同國傢裏的韆篇一律相對應的,是偵探小說的結構和主要內容相對於國族特性的獨立。如此這般畢竟賦予瞭偵探小說一抹變動不居的色調,同時,恰巧是高度文明化的盎格魯薩剋遜人找到並且綫條分明地塑造瞭偵探小說的類型,這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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