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時尚”：“生活美學”的趣味與癥候。

　　“奢靡”的社會生活風氣錶明晚明士民整體的日常生活水平之提高，其實質在於物質性在人的日常生存、情感、審美和精神生活領域的全麵凸顯。

　　對於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和審美鑒賞力的文人士大夫而言，這種“生活美學”在於藉助於“物”來裝點和營造一種審美化、藝術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從中獲得積極的情感和審美體驗，進而彰顯其纔情、趣味。

　　他們開始把“生活”視作自己施展纔華、體驗美感的“作品”，“生活”具有瞭與“藝術”並駕齊驅的地位，甚至，具體的藝術品，如琴、棋、書、畫、詩、賦、詞、麯等都退居一隅，成為營構、潤飾“生活”這一整體的、宏大的“藝術品”的細枝末節。

　　在此種生活和審美觀念波及下，日常用物自然要求“適用美觀均收其利而後可”，無關日用的“長物”“玩物”也成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內容簡介

　　本書立足於史料爬梳，在梳理和迴顧近百年來學術界有關晚明文史研究的成果基礎上，以晚明時代的突齣社會癥候——“‘物’的崛起”為切入點，采用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從整體性視野展示瞭前現代晚期中國社會生活、文藝活動和審美風尚的基本曆史特徵，深入探討瞭前現代晚期中國社會審美文化的嬗變過程，並對當前社會生活、文化藝術領域凸顯的重要問題做齣瞭理論迴應。本書提齣，“‘物’的崛起”與“生活美學”的興起，對前近代晚期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遷起到瞭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審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是前現代中國文明發展進程的必然，也是文化、藝術所無法逾越的曆史階段。

作者簡介

　　趙強，男，文學博士。現任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學術兼職有吉林省美學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吉林省作傢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會員等。主要從事中國美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在相關領域發錶學術論文30餘篇，齣版著作1部。

精彩書評

　　“晚明”，曾是一個頗為受寵的文化時代，如今被置於“前現代”的思想視閾之下，於是就有瞭“現代前夜”的某種意味；又被置於“物”之崛起的曆史邏輯之中，於是就有瞭“物質快樂”的某些色彩。由此切入，隨著本書作者的筆觸，迴到晚明曆史、社會和生活的“現場”，深入體驗個體日常生活與審美活動的方方麵麵，繼而感知彌漫於整個社會的生活時尚、審美風會，最終在更為宏闊的曆史視野中審視和判定晚明在中國社會、曆史演進洪流中所處的位置——這是本書為所有讀者所提供的嶄新的可能性。緣乎此，相信所有讀者都將有興趣與作者一道齣發，在萃取“現代前夜”審美文化價值觀念之際，自覺轉換主體意識到現代語境之中，使迴望曆史本身具有審視現實的思想力度，那就可以為當代的生活、藝術、文化乃至思想領域的建構輸入瞭源源不斷的活力瞭。

　　——韓經太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趙強《“物”的崛起——前現代晚期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遷》一稿，專門考察分析在晚明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世俗化過程中，社會審美風尚之嬗變，及其後世影響與餘響。關於晚明思潮與晚明文藝、美學的研究，在現代中國學術研究之中，一直受到關注，方方麵麵的研究成果已經積纍許多。但是，趙強的這一部書稿，卻非人雲亦雲之作，而體現齣瞭自己鮮明的研究特點和獨到的思想見解，就文藝思想和美學研究範圍而言，是一部具有相當突齣的思想個性和學術風格的著作。

　　——黨聖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目錄

【附：本書目錄】

引 論

第一章 前現代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物”

一、引 言

二、釋“物”：一個萌檗於生活的概念

三、“觀物”、“用物”與“體物”：物的價值和意義

四、被壓抑的“物欲”：“物化”論的兩條綫索

五、餘 論

第二章 “物”的崛起：前現代晚期中國的生活時尚與“生活美學”

一、引 言

二、“人遵畫一之法”：明初社會生活風氣之真相與反思

三、“奢靡”：晚明生活與審美的新形態

四、“時尚”：“生活美學”的趣味與癥候

五、“物妖”：“物”的崛起與前現代晚期中國社會的曆史動嚮

六、餘 論

第三章 “物”的魅惑：前現代晚期中國社會的觀念蛻變

一、引 言

二、“物力蘊藉，匠作精良”：盛大的物質奇觀

三、“天下秀纔窮到底”：審美、欲望的糾纏與價值觀衰變

四、“全身計”與“好生涯”：政治生態與治生觀念嬗變

五、“清福”：傳統生活觀念的蟬蛻

六、餘 論

第四章 “物”的力量：文化、思想的世俗生活化

一、引 言

二、“藝到精處，皆可成名”：技術的更始與工商階層文人化

三、“一罐之力”：商業浪潮的衝擊與文化階層的抗拒

四、“幫閑”：文化的妥協及其商業化、世俗化

五、“拔病根”：走嚮世俗生活的心學

六、餘 論

第五章 審美的“物化”與反撥：“生活美學”的多重麵孔

一、引 言

二、“人不可無癖”：審美方式的雙重“物化”

三、“閑情”、“閑適”之延展與“生活美學”的智慧

四、從李贄到“三袁”：反抗絕望的“快活”哲學

五、“近代價值”抑或“曆史輪迴”：晚明文藝思潮的再審視

六、餘 論

結 語 “極盛”與“極敝”的曆史邏輯

引用和參考文獻

後 記

精彩書摘

　　然而，“物”的凸顯並不僅僅局限於把玩“長物”之風的流行。柯律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提齣，前述晚明那些以“長物”為主題的著作實際上實在建構一種“文人趣味”，進而維係社會和文化的“區隔”。這自然是切中瞭問題的要害，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遮蔽瞭晚明時期更為波瀾壯闊的物質文化景觀。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不僅是作為“多餘之物”的“長物”，而且連日用常行之物，哪怕是鄉間婦女的鞋襪、販夫走卒的衣衫，抑或是社會大眾的飲食居處、乘輿轎輦，都呈現齣史無前例的繁庶態勢：就其“量”而言，可謂“極大豐富”；就其“質”而言，可謂“匠作精良”；就其內容覆蓋而言，可謂人生日用無遠弗屆；就其形式創製而言，可謂極盡工巧華美奢靡……如果我們單從“文人趣味”的角度加以理解，我們就容易將目光停留在藝術的領地，忽視那股以“物”為錶現形式、貫穿於晚明日常生活、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潮中的潛在力量——物質、感官和欲望。這也正是前文所提及的晚明道學傢、正統知識分子所密切關注、嚴厲批評的核心問題，觸覺敏銳的思想傢意識到，原本馴服於古典生活觀念、社會規範和文化秩序的“物”及其背後潛藏的人類的物質、感官和欲望衝動，到瞭他們這個時代，噴薄而齣，不僅在生活事實領域開疆拓土，而且衝擊、破壞瞭既定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穩固性。

　　由此，我傾嚮於將晚明社會文化的這一新動嚮稱之為“物”的崛起。

　　……

　　重思“晚明”：“早期現代”還是“前現代晚期”？

　　有關這一曆史圖式的把握和命名，20世紀以來齣現瞭諸多影響較大的學術概念。在前文中，本書業已對中國現代史學界常用的“晚明”“明末清初”及“明清之際”等概念進行瞭分析，闡釋瞭他們雖然冠以朝代稱謂卻力圖擺脫中國傳統史學之“朝代循環”論述的內涵及用意。值得關注的是，自20世紀後期以來，在西方漢學的影響下，有關世界體係中的“早期現代性”的討論逐漸被引入明清史研究領域，逐步取代瞭此前風靡一時的“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濛”等問題，催生瞭一係列新的學術命題，諸如“晚期帝製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早期現代中國”（Early Modern China）和“前現代晚期中國” （Late Premodern）等，由此也拓展瞭當前重新審視晚明曆史定位的新方嚮。

　　其實，“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y）是一個萌生於歐洲史研究的史學分期概念。20世紀以來，歐洲史學研究界在有關歐洲現代性的本質及意義的討論中發現，“17世紀開始齣現的早期現代經驗，最終會産生齣特徵在啓濛時代已錶露無遺的現代性”，這些“早期現代經驗”包括“單一民族獨立國傢的形成、公民社會的齣現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等。後來的史學傢的雄心，顯然不滿足於此，他們“經過一番對其重要性及意義的演繹，本來隻是西歐世界的一個曆史片段，就成為瞭一個可被識彆的紀元/時期/時代”。這種“早期現代性”之外延擴張的顯例，就是從20世紀後期以來，它被廣泛用來闡釋16世紀至19世紀的世界史進程，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非歐洲區域均未能幸免。然而，史學傢們也很快意識到這種根植於歐洲經驗的“早期現代性”並非靈丹妙藥，其所立足的民族國傢、公民社會和資本主義三要素，在解釋非歐洲區域的“早期現代”史時往往捉襟見肘。因此，一種內涵更為豐富、力圖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多元現代性”觀念得以建構起來：如果說市民社會和民族主義構成瞭歐洲現代性的獨特標記，那麼“公共空間和超越原初人際紐帶、世俗化的地域性集體認同便是東方與西方早期現代性的共同標記”。

　　按照這一思路，許多漢學傢開始在“中華帝國晚期”或“早期現代中國”尋繹傳統的衰落與新生的可能。1970年，孔飛力齣版瞭其蜚聲世界的著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他在該書中提齣，“迴顧100年前，若乾不祥的發展錶明，新的力量已起著削弱傳統中國社會的作用；清代中葉時期的中國經受瞭種種持久且在擴散的弊端，這些弊端全然超齣瞭王朝衰落的限度，將不可避免地決定它的前途”。在他看來，盡管清帝國成功地平定瞭太平天國的叛亂，維係瞭王朝的命脈，但在平叛過程中隨著各地團練的興起，地方的控製權逐步由基層官僚轉移到地方精英即紳士手中，催生瞭地域認同和自治觀念等——清帝國的統治根基依然穩固，但中國的社會結構卻由此被改變，再也無法重建，這就是所謂“帝國晚期”之“晚”的內涵。孔飛力所強調的中國社會在曆史的連續演進中所呈現的內部變化，經由後來的學者一再闡發，終於形成瞭一種側重於討論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中國文明內部變遷的“晚期帝製中國”學脈。雖然這一學脈著重闡發中國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衝擊以前自身的結構性變遷，但這種結構性變遷所指嚮的並非“現代”，而是傳統的“衰落”。正如孔飛力所言，隻有“外界因素——新技術、新觀念、新的社會結構模式——的影響”，亦即西方入侵，纔是構成中國曆史走進現代的“決定力量”。這就未免又迴到瞭“歐洲中心”的目的論。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後來所齣現的“早期現代中國”論者們的樂觀信念。在他們看來，過去的五百年間中西方有著“平行發展的經曆。在這一時期裏，中國社會像西歐一樣，也變得更加都市化，更加復雜，經濟更加發展，文化更加成熟。所不同的在於東西方變化的步子。西方在18、19世紀的變化開始發生得如此迅速，以緻相比之下中國顯得停滯不前……事實上中國在這一時期絕非停滯而是正在變革之中，甚至也許比曆史上大部分時候都變革得更為迅速，隻是西方空前的變革步子纔使得中國的變革看似停滯不前”。比如最早使用“早期現代中國”概念的漢學傢羅普在研究《儒林外史》時，曾感嘆道：“盡管吳敬梓已經去世200多年，而且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瞭，但是他的生活和思想中的某些方麵卻看起來具有顯著地現代性”——令他感到驚奇的“現代性”，即《儒林外史》中所反映齣的城市化、商品經濟和世俗化的文藝走嚮。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也在思考明清社會如何“走齣中世紀”的問題。比如硃維錚先生認為，晚明以降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繁盛、王學的流行與西學的輸入，共同醞釀瞭一種“近代意識”的覺醒：“那時的中國也同當時的歐洲一樣，已經有走齣中世紀的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柯律格在其著作《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中由觀念史轉嚮物質文化史，提齣“16世紀的中國呈現齣如此眾多與歐洲相近”的“資本主義消費模式”，則進一步推動瞭中西方頡頏並進步入“早期現代性”的結論——與“晚期帝製中國”論相較而言，正如有的學者所指齣的那樣，“早期現代中國”論不過是“把中國目的論的衰落時間之箭換成瞭歐洲目的論的興起時間之箭”，換言之，盡管多數學者已意識到要“在中國發現曆史”，然而其衡量曆史的坐標係，卻依然是歐洲曆史的現代化軌跡。

　　如此說來，晚明以降曆史，竟不可避免地或跌入衰落、或奔嚮歐洲麼？晚明社會所孕育的豐富的變化，“物”的崛起所暗藏的巨大力量，究竟要牽引著中國曆史走嚮何方？在本書看來，迴答這一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嚴格界定所謂“早期現代性”的核心內涵。仔細玩味前述諸多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商品經濟的繁榮、城市化的推進、社會體製的科層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等構成瞭他們判斷中國文明是否步入“早期現代”的主要標準。然而，根據金世傑的觀察，“至少從上一個韆年之交開始，經濟的發展、大規模的城市化、政治上的集權和領土的控製正在全球範圍內開展並不斷擴張”，也就是說，至遲從宋代開始，被人們奉為“現代性”之主要尺度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現象，都已露齣端倪。這也正是20世紀前期日本漢學傢內藤湖南提齣宋代是中國曆史“近世”開端之曆史命題的原因所在。他注意到，“唐宋之交在社會各方麵都齣現瞭劃時代的變化：貴族勢力入宋以後趨於沒落，代之以君主獨裁下的庶民勢力的上升；經濟上也是貨幣經濟大為發展而取代實物交換；文化方麵也從訓詁之學而進入自由思考的時代”，這些變化共同促成瞭中國社會由“中古”嚮“近世”的轉變。就此而言，如果說上述標準依然奏效，那麼中國社會甚至比生産這些標準的歐洲更早萌生齣“早期現代性”。正因此，金世傑強調經濟方麵的增長並非其時歐洲的專利，它也不能構成判定一個文明是否進入“早期現代”的決定性指標；同樣，“城市化、繁盛的國內外貿易、集權和科層化版圖的政府這些普遍現象，與後來的工業化和憲法政府”之間也“並沒有什麼必然的、充分的聯係”。

　　那麼，判斷一個文明是否進入“現代性”的標準又當如何確立？金世傑說，“沒有普世的或歐洲的現代性提供給這個世界去采納或抗衡；隻是說，在歐洲文化裏有一股特彆的細流——機械科學——它對自然知識的生産和生産力的提高産生瞭極大的推動作用”。正是這股“機械科學”的細流，構成瞭推動歐洲工業資本主義亦即“早期現代性”興起的根本性力量。就此嚴格的尺度而言，明清時期中國並不能以“早期現代性”視之，其所蘊藏的變革衝動，也並非僅僅指嚮“帝國的衰落”，而是處於“前現代晚期”的曆史階段。在本書看來，這一論斷既描述瞭10世紀以來的世界史演進區彆於以往的整體進程及其晚期所呈現齣的新動嚮，又與“歐洲中心論”的現代史觀保持瞭相當的距離，它為我們開放、公允地討論、闡釋和判斷包括中國在內的非歐洲區域的前現代史提供瞭更多可能性。因此，與“晚期帝製中國”與“早期現代中國”相比，我更傾嚮於使用“前現代晚期”來概括“物”的崛起所隱喻的曆史圖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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