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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思想的力量》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传记。科尔奈的学生之一许成钢先生是这样评价《思想的力量》的：“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创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先驱，在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师的高度、学者的深度揭示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及规律。科尔奈是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计划、改革、转轨等方面同时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
　　《思想的力量》是集制度变迁及经济学思想史为一身的经典。”这部书稿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思想的发展历程，一条是生活的经历。科尔奈于1986年、1999年、2005年三次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认识是“距离遥远感觉亲近”，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问题的深入洞察力使得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把他的著作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文献。

作者简介

　　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1928-）现任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终身荣誉研究员，哈佛大学埃利．S．弗里德荣誉经济学教授，中欧大学特聘教授。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56）、《反均衡论》（1971）、《短缺经济学》（1980）、《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以及集毕生研究的总结之作《社会主义体制》（1992）。
　　
　　安佳，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专业领域：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著有专著4部，译著25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张涵，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精彩书评

　　★科尔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曾翻译成中文，他的理论和观点是中国经济学人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所熟知的，也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吴敬琏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启迪了一代中国经济改革者。作为改革思想家和研究者，他的这本自传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极具启发。思想的力量*终可以超过利益的驱动。
　　——钱颖一
　　
　　★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创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先驱，在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师的高度、学者的深度揭示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及规律。科尔奈是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计划、改革、转轨等方面同时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此书是集制度变迁及经济学思想史为一身的经典。
　　——许成钢
　　
　　★这本自传是“本时代*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
　　——青木昌彦

目录

前言

1．我的家庭和青年时代：1928－1944年
我的父亲
我的家庭
德意志帝国学校
寻求知识之路
1944年：父亲的命运
1944年：我的逃亡

2．我如何成为共产党员：1945－1947年
入党的各个阶段
对1944年创痛的反应
思想的转变和对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接受
超凡魅力的人
归属共产主义团体
机会与个人能力

3．在党报工作：1947－1955年
一帆风顺
激励因素
报社的生活
对经济问题的认知
思想的空白
道德清算

4．觉醒：1953－1955年
“新方针”
与昔日囚犯的一次会面
澄清思路的讨论和阅读
我的第一次“反抗”
对伊姆雷·纳吉著作的评论
《自由人民报》的反叛
《自由人民报》时期的结束

5．研究生涯的开端：1955－1956年10月23日
《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
背景
思想的砥砺
开始研究工作
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
论文获得的初步认可
政治背景

6．革命及其后：1956年10月23日－1959年
伊姆雷?纳吉的新政府规划
匈牙利自由报
动乱的日子，动乱的年代
《过度集中》的后续影响
被研究所开除
尚未被捕，但面临被捕威胁
友谊和团结

7．我的大学：1957－1959年
自学
兰格－哈耶克论战
继续从事轻工业研究
划清界限
一条死胡同
人生决择

8．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应用：1957－1968年
《两级计划》
结识陶马什?科普塔克
利润分成制的数理研究
纺织业计划
两级计划
中央计划的理想模型
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最初原则
计算
值得吗？
与数学家的合作

9．西方之行：1963年后
出国之前的事情
英国剑桥
在伦敦经济学院
间谍和线人对我的相同看法
对我海外访学和作品的看法
一次未能得逞的告发

10．反主流经济学思想：1967－1970年
《反均衡论》
《反均衡论》发表的过程
促使我撰写《反均衡论》的原因
某种引人深思的相似性
一般理论的作用范围
理性决策者
非价格信号
均衡与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解释
学科的改革抑或革命
对《反均衡论》最初的认可及长期影响
《反均衡论》值得写吗？
一些主观评价

11．研究所、大学和科学院：1967年后
经济所掌门人
若无其事
信任与宽容
夭折的研究所改革
羁绊下的教学
我怎样成为院士
院士的特权

12．探索与准备：1971－1976年
《突进增长与和谐增长》
《非价格管制》
经济增长：强制增长还是和谐增长
剑桥大学的邀请
腰部打上石膏——凯恩斯和赫希曼
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
继续在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访学
自主管制
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
建造新居
印度毛泽东主义者眼中的市场导向改革

13．思想的成型：1971－1980年
《短缺经济学》
启发灵感的环境
《短缺经济学》的主旨
自我审查
出版社的审稿人
第一印象
与“非均衡”学派的争论
与正统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的争论
有助于削弱社会主义体制
再谈出版的政治和伦理困境

14．一个突破：1979年后
《软预算约束》
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
背景
实证检验
对软预算约束现象建立数学模型
第一篇总结性文章背后的故事
几点教训

15．温和而客观的批评：1968－1989年
《匈牙利改革过程：愿景、希望和现实》
或明或暗的希望
从幼稚的改革者到严谨的分析家
“不要指手画脚发指示……”
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
产权的重要性
兰格模式与匈牙利的改革现实
题外话：匈牙利的另一种现实
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

16．哈佛大学：1984－2002年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
迁居坎布里奇
教学的快乐和烦恼
多元化与宽容
道德操守

17．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年后
是什么让我心系匈牙利
坎布里奇和布达佩斯的生活比较
世界文化的中心
朋友们
悠游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中间
中国之行
客居如家

18．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研究：1988－1993年
《社会主义体制》
撰写该书之种种
进行综合的意图
实证分析和价值
一般性模型
太早还是太晚？
东西方的认可
左派和右派的排斥
一件奇怪的事情

19．转折点：1989－1992年
《通往自由经济之路》
预言的局限
哈佛商学院公园和布达佩斯盖勒特山上的解决方案
《通往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
最初的反应
模仿的结束
为了私有部门的健康发展
公共基金的责任
维稳手术
论平衡

20．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90年后
《公路与小路》
《奋斗与希望》
《转型中的福利、选择和团结》
对匈牙利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医疗体制改革
他们征询你的意见吗？他们留意你的意见吗？
实际效果
制定货币政策
对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评论

21．继续向前：1990年后
《制度变化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
《诚实与信任》
对体制变化的解释
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
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所
一段华彩的间奏：我的70岁生日
哈佛大学的教学与告别
返乡
“您现在做什么”？

缩略语
年表
术语表表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纳吉巴托尼一乌伊洛克砖厂成了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一个中转站。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战后又回来了，他们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这家砖厂，有些人还说，他们得到过砖厂工人的帮助。以担任驱逐任务的官员、宪兵和警察为一方，以砖厂的工人为另一方，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很显然，有些工人因为自愿帮助被驱逐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能证明这种说法的可靠证据。
　　1944年夏天，布达佩斯犹太人身上的压力相对而言轻了一些。有传言说，各省的犹太人都已经驱逐干净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了。同时，我碰到了一位好心的大夫伊什特万·绍博（Istvan Szabo），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开了一张假证明，证明我不适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我获准离开了砖厂。
　　秋天日渐临近，新学期也开始了。我应该再读一个学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我当时决定取下身上佩戴的黄星标志，再去学校上学。值得一提的是，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从我的同学那里听到过一句反犹太人言论，但我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半点同情的表示，而我从其他学校的非犹太人朋友和熟人那里，反倒是得到过一些同情，这让我很不好受。我的同学从不来我家里，也不给我打电话。战后，我碰到过几位中学同学，我因为他们当年的冷漠而说了他们几句，但他们却用很不理解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根本不明白当年他们忽略了什么。他们也曾满怀善意地考虑过我的处境，也愿意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学校和养育我们的家庭就没有教导我们如何表示理解、同情和团结。
　　整个夏天和初秋，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当时，姐姐与一位成了我家房客的宪兵中尉达成了一项古怪的协议，所以我们从“大卫之星”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姐姐的公寓。姐姐跟中尉的协议是，如果我们在战争中丧命，而他与他的家人幸存了下来，那么出租的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但如果我们有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那么我们搬回原来的房子，他们则另寻住处。结果是后一种情况。但是在1944年的夏天，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命运将把我们带到何处。只要我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其余三个人，我和姐姐莉莉以及温柔善良且身怀六甲的中尉妻子，就会谈论一些让一个16岁少年喜欢的笑话，我们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那样，开怀大笑起来。
　　10月15日，匈牙利政府摄政霍尔蒂（Horthy）发布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告，称将与苏联军队达成停火协议。公告发布之后不久，成群结队的匈牙利纳粹，即箭十字党成员就出现在了大街上。恐怖局势在佩斯一侧持续了十周左右，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杀人，后来就升级成大规模杀戮。一个月后，布达一侧的德国人和匈牙利箭十字党成员才被消除干净。箭十字党夺权之后几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征召所有的犹太人服劳役，甚至征召包括原来免服军役的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年轻人和老人。我当然也在征召之列，并与一名与我年纪相当的年轻人和一名老头编在一队。新征的劳工集中起来之后被分到了各队，然后出发前往目的地。第一天晚上，我们驻扎在费里海吉机场一座没有完工的新候机楼里，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背包做枕头。黎明来临之际，我发现离我不远的一位老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这种混乱和长途行军已经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
　　在我们到达距布达佩斯20千米之遥的小镇韦切什（Vecses）之后，我们住进了马棚，一百多人紧挨着躺在麦草上。住在这种地方全然没有之前在砖厂过夜时那种快乐的露营气氛。那些年纪大的人最遭罪了，他们晚上起夜时，常常会因为在黑暗中踩到其他人身上而摔倒。每天早上，这些早已习惯了温暖的洗漱间的人，只能用冰冷刺骨的冷水勉强洗漱一番。发给我们的食物也非常少，所以我们在田野里挖战壕时，就会挖胡萝卜充饥。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相互之间根本不认识，所以我们无法建立同志或朋友般的亲密关系。无人分担我的心事，也无人与我共同解决问题。
　　……

前言/序言

　　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作者看来，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1985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
　　不久，我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在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长期存在食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极度短缺。沿着该书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短缺并不是计划制定者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一体制不断再现着短缺经济。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他们可以用我在该书中提出的逻辑，批评官僚集权体制，批评僵化的计划指令体制，并倡导市场化改革。当时，我的所有著作只有这一本拥有众多的中国读者。
　　此后，我的著作在匈牙利文版或者英文版之后，很少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所到之处尽是赞赏和欢迎之声。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旅行都是伟大的智识体验（更别提那些文化、艺术和旅游胜地以及美食了，我真的感谢东道主让我享受到了这一切）。在我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无论身处大学校园还是政府办公室，也无论与学生和教师一起还是与政府官员一道，他们总是一次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对此我总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一个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深感荣耀和喜悦吗？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我非常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希望多数读者都能感觉到：他们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有13亿人口，匈牙利的人口却只有1000万，只抵得上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则比较短。两国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乃至不同的文字，种种不同还可以不断续写下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
　　中国和匈牙利都熟知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律，我在书中将这种体制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是最早对这一体制实施改革的国家。那时候，渴望进行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希望看到为匈牙利改革奠定基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匈牙利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加快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的转型过程颇为相似。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传记的背景，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读者同样熟悉的历史背景，是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生活之外部环境的发展中，而且是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这种相似性。传记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
　　在我踏上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之旅时，我还很年轻。此刻，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是84岁的高龄了，但我依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从事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指导学生。中国有尊老的古老传统（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普遍遵守这一传统），因此对读者来说，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个老人涵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或许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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