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國學經典,名傢譯注,用詞精準,文字曉暢。
內容簡介
《春鞦公羊傳》以闡述《春鞦》的義理為主,兼研討《春鞦》的文理和史實,是“春鞦三傳”中較早得到承認的一部經傳。本書經傳以《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每章冠以題解,注釋精當,譯文通順易懂。
作者簡介
王維堤,1934年齣生於上海,早年就讀於大連工學院,後改攻中國古代文史,曾任職於上海古籍齣版社。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發錶過學術論文、語文劄記、文史小品數十篇,並整理點校《夜談隨錄》、《小山樂府》等古籍多種。主要著作有((龍的蹤跡》、《龍鳳文化》、《中國服飾文化》、《中國古代夢文化》、《春鞦公羊傳譯注》等。
目錄
前言1
隱公1
桓公50
莊公97
閔公174
僖公182
文公263
宣公307
成公349
襄公389
昭公447
定公510
哀公546
精彩書摘
一 《春鞦》是孔子根據魯國史記修定的,這一點,傳《春鞦》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說法是一緻的。楊伯峻先生在《春鞦左傳注·前言》中說:“孔丘未曾修或作《春鞦》”,隻“用《魯春鞦》作過教本,傳授弟子”。在這裏,我們要對孔子修定《春鞦》多說幾句。 《孟子》記錄瞭孔子自己對《春鞦》所說的兩句話,一句見於《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鞦》。《春鞦》,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鞦》乎,罪我者其唯《春鞦》乎!”……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一句見於《離婁下》: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鞦》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見孔子把《春鞦》看成是錶現自己政治觀點的著作,《春鞦》之“文”雖是編年史,可是它還有“義”,那就是“王者”之道。 與孟子同時的莊子,在《天下篇》裏談到他對儒傢六藝的看法時也說: 《春鞦》以道名分。他也看齣《春鞦》不是純粹的編年史,而存在著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這種功能與作用,當然是孔子修《春鞦》時賦予它的。 司馬遷在《史記》裏多次提到孔子修《春鞦》的目的和經過。《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迴答瞭上大夫壺遂提齣的問題:“孔子何為而作《春鞦》?”《孔子世傢》說,魯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歲)西狩獲麟後,孔子深感“吾道窮矣”,認為“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鞦》”。他對原始史料作瞭處理,“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十二諸侯年錶·序》說:“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鞦》。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司馬遷對整理、采擷、編定史料有豐富經驗,所以他把孔子修《春鞦》的過程錶述得如此簡明扼要,是有實際體會的。 孔子在修《春鞦》之前,對所謂“史記舊聞”必早有搜集,並相當熟習。《藝文類聚》捲八十引《莊子》佚文: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鞦》也。”這個“《春鞦》”,當然不是孔子編定的《春鞦》,而是孔子修《春鞦》的素材——魯國或各國的史記。《孔子世傢》記孔子早年曾與南宮敬叔一起“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那麼,他迴答老子所說的“《春鞦》”,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記。孔子晚年不曾到過周,所以楊先生說,《十二諸侯年錶·序》所說的“西觀周室”與《孔子世傢》是有矛盾的,其實太史公這裏隻是籠統的敘述,並不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的。至於《公羊注疏》徐彥題下疏引《閔因敘》說:“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鞦》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則是漢代緯書之說,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鞦》,主要依據的是魯國的史記,即所謂《魯春鞦》。當時各諸侯國之間有將史官所記大事互相通告的規矩,所以《魯春鞦》不僅記有魯國的史事,也記有彆國的大事,《禮記·坊記》說:“《魯春鞦》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記的就是晉國的大事。 《魯春鞦》的內容可能有些蕪雜,所以孔子修《春鞦》時纔要“去其煩重”,“削則削”。《公羊傳·哀公三年》說:“《春鞦》見者不復見。”就指齣瞭這個特徵。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這個楚宮,是魯襄公齣訪楚國時看到楚國宮室相當華美而有南國情調,迴國後仿造的。“作楚宮”是魯國的一件新鮮事,《魯春鞦》應該記的,但《春鞦》卻不書。何休《解詁》雲:“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孔子“去其煩重”而把它“削”瞭。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傳》雲:“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周代強調同姓不婚,吳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後,與魯國同屬姬姓,因此魯昭公娶吳女是非禮的。《禮記·坊記》說:“《魯春鞦》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這裏說瞭兩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吳”,即不稱孟姬,而改稱“吳孟子”;一件是記其死曰“孟子卒”,連吳也不加瞭。可見《魯春鞦》原本記有娶夫人吳孟子的一條,還記有孟子卒的一條,到孔子修《春鞦》時,把娶夫人吳孟子的一條刪削掉瞭。《論語·述而》說: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可見魯國稱昭公夫人為“吳孟子”,是其他諸侯國也知道的,這可能是昭公娶她時通告瞭各國。因而《魯春鞦》曾有關於昭公娶夫人吳孟子的記載,完全閤乎情理。《春鞦·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闕一“鼕”字。何休《解詁》說:“去鼕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雖為臆測,不為無理。但貶之之說未必是,蓋是年鼕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條因“見者不復見”而刪節瞭,連帶也闕瞭個鼕字。這一條,即《禮記·坊記》所稱“去夫人之姓曰吳”的那一條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鞦》也不完全是削,還有“筆則筆”的一麵。例如桓公娶文薑,《春鞦》記得就十分詳細。《桓公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據《左傳》說是桓公無媒而聘文薑,這在古代是非禮的事。《春鞦》據實而書,譏貶之意自見。接著,“(鞦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薑氏於(魯國地名)。公會齊侯於。夫人薑氏至自齊。”可說是不厭其煩瞭。《公羊傳》在“齊侯送薑氏於”下說:“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境)送女,非禮也。”古代諸侯女兒齣嫁,國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齊僖公無媒把女兒許婚在前,又親自送女兒齣嫁在後,如此一再非禮,這是《春鞦》“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左傳·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後來桓公因文薑與其兄齊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薑在桓公死後繼續與齊襄公私通,《春鞦》都含而不露地作瞭微妙的揭露。莊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薑與齊襄公相會的記錄,直到莊公八年齊襄公被弑為止。迴過頭去再讀齊僖公急於嫁女甘冒非禮的文字,纔明白這個當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隱衷瞭。這是《春鞦》“筆則筆”的地方。 《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鞦》教也。”屬辭是遣詞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薑與齊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舊文而見義,字句上雖沒有什麼變動,但讓事實說話,自寓譏貶之意。 屬辭,即對史記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這種情況,有時是純粹修辭上的問題,如《公羊傳·莊公七年》雲:“《不修春鞦》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鞦》,就是《魯春鞦》,指魯史舊文;“君子修之”,則指孔子所修的《春鞦》。類如這種文辭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後《魯春鞦》的佚失,我們已經不能知道得更多瞭。另外,在史實上,孔子取審慎態度,不隨便改動。如《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孔子根據青年時代的親身見聞,認為“納北燕伯於陽”應該是“納北燕公子陽生”之誤。但是他尊重魯國史記原文,不率爾以自己的記憶為準,去修改《魯春鞦》。他說《春鞦》是“信史”,“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即他的改動隻是在詞句上。所以屬辭更多的是義理方麵的問題,即世稱“一字褒貶”的“《春鞦》筆法”。首先提到這一點的是《左傳》。《春鞦·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穀梁》作輒)。”這個“盜”,據《左傳》說原作“齊豹”,《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曰“盜”。……是以《春鞦》書齊豹曰“盜”……以懲不義……其善誌也。故曰: 《春鞦》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又如《春鞦·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傳》脫)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魯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諸侯國的“人”實際上都是該國的卿,《左傳》一一列舉瞭他們的氏和名。卿不書氏和名而書人,在《春鞦》就是一種貶。《左傳》: 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諸侯,會伯子男可也。這種一字褒貶,《公羊傳》說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但《公羊傳》的說法,往往與《左傳》有歧異,與《穀梁傳》也互有異同,有時是非很難定奪。有人便趨於極端,說“以《春鞦》為褒貶者,亂《春鞦》者也”(鄭樵),想否定孔子修《春鞦》寓褒貶之意。善於用獨到見解論古議今的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則說:“孔子得史記以作《春鞦》,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齣於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傾嚮性的。 《史記·孔子世傢》談到孔子修《春鞦》時舉例說: 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鞦》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鞦》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司馬遷是明白記載孔子修《春鞦》的。他以史學傢的眼光,比較推重《左傳》,所以在《十二諸侯年錶·序》中敘明瞭孔子修《春鞦》以後說: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即《左傳》)。可見,司馬遷認為,《左傳》傳《春鞦》,是比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論《春鞦》之義時,又全用《公羊》學傢之語和子夏之說。司馬遷生活的年代,《穀梁傳》還沒有興起,他是同時受《左傳》和《公羊傳》影響的。 二 《公羊傳》和《穀梁傳》都傳自子夏。相傳,孔子是著重把《春鞦》傳授給子夏的,《孝經鈎命決》說:“孔子曰:‘《春鞦》屬商,《孝經》屬參。’”商就是子夏,參就是曾參。這說法齣自緯書,有不可盡信的一麵(“《孝經》屬參”),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麵(“《春鞦》屬商”)。從後人所記子夏本人的言論看,他對《春鞦》確實很有心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鞦》也。……子夏曰:“《春鞦》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董仲舒《春鞦繁露·俞序》: 衛子夏言:“有國傢者不可不學《春鞦》,不學《春鞦》,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鞦》之法,緻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又: 子夏言:“《春鞦》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劉嚮《說苑·復恩》: 子夏曰:“《春鞦》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顯然,子夏概括的《春鞦》之義,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禮;一是“重人”,即仁。禮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傳》最初是口頭傳授的,據《春鞦公羊傳注疏》徐彥疏引戴宏序: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鬍毋子都著於竹帛。景帝時,鬍毋子都與董仲舒同治《公羊春鞦》,皆為博士。此時傳《春鞦》者雖有五傢(另有鄒、夾二傢,因“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而不傳),隻有《公羊傳》立於學官。《公羊傳》因開宗明義提齣“大一統”之說,結末強調“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鞦》”,其所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又利於鞏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漢初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時,詔太子受《公羊春鞦》,由是《公羊》大興。《穀梁傳》至宣帝時方始立於學官,《左傳》則直至平帝時纔一度立於學官,以後王莽、光武帝都曾設《左傳》博士,卻曇花一現。終漢之世,在經今古文之爭中,《公羊傳》在官學中的地位都不曾動搖。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莊彭祖、顔安樂。至東漢,《公羊》遂分為嚴(避漢明帝劉莊諱改)、顔之學。靈帝時,何休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作《春鞦公羊傳解詁》,是漢代《公羊》學的總結。 魏晉以後,《左傳》漸以其詳備完整的史實與豐美流利的文辭嶄露頭角,越來越見重於世。相比之下,《公羊傳》、《穀梁傳》逐漸受到冷淡。晉代還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鞦》,多有新義”(《晉書·王接傳》);又有劉兆“以《春鞦》一經而三傢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仇敵,乃思三傢之異,閤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鞦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閤者,舉其長短以通之”(《晉書·儒林傳》)。但總的趨勢,卻是《左傳》盛行,而“《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北史·儒林傳上》)。雖然如此,《公羊傳》仍是儒者們推崇的一部經傳,所以北魏劉蘭“排毀《公羊》”,有人便指責他“毀辱理義”,劉蘭“由是見譏於世”(同上)。 五經博士是漢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當時《春鞦》隻列《公羊》一傢。東漢靈帝時的熹平石經也隻刻《春鞦》和《公羊傳》。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卻沒有瞭《公羊傳》,而隻選定瞭《春鞦左氏經傳集解》(杜預注)。唐初李淳風等編撰的《隋書·經籍誌》說: 晉時,……《穀梁》範寜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可見到瞭唐初,《公羊傳》的研習幾成絕響。但《公羊傳》仍列於“九經”(《初學記·經典》),貞觀二十一年詔,將蔔子夏、公羊高、何休與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顔子俱配享廟堂。唐文宗開成年間所刻石經,也並列《春鞦》三傳。玄宗天寶末年,啖助“善為《春鞦》,考三傢短長”而“好《公》《穀》二傢”,“縫補缺”,十年而成《春鞦集傳》(《新唐書·儒學傳》)。德宗、憲宗之際,殷侑又專為《公羊傳》作注,被韓愈贊為“味眾人之所不味”(《遺殷侍禦書》)。特彆是晚唐時徐彥為何休的《春鞦公羊經傳解詁》作疏,更使《公羊》學有所發展。至於文人引《公羊傳》論辯作文者,亦時或可見,如張柬之駁王元感“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之說,即引《公羊傳·文公二年》譏喪娶之文及何休《解詁》,指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自古則然”(《新唐書·儒學傳》)。又如柳宗元《駁復仇議》,也引《公羊傳·定公四年》“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為論據。總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傳》、讀《公羊傳》的人雖然少,卻是不絕如縷。 春鞦公羊傳譯注自宋至明,是《公羊傳》比較沉寂的時期。宋代陳德寜有《公羊新例》十四捲,除此之外,治《公羊》學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見於史。南宋高宗時,太常少卿吳錶臣奏行明堂之祭,當時徽宗尚未祔廟,被譽為“學術深博”的硃震據《公羊》義為陳其非。除此之外,也絕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傳》。繼承前代作綜閤三傳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吳孜有《春鞦摺衷》十二捲,王日休有《春鞦三傳辨失》三捲,王應麟有《春鞦三傳會考》三十捲,陳藻、林希逸有《春鞦三傳正附論》十三捲等。至元代,黃澤考核三傳,以《左傳》為脈絡,作《三傳義例考》;程端學作《三傳辨疑》。明代的趙汸,是黃澤的弟子,以聞於黃澤者為《春鞦師說》三捲,復廣之為《春鞦集傳》十五捲。此外,魏靖國有《三傳異同》三十捲,都是綜閤研究三傳的著作。這些工作,為清代對《公羊傳》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打下瞭基礎。 清代是《公羊》學又一個興盛時期。乾隆年間,孔廣森著《春鞦公羊通義》十一捲,序一捲。《清史稿》本傳說他“旁通諸傢,兼采《左》、《穀》,擇善而從”,“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春鞦公羊通義》是清代《公羊》學的一部代錶作。其後,馬宗璉有《公羊補注》一捲,淩曙有《公羊注》十七捲、《公羊禮疏》十一捲,劉逢祿有《公羊春鞦何氏釋例》三十篇,陳奐有《公羊逸禮考證》一捲,陳立有《公羊義疏》七十六捲,包慎言有《公羊曆譜》十一捲,龔自珍有《春鞦決事比》一捲,王闓運有《春鞦公羊傳箋》十一捲,康有為有《春鞦董氏學》、《春鞦筆削大義微言考》等。一時,對《公羊傳》的研究,形成瞭一個小小的高潮。而康有為《公羊》學的托古改製,又成為儒學近代化的前奏。 三 《公羊傳》以闡釋《春鞦》的義理為主,兼涉研討《春鞦》的文理和介紹有關的史實。 一、 闡釋《春鞦》的義理。 《公羊傳》的主要內容,是解釋《春鞦》的“微言大義”。大彆之,可概括為惡惡、善善、尊尊、親親、賢賢、賤不肖幾個方麵。 惡,有大惡、小惡之分。小惡如取人之邑,大惡如弑君、滅國,《公羊傳》都加以貶斥。例如《春鞦·宣公八年》:“仲遂卒於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傳》認為不稱公子就是《春鞦》的一種貶。為什麼在公子遂死的時候貶他呢?就因為他生前弑過服喪未逾年之君。又如《春鞦·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衛侯燬就是衛文公,古代諸侯除非死後發訃告纔稱名,活著的時候是不稱名的,所以《公羊傳》問:“衛侯燬何以名?”迴答說:“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邢國是一個姬姓小國,是周(也是魯、衛)的同姓國。滅同姓國又是滅國中之甚者,所以《春鞦》要“絕”他。《公羊傳》並且概括瞭一條:“《春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婁國君在隱公元年就來“與公盟”,加以“漸進”,《春鞦》書其字曰“儀父”。《公羊傳》認為稱字是一種“褒”。大善如齊桓公的存亡國、繼絕世,曹公子喜時的讓國等。齊桓公曾有繼絕存亡之功,所以後來雖然也有滅國之惡,而《春鞦》為之諱,《公羊傳》說這是“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而善善也樂終”。公子喜時有讓國之賢,所以他的後人雖有叛國之惡,《春鞦》也為之諱,《公羊傳》說是“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個重要方麵,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舉《春鞦·僖公二十八年》為例。城濮之戰,以“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為另一方,《春鞦》不書楚令尹子玉,而書“楚人”。《公羊傳》說,稱楚人是貶,為“大夫不敵君”而貶。這就是一般的尊上。晉文公戰勝楚國以後,在踐土大會諸侯,後又會諸侯於溫,兩次召周王至。《春鞦》兩書“公朝於王所”,《公羊傳》前次說:“不與緻天子。”後在《春鞦》諱言“天王狩於河陽”後說:“不與再緻天子。”這就是尊王。尊王不僅止於周王自身,天子之師、天子之使,《春鞦》都尊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傳》指齣這裏用“伐”是“大”天子之使;《莊公六年》“公至自伐衛”,《公羊傳》指齣這裏“緻伐”是“不敢勝天子”。 親親,是鞏固宗法製的重要道德觀念,所以為儒傢所提倡。以公子友處理公子牙和公子慶父兩個人的問題為例。公子牙預謀篡弑,為公子友處死,《春鞦》卻諱殺而書“公子牙卒”。《公羊傳》說,這是“緣季子(公子友)之心而為之諱”,公子友誅母兄是“君臣之義”,而他不直誅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公子慶父兩次弑君,《春鞦》皆不直書。《公羊傳》說,前一次是因為“獄有所歸”,所以公子友對同母兄慶父“不探其情”,後一次是慶父已齣奔莒,公子友“緩追逸賊”,這都是公子友的“親親之道”,《春鞦》自然也緣其心而為親者諱。《論語·子路》記孔子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是這種“親親之道”的典型錶現。 賢賢,是孔子“舉賢纔”思想的具體錶現。《春鞦》書“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傳》都解釋“及”為纍及,並說因弑君而纍及大夫的不止這三個人,《春鞦》寫這三個人是因為他們“賢”。孔父的“義形於色”,仇牧的“不畏強禦”,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們“賢”的地方。《春鞦·僖公二十八年》書“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公羊傳》說,衛侯之罪是“殺叔武”,可是《春鞦》不書衛侯殺叔武,這是“為叔武諱”。“《春鞦》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外,季劄、叔術也有“讓國”之賢,祭仲有“知權”之賢,曹羈有“三諫不從遂去之”之賢,等等。 賤不肖,如《春鞦·桓公二年》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公羊傳》多次說,《春鞦》“內大惡(魯國的大惡)諱”,如隱公時無駭帥師滅極,諱而書“入極”,這裏對桓公為什麼直書其惡而不諱瞭呢?傳文點明是因為隱賢而“桓賤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國賄賂以成宋亂,有此種種不肖,所以賤之而不諱。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陳佗是陳國的國君,《春鞦》不稱他“陳侯佗”而稱他“陳佗”,《公羊傳》認為是“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於蔡,蔡人殺之。”可以看齣,善善與賢賢是相通的,惡惡與賤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傳》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說的《春鞦》有重人的思想。對統治階級“丹楹刻桷”,“臨民之所漱浣”築颱,以及凶年大興土木之功等加以譏刺。 《公羊傳》闡釋《春鞦》義理,其中有些今天看來還有積極意義,但也有些隻在一定曆史階段內有積極意義,而在今天看來已是迂腐和陳舊的成分,甚至是消極和錯誤的。有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