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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变迁的经典之作，它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目录

图表目录／005
致　谢／009
凡　例／011
唐代中国地图／013

绪论／015
　　中古精英的转型／017
　　作为一种史料的墓志／028
第一章　中古中国的官僚贵族／042
　　家族列表和大族分类／044
　　中古世族的人口膨胀／050
　　大族后裔的地理分布／059
　　官僚化的门阀世族／076
　　小结／080
第二章　权力的地理／084
　　定位精英／086
　　京城精英／095
　　地方上的国家精英／102
　　其他精英迁徙路径／111
　　结语／118
第三章　京城精英的婚姻网络／120
　　重构父子链／121
　　定位父子链／126
　　晚唐政治精英的地理分布与规模／131
　　京城社会景观／135
　　婚姻网络与社会资本／143
　　结语／155
第四章　晚唐藩镇／160
　　晚唐藩镇体系和河北独立藩镇／163
　　宪宗中兴之后的再度中央化／169
　　唐朝政治专制与藩镇／174
　　藩镇幕府中的社会流动／184
　　藩镇文化／192
　　小结／198
第五章　黄巢和中古大族的衰亡／200
　　黄巢治下的长安／204
　　洛阳和地方的毁灭／217
　　唐代精英的消亡／229
　　幸存者与新兴权力结构／242

结　语／245
附录A　配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253
附录B　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总量／258
附录C　九世纪出土墓志的来源／260
参考文献／262
人名索引／283
综合索引／300
译后记／317


图表目录
图0-1　李皋（733～792）墓志的拓片／031
表1-1　不在现存郡望列表中的44个主要大族统计表／049
表1-2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身份频率表／051
表1-3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属性的相关声望统计表／053
表1-4　居住于族源地对应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区域）统计表／062
图1-1　来自四个州的表示精英族源的郡望地点分布图／064
表1-5　居住于与族源地在同一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州）统计表／067
表1-6　长江下游本土和外来家族居于核心区或边缘区对比表／069
表2-1　个人死于所葬之州或藩镇（分区域）的比例统计表（800～880）／091
表2-2　葬于两京地区的个人去世地点统计表（800～880）／092
表2-3　中国不同地区墓志文本长度统计表／097
表2-4　精英之间家族仕宦传统（分区域）统计表（800～880）／098
表2-5　中央与地方精英仕宦程度（分区域）统计表（800～880）／099
图2-1　洛阳或长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布图／103
图2-2　拥有国家祖先的个人在地方葬地分布图／106
图3-1　部分父子链成员的葬地／129
图3-2　两支洛阳父子链的郊区葬地／130
表3-1　七十五支仕宦父子链的葬地分布／132
表3-2　京城（长安VS洛阳）精英的主要类型／133
表3-3　宰相家族子女葬地比例（分区域）／134
图3-3　晚唐精英家族婚姻网／136
图3-4　京城家族婚姻集群之构成／139
图3-5　长安城内精英居住模式／142
表3-4　基于父子链定居地与婚姻关系统计的九世纪高官／148
图4-1　两位九世纪幽州镇官员的任官迁转／167
图4-2　特定藩镇藩帅任命途径（分镇逐年）／175
图4-3　特定藩镇藩帅（文武）背景（分镇逐年）／176
图4-4　拥有仕宦家族史的藩帅（分镇逐年）／177
图4-5　居住于京城或与京城婚姻网络有联系的藩帅（分镇逐年）／178
表4-1　藩镇职官类型（分祖居地和职官层类）／190
图4-6　来自京城的州县官分布／193
图4-7　出仕家乡藩镇的州县官分布／194
图5-1　唐末五代初（875～920）北方中国（分镇逐年）统一进程／227
图5-2　唐末五代初（875～920）长江中下游（分镇逐年）统一进程／228
图5-3　两京地区和河北—河东地区出土墓志数量（每十年）／236
图5-4　两京地区出土墓志数量（分阶段）／237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238

前言/序言

致　　谢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我希望向我的博士导师韩明士（Robert Hymes）表示衷心的感谢！过去十年间，他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经久的鼓励，我由此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得以向更早的时段拓展，方有本书问世。在求学期间，我也有幸参与了其他老师所开设的研习班，这在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对此我十分感激。他们是：韩文彬（Robert Harrist）、李峰、柯马丁（Martin Kern）、宁爱莲（Ellen Neskar）、Richard Bulliet、张希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Hal Kahn、韩森（Valerie Hansen）、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另外要感谢史乐民（Paul Smith）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也要感谢包弼德（Peter Bol），他在过去数年的研讨会上对我宣读的论文进行评议，并引导我们使用GIS和人物群体分析。
我能够在中国从事研究，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游学奖学金（Columbia University Traveling Fellowship）的资助和富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研究海外项目（Fulbright-Hays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search Abroad Program）的支持。我也在盖蒂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和斯坦福大学“人文入门”项目访问了一年。感谢所有帮我顺利得到这些奖学金的人，特别是Charles Salas和Ellen Woods的帮助。我也要感谢给我提供机会接近研究材料的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李举纲，上海博物馆李朝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孟繁峰，以及常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内诸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撰写此书期间，我也受益于与诸多朋友的交流，他们是：Miranda Brown、丁爱博（Albert Dien）、黄义军、叶娃（Ye Wa）、Tim Davis、Alex Cook、Linda Feng、穆拉尼（Tom Mullaney）、Brian Vivier、邓百安（Anthony DeBlasi）、陆扬、朱隽琪（Jessry Choo）、张聪、李苏姬（Sukhee Lee）、Lewis Mayo、张天虹和饭山知保。当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之后，我有幸与许多同事展开深入的讨论，他们的意见精彩而富于启迪，尤其在Lomas Cantadas（又名El Toyonal！），许多对话有时候甚至相当激烈。特别感谢姜士彬（David Johnson）和Geoffrey Koziol对我书稿详细的评议，以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编辑Kristen Wanner的细致工作。数年来，我也得到了来自荣新江、李鸿宾、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柳立言、陈弱水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无偿帮助。从农民成为文化地理学家的刘侃，用她那独特的视角为我提供帮助。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亲谭旋（Timothy Tackett），他最早启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二十年前关于法国一个省的档案），也一直是我持续动力的来源，并对我写作此书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

谭　凯


凡　　例

1.本研究所用到的主要史料包括大量墓志和其他与丧葬有关的传记。书后所附人名索引提供了与本书中所有人物相关的墓志编号。在正文（不包括脚注）中，一个人名后所标的星号（﹡）表明此人有相关石刻信息存在。若要全部的引用信息，读者可以从人名索引中得到墓志编号，并查到全部的微软Access数据库（或链接到微软Excel表格）。若需下载操作指南，可参考附录A。
2.本研究主要统计所用原始数据都可以在附属的Access数据库中查到。附录A对此数据库有所介绍。它包含了比人名索引中提及的多得多的墓志（超过3000方）和人物（超过30000人）。对主要（并非全部）人物所进行的统计都能在数据库中找到，即通过Access导航界面中的“查询”（queries）窗口。这些统计已经被清晰地标注，比如表1.1的内容能够通过查询“Fig 1 1 Forty-four excluded eminent clans”得到呈现。另有一些脚注指向数据库中其他的查询，比如第一章第14个脚注，需要读者在数据库中查询“Fig 1 note14 9th c choronyms”，同样能够在导航界面中找到。
3.本书年代使用西方历法，以减少混乱。每一个中国年份都转换为相应的公历年份，即便中历新年比公历新年要晚几周。因此，在本书中的时间若标为一个年份的十二月，实际上在公历而言，已经到了下一个年份的一月或二月。
4.在关于中国的地图中，海岸线（不包括上海和渤海之间的部分）、河流（不包括黄河下游）和大部分东南县城以及一部分其他地区县城的经纬度，都取自第四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燕京学社，2007年1月）。一些增加的县城经纬度来自马瑞诗（Ruth Mostern）和Elijah Meeks制作的“宋代中国电子方志系统”（Digital Gazetteer of Song Dynasty China, v.1.1, 2010）。剩下的大部分地理信息，包括唐代海岸线和河流方向，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卷相一致。下一页的地图呈现了九世纪唐王朝实际可以控制的大致疆域。当然，唐政权实际上并未如此清晰地划定其疆界。把唐代中国的疆域放入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之中，主要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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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说，老板你实在是太好了。 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本人对此卖家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永不变心。交易成功后，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自古英雄出少年，卖家年纪轻轻，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今，沧海桑田5000年，神州平地一声雷，飞沙走石，大雾迷天，朦胧中，只见顶天立地一**立于天地间，花见花开，人见人爱，这人英雄手持双斧，二目如电，一斧下去，混沌初开，二斧下去，女娲造人，三斧下去，小生倾倒。**，实乃国之幸也，民之福，人之初也，怎不叫人喜极而泣 .......看着交易成功，我竟产生出一种**——啊，这么好的卖家，如果将来我再也遇不到了，那我该怎么办？直到我毫不犹豫地把卖家的店收藏了，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静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卖家，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心血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牺牲小我，奉献大我。我要以此评价奉献给世人赏阅，我要给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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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货商品，原来的外封封底有不太显眼的损坏，撕去外包装才发现。其实一般内页不影响阅读都不会想着换货，但甲骨文的书胜在颜值，加上作者和译者的简介都在外封上，而且这本书偏论文范，原本也有电子版，买来更多是收藏，试探问了一下客服可以换就换了，还是第一次在京东换货，没想到是换一本书，真的很方便，所以五星给京东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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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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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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